--- 记载于《艰难的奉献》一书中的杜春沂

杜春沂在50年代拍摄于成都

（发表于《杜心源纪念文集--艰难的奉献》一书）

杜春沂，字仙洲，五台县五级村人，1888年生于五级村酒房巷。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一连毕业。曾任第18集团军第66师师长（直属）、第7集团军第66军军长、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兼第6集团军第83军军长、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等职。1937年11月15日授陆军中将。

杜春沂这位从五级村走出来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身经百战，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其一生经历和事迹，零星地散见于各种的文章中，迄今为止尚未搜索到专门讲述杜春沂的文章。惊鸿一瞥，发现杜春沂的一些雪泥鸿爪；即便不能“以一斑而见全豹”，但也足以让人惊叹不已。

以下关于杜春沂的内容均是摘录于《杜心源纪念文集--艰难的奉献》一书。

（1）第三章 红色教师：《化险为夷》

父亲长期在山西从事地下工作，从未被捕过，因此很多人都认为父亲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但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虽然各方面都很谨慎，但最要命的是他只要一站上讲台，就会忘记危险，公开宣传进步思想。如果没有杜春沂的掩护，以及吴紹之、张隽轩的关系，父亲的头都不知被阎锡山砍过几回了。杜春沂和父亲是堂兄弟，据家谱记载，他们都是杜氏西股十三代爷爷的嫡孙，同属春字辈。杜春沂的父亲和爷爷哥俩关系很好，经常往来，于是爷爷就委托杜春沂照顾在太原工作的父亲。

杜春沂于1916年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在晋绥军中历任排连营团长。自1926年起任太原警卫旅旅长，负责阎锡山和太原市的警卫工作，深得阎锡山的信任。中原混战时，阎锡山特别派杜春沂亲自坐镇，负责看守被软甲在五台县大建安村的冯玉祥将军。

父亲在太原的教学活动引起了太原市警察局的怀疑，他们准备抓捕父亲，但又碍于杜春沂的关系，于是警察局长找到杜春沂通报情况说，你那个堂弟，在学校简直就是公开宣传赤化，很像共产党。杜春沂为父亲辩解说，共产党是搞地下工作的，现在哪有共产党敢公开宣传赤化？他就是一个教书的，学生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也无非就是为了保住饭碗，这也是迫于生计，你们不要太过认真了。杜春沂还对警察局长说，你看他的太太，不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教师吗？什么都不参与。杜心源要是共产党，他太太肯定也应该是共产党。就这样，杜春沂好几次把警察局长搪塞过去了。杜春沂帮助父亲三次安然脱险，还曾帮助父亲藏匿过进步书刊和党的秘密文件。并给父亲传递过警察局要秘密搜查成中的消息，使父亲和成中有了准备的时间。杜春沂也曾帮助掩护过其他共产党人。

有一次警察局避开杜春沂准备秘密传讯父亲，安排在父亲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下手。可杜春沂还是事前得到消息，在他的干预下，警察局的阴谋没有得逞。1936年春，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教育厅稽查处询问学校的有关事宜。父亲很有经验，预感到了什么，就告知了刘墉如可能有不测。果不其然，父亲被太原警备司令部秘密传讯。原因是父亲介绍了一个成中学生到家乡教书，党员身份被暴露，被捕后供出是父亲介绍去的。父亲一口咬死不知其是共产党，只是帮助学生找工作。后经杜春沂和吴绍之疏通关系，父亲才安全脱身。那时，警察局经常采用这种手段，使被传讯的人毫无防备，一是可能搜出一些“赤色”证据；二是突击审讯可能会使被传讯人露出破绽；三审经不住诱惑的叛变者，失踪几小时后又回到组织，不容易被地下党识别；四是制造谣言，使用挑拨离间之计，使地下党组织怀疑被传讯的人。阎锡山这一手的确很阴险。

父亲说为保护成中这个地下党的阵地，张隽轩做了大量工作，自己也受到过张隽轩的掩护。张隽轩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他把父亲引进了党组织的大门，使父亲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张隽轩利用他是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和私人秘书这个特殊身份，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隐蔽战线默默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抗战初期，张隽轩设法将一批共产党员通过阎锡山任命到二十多个县当县长，使党掌握了基层抗日政权。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张隽轩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将这一绝密消息及时报告了党组织，为保存和挽救我党我军在山西的有生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他却在党内历次运动中饱受磨难冤屈，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令父母亲非常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张隽轩任山西省政协党组书记等职务。1982年夏天，父亲去看望张隽轩，那时党组织还未给他作出公正的结论。两位老人历经艰难曲折，阔别几十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他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名。

（2）第四章 掌控民大：《承蒙错爱》

1938年1月下旬，程子华派车把父亲送到临汾城外的土门，带着程子华亲笔写的组织介绍信，父亲只身进了临汾城。由于不了解临汾的情况，也不了解自己调动工作的内幕，又不能暴露身份，父亲没有贸然去刘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方局，也没有去“牺盟会”总部，而是先住到了堂兄杜春沂任师长的六十六师师部。杜春沂了解情况后告诉父亲：“是梁化之调你到民大工作的。民大由阎锡山亲自兼任校长，梁化之任校办公厅主任，学校大权由梁化之掌握，人员关系比较复杂。”父亲终于弄清楚了调动工作的情况，父亲预感到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又会与阎锡山有一番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梁化之是父亲川至中学的校友，父亲太了解他了如果没有拜会他就去接触其他人，梁化之会起疑心的。所以在弄清情况前，父亲哪里也没有去。听了杜春沂的介绍后，父亲特意请杜春沂陪同去拜会了梁化之。

见面后，大家寒暄了几句，梁化之就对父亲说：“我从赵宗复那里得知你已离开师生游击队到‘动委会’工作了，就向阎会长（阎锡山）推荐你任政治处主任，阎会长很快就批准了，民大主要干部道德任用都是阎会长亲自过问的。”

梁化之推荐父亲担任民大政治处主任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父亲符合阎锡山的用人标准，是阎的五台老乡，有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在阎优先录用之列；其次，父亲又是梁化之在川至中学的校友，有同窗之谊，梁化之对他的这位校友在教学经验和管理能力上也很认同；最后，父亲的堂兄杜春沂深受阎的信任，并手握兵权，梁与他也很熟悉。方方面面的原因，使梁化之推荐了父亲，想利用父亲占据政治处主任这个位置，完全控制民大，为他自己培养弟媳。

在一次闲谈中，民大的一位政治工作员问父亲：“听说你到民大任职，是阎锡山钦定的？”父亲笑着说：“我也是奈何不了梁化之，阎锡山对我也是错爱。”

（3）第四章 掌控民大：《临危受命》

乡宁县、吉县一带是杜春沂的六十六师驻防区，那时路口都设有关卡，没有通行证是无法通过的。父亲带着队伍行军途中，得到杜春沂很多帮助，他不仅为民大师生一路提供方便，并且及时提供日伪军的情报，使父亲对整个局势有所了解。

（4）第四章 掌控民大：《奔赴延安》

两位战友互道珍重，握手告别，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时形势严峻危急，真担心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同时，父亲也从杜春沂那里得到一些消息：阎锡山在调兵遣将，恳会有行动。父亲开始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当时二伯在宜川五里坪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工作，他悄悄寻找到一条通往延安的小路，父亲随时都可以从那条小路转移去延安。

毛泽东接见父亲后不几日，中统部副部长南汉宸要父亲给杜春沂写一封信，请杜春沂利用他在旧派晋军中的关系左工作，提议新旧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在信中说，消灭新军是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阎长官在山西的生存，还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父亲告诉杜春沂千万不要参与反新军的活动，否则会背上破坏抗战的骂名。在信中父亲还说：“大哥已年近五十，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军人，保持抗日将士的晚节告老还乡才好。”同时，要杜春沂尽一切努力保证与阎锡山谈判的八路军代表王若飞、萧劲光的安全。 这封信经南汉宸审查后，交八路军驻秋林办事处王世英主任转交给杜春沂。

（5）第七章 主管文教：《 严于律己》

母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常常对我们说，堂大伯杜春沂对父亲有救命之恩。由于不善交际，在文革前，母亲从不随父亲串门子。可杜春沂家，则常常是母亲催促父亲一起去看望。1936年，山西进步人士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推举阎锡山任会长。十九个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十二人，杜春沂是阎锡山安排进执委中的两个亲信之一，“牺盟会”实际上是被共产党控制的统战组织。杜春沂在“牺盟会”主要是协助薄一波主管军官教导团、军政干部训练团的军事训练工作，并兼任军政干部训练团团长。“七七”事变后，干部训练图改为决死队第一纵队，成为我党的一支武装力量，同时杜春沂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部队安排了党员和进步青年做政工干部。后来杜春沂对阎锡山的假抗日彻底失望，1941年离开了阎锡山，脱离了国民党军界，来的成都定居。曾任“牺盟会”执行委员的中共党员刘岱峰（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杜春沂证明这段历史时写道：“日寇侵入察哈尔后，他是山西旧人物中主张抗战较积极的一个。”“在山西统一战线未破裂时期，他大体上和我们合作较好，对我们有过帮助，杜春沂本人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正是因为杜春沂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他被安排在川西行署参事室任参事，协助水利厅工作。1965年春，堂大伯随大女儿夫妇定居天津，中央统战部还专门给天津市委统战部发函，请准予其户口落入天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