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

秦孝公嬴渠梁继位后，深刻的体会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决心靠改革强国，因此痛下求贤令，引进人才，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让他扛起改革强国的大旗，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可以大致总结为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统一度量衡，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经过商鞅两次大刀阔斧的变法后，秦国生产力和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军队的兵力及战斗力大大提升，促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

社会背景及积极作用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过度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经济方面：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兴修水利和提水工具，使得大片荒地被开垦。而一些奴隶主也在这个时期将开垦的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并出租，转型成为封建地主，而为封建地主种地的人转型成农民，由此形成了地主和农民的两大对立阶级。

政治方面：随着地主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他们将目标投向政治，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着手发展封建经济，其目的是建立和强化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各国开始掀起了浩浩荡荡变法热，例如魏国的李埋，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他们被称为是那个时代的“变法三剑客”。

军事方面：春秋时期，周氏王朝衰微，权威不在，已经无法能够控制当时的天下诸侯，有些实力强大的诸侯为了争夺天下，展开了激烈的争霸战争这也为之后的战国兼并统一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因此各国相继进行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

文化方面：在这个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浮现等待解决，因此会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其中法家学是以顺应时代进行变革,以法治国，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并成为了诸侯国变法思想武器。

秦国由于位处在远离中原文明的西陲边境，过着半游牧半封建的生活，社会以及经济的演进都比华夏文明要缓慢的多。当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农业社会时，秦人还离不开畜牧生活；当中原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农业时代时，秦人才开始接受农业的洗礼。

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礼俗的演化，都晚于山东六国。秦孝公即位后，他追思先王遗志，情怀激荡，为了增强秦国的实力，不被山东六国打压并在诸侯国中站稳，亲自拟就震古烁今的求贤令，开始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商鞅的变法经过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通过变法强国，虽然心潮澎湃，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秦国积弱，需要的是延续献公遗愿，进行彻底变革。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各种阻力和困难必须考虑周全，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变法成功，还需有变法之法，谋定而后动。因此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舌战群臣的著名辩论赛开始了。

变法代表商鞅侃侃而谈，调理清晰地阐述自己的变法蓝图。而反对变法代表甘龙、杜挚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等一系列说辞来反对商鞅，虽不占上风，但未必心服口服。商鞅通过吸取李埋和吴起的教训阐述先易后难，先经后政；适当时机一定要用制度固变法成果，防止因人而变。此为变法之法，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取得了变法的合法性。

在变法前，商鞅已经将变法的法令条款准备就绪，但考虑到秦国的风土人情，他没有及时公布，担心秦国的百姓不能完全的相信自己，因此就有了“徙木立信”的典故。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商鞅开始了秦国的第一次变法，起初商鞅认为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政策必定是和百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只要有利于民，就毋庸守旧例，只有百姓获得了利益，变法才能走的远。

遂颁布《垦草令》，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变革，《垦草令》把农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围绕荒地必开垦，粮食为纲，靠农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粮食是国家关键的战略物资，也是百姓生存之根本，民有利则戏，国有粮则稳的“农战”思想，为下一步变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法内容丰富。其一，重新梳理了秦国社会治理体系，“令民为什伍”，连坐而治。其二，继续解放并刺激生产力，以法令鼓励民众“分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其三，利出一孔，唯有农战可得富贵，推崇公战，严禁私斗。其四， “明尊卑爵秩等级”，既开辟普通民众的富贵之路，也动了宗室贵族的奶酪，原来的宗室贵族不能吃老本，如果没有军功，无法“显荣”。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兼上将军，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同年，商鞅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主要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户按人口征赋；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相比第一次变法，第二次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整合，真正的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力和主导权，一方面废除了原来的“分封诸侯，世系罔替”的“世卿世禄制”；另一方面加强了君主对地方的控制，郡县官员有国君任命、调任、升降，使君王的权力得以增加，为君主专制制度构建了制度框架。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结果及其影响

商鞅改革得罪了不少权贵，有人劝他全身而退，以免被人陷害，而他并没有听从。这些旧贵族们随时等待时机进行反击，公元前338年，不惑之年的秦孝公突然病逝，太子赢驷即位，即为秦惠文王。怀恨在新的贵族迅速行动起来，四处散布谣言，诬陷他谋反。商鞅被迫逃亡。

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在客店住宿，老板不认识他，说：“商鞅的法令规定客店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惩罚。”商鞅叹息道：“我现在算是知道我的法令不好的地方了。”他好不容易逃到魏国，但魏国不肯接受他。商鞅想逃到别的国家去，魏国人说：“商鞅是秦国的通缉犯，秦国那么强，我们不能得罪秦国。”他们把商鞅送回秦国。商鞅最后被秦国人车裂而死，但他实行的法令保留了下来，秦的国力日益增强。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经过商鞅变法后，秦国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促使秦国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天下人才汇集；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强盛。

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最先进的强国，为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商鞅主张法家思想，也成为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新法施行后，秦国治安大为改善，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百姓生活也日渐富足。十年之后，秦国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增。

最为关键的是，商鞅奖励军功的法令使得秦国人都勇于公战，畏惧私斗，为了获得功名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秦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又为秦军作战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从此以后，秦军所向披靡，成为一支无敌之兵，为统一中国打下基础。

总结

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商鞅“强秦之计”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大环境给商鞅变法提供了舞台，是“时势造英雄”。另外，商鞅变法的成功是由于商鞅思想的功利性和现实性，商鞅针对秦国的实际国情而采取的相应对策是有效的，商鞅变法的成功对秦国的政治发展和法家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又是“英雄造时势”。

商鞅之法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不当之处，但是商鞅所提倡的例如“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仪，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法律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很高价值。去粗取精地学习传统法律文化，不失为纪念这位法家悲情英雄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