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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17日，邓世昌和他的致远舰一起，沉在黄海的惊涛骇浪中。一百二十五年以来，北洋海军的耻辱一直为国人铭记，他也始终是中国海军的先驱和英雄。
邓世昌从一开始，就是北洋海军中的异类 。那年左宗棠在福建开办马尾船政学堂，一开始设想的生源是福建本地天资聪颖、粗通文字的贫寒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大背景下，这种以西学为主的军事技术学校，对于士子吸引力很小。后来不得不把招生范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
第一届被录取的第一名严宗光，就很有代表性。他家中世代为中医，但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而受传染、不治身亡，使得严宗光家道急骤中落。所以听说船政学堂衣食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时，便前往报名。
只是严宗光后来并没有像同学一样，成为一名海军将领，而是弃武从文、改名严复，翻译了著名的《天演论》。除了严复之外，还录取了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等几十人。这些不到十五岁的少年，后来都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为世人所知。
但邓世昌跟他们不同，他生于广东番禺的茶商之家，自小家境优越。幼年即被有远见的父亲送往上海进入教会学校就读，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去香港。从香港被船政学堂招入时，已经有一定英文基础，跟完全没接触过ABC的新生不同。
以优异成绩毕业后，邓世昌就开始在南洋水师中任职。或许是因为能力太出色而分身乏术，或许因为是外省人而不受核心圈层接纳，反正刘步蟾、林永升毕业后都被选送出国或留学，邓世昌却一直在国内历练。以致在后来的北洋海军管带（舰长）中，邓世昌成为唯一未曾出洋留学或实习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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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闽人为骨干的北洋水师中，邓世昌能被李鸿章赏识，靠的完全是真本领硬功夫。
1874年，邓世昌一毕业就被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大副），第二年就担任“海东云”炮舰管带。两年后，被升为“扬武”号的大副，而扬武是当时福建船政最大的军舰。1880年，邓世昌晋升为“飞霆”舰的管带。他在船政的晋升过程基本是一年一步，是非常耀眼的人物。
于是也在同年，开始为北洋水师储备人才的李鸿章，将邓世昌奏调到北洋，担任北洋“镇南”舰的管带。很快又派他到英国去接“扬威”巡洋舰，回国后直接任“扬威”的管带。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邓世昌率“扬威”直抵朝鲜仁川与日军对峙，后来被嘉奖封为“勃勇巴图鲁”。当33岁的邓世昌在北洋系中脱颖而出时，23岁的年青人袁世凯也在此次朝鲜一役中，开始登上近代历史舞台。
1887年，邓世昌再到英国接竣工下水的“致远”号巡洋舰，从此作为管带与致远舰生死与共。在回国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上岸休整时遇到一群中国难民，他们说被人“卖猪仔”骗过来打工，结果一分工钱不给，现在身无分文。好容易看到一艘挂着龙旗的军舰来，希望能带他们回国。
邓世昌拍板：雇这些人给致远舰烧锅炉，以这个名义带回国去。最终既没有违反军规，在人情上也皆大欢喜。邓世昌敢作敢为的个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走到南中国海时遭遇台风，当时发着高烧的邓世昌，在驾驶台亲自掌舵横穿台风。两天两夜，硬是发着烧把船开出了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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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成立。当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李鸿章的淮军旧部，嫡系中的嫡系。而自丁汝昌以下，“镇远”号管带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为右翼总兵，而邓世昌为中军中营副将，是北洋海军中的第四号实权人物。
在派系斗争几乎无所不在的中国，邓世昌并没有多少选择。林泰曾的祖父跟林则徐是兄弟，而沈葆桢又是他的姑丈，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所以一路平步青云。而闽系的其他将领，都以刘步蟾马首是瞻。丁汝昌要借助外系将领来制约闽系势力，就只能倚重其中的佼佼者邓世昌。
李鸿章驾驭北洋海军将领，用的手段是名利。1886年，北洋海军在长崎驻扎时上岸嫖妓，引发激烈冲突。李鸿章说：“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
但邓世昌却跟一般的海军将领不同。他平时“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不赌博、不看戏、没事不上岸游冶，实在跟同僚的举止显得格格不入，也就更容易招来嫉恨。甲午战前，闽系圈子排挤非闽系的矛盾已基本公开化了，邓世昌被控告“鞭挞水兵致死”，刘步蟾力主追查到底，后来是丁汝昌以不见尸体为由才压了下去。
何况腐败的晚清，本来难以产生洁白的海军。每当海洋封冻、例巡南洋时，官兵都在香港大肆嫖赌。北洋海军不仅用军舰载客跑运输挣私钱，甚至利用军舰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南洋海军在上海买煤，账上记买一百吨，实际只领二三十吨，差额都进了管带的腰包，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地席丰履厚起来”。南洋海军如此，北洋海军也何能避免？
就是这样的北洋海军，1894年在黄海上迎来了把国运赌上这一战的日本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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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此时中方旗舰“定远”号首先发出了第一炮，揭开了甲午黄海海战的序幕。悲哀的是，这一炮的后坐力竟使脆弱失修的舰桥当场震坍，主帅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之后日舰开炮，摧毁了“定远”的信号装置，使中方一开始便失去了统一指挥、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中。
更关键的是，北洋海军的军舰建造时间晚于日舰。“致远”舰航速18节，已是当时中国舰队中最快的舰艇，但在日军舰队中仅算中等航速。日舰利用机动性和速射优势，不断攻击北洋舰队。“致远”遭遇炮击之下，水密门隔舱的橡皮因年久失效，无法起到防堵海水贯通全舰的作用，最终使得舰体入水过多，沉没已不可避免。
邓世昌知道势将无幸，鼓励全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其所以报国也！”
在冲向日舰试图与其同归于尽之前，“致远”号船头首先入水，接着船尾翘起露出尾部的螺旋桨，最终在海面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漩涡。自邓世昌以下，全舰二百多名官兵最后仅七人幸存。邓世昌本有机会获救，但他拒绝被救——舰在人在，舰亡人亡。
相比邓世昌，林泰曾躲在指挥塔里不敢迎战，舰身中一炮他就惊叫一声；“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眼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临阵脱逃；“经远”号管带林永升被炮弹击中，以身殉国。最终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损失五艘军舰，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日本海军死伤官兵三百余人，舰艇无一被北洋海军击沉。失去制海权之后，清军在陆上也节节败退，最终导致整场甲午战争的全面溃败。
战场上的胜败，最终决定于交战国双方的综合国力。在这场彼此赌上国运的海战中，邓世昌所在的一方，胜算实在不高。
但邓世昌用他的死，证明了中国的不屈。公元1189年，南宋词人辛弃疾写道：“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放眼历史，自古胜败其实常事，唯有不惧危难以死报国的英雄，中国才不会亡。他牺牲后李鸿章也感叹，“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五年前，“致远”舰在丹东海域被发现。它既是国耻的见证，也是邓世昌和捐躯将士们的无上光荣。“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一百二十五年来，跟甲午海战一样，邓世昌也从未被忘记。只是希望下次海战，仍有“到死心如铁”的英雄男儿，却不再有“无力回天”的邓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