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只有他能拍出来

“他和别人都不太一样,他有着一种少有的世界观,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这种观念。”

——姜文

黄建新可能是最低调的第五代导演了。

他的《脸对脸,背靠背》豆瓣评分9.4,该片的主演是相声演员牛振华,得到了东京影帝。

他的先锋三部曲《黑炮事件》《错位》《轮回》没有一部低于7分,城市三部曲《站直了 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 绿灯行》每一部都在豆瓣7.8分以上。

而当中国电影工业慢慢迈进“制片人中心制”之时,他已然是中国影坛最成功且最忙碌的监制。

他不像他的同龄人,六点会自然醒。他要睡到早上九点,才开始新的一天。黄建新从小就没有午睡的习惯,已经65岁的他,并没有感到衰老的迫近。

或许这和他从小从军的经历有关。

跟许多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一样,黄建新也有一段行伍的日子。黄建新曾是甘肃第五航空学校的地勤人员。每一架飞机落地时,会有四名地勤人员拿着钳子和测量仪,负责例行检查。黄建新是其中的一个,这一干就是六年。

更多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工人。生活是简单又有些枯燥的,好在有电影,而且是外人看不到的“内参电影”。作为士兵的黄建新和他的战友要想看这些特供片,得从暖气管道里爬进去,跑到银幕后面,看着头直晕,但是觉得电影特别神奇。

就这样,他和电影结下了缘。

复员后,学过照相的黄建新被分配到一家报纸当摄影记者。在那家报社,他发现了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黄建新就用这台机器,拍摄了许多跟报社有关的宣传片。

毕业后,他从西北大学去了西影厂,开始真正的接触电影制作。

当时黄建新主要是对各地的稿件进行斟校,热情极高的他还给投稿人回信。这期间,他还在吴天明的成名作《没有航标的河流》中担任过场记。

在吴天明的推荐下,黄建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办的导演进修班。

他的同学有韩三平,和执导过《渴望》的鲁晓威。

在电影学院的学习,让黄建新的视野一下子得到了质的拓展,为了学习他什么片子都看。而更多的时候,这批大龄学生和老师勾肩搭背打成一片。课堂上,仅有的八个同学将老师围坐在中间,该喝茶的喝茶,该抽烟的抽烟。

北京北二环外的小西天,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所在地。当年黄建新和他的同学们也是那儿的常客。他们从北电的原校址朱辛庄,坐345路车到德胜门,再换12路,到小西天看片,同时还发现附近的北师大有一个实验餐厅,饭很好吃,很便宜。大家就凑了一个基金,归一个人管,每次看电影前就在那“改善一顿”,从那儿再走到资料馆去享受精神食粮。

黄建新就这么享受着平淡但充实的日子,直到1985年,他的《黑炮事件》上映。

《黑炮事件》播出就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中国影坛,他调侃着社会中的种种无奈,这部类似“毕业论文”的影片一经播放,就让男主角刘子枫夺得金鸡影帝。

九年后,一部《脸对脸,背靠背》让牛建华这个相声演员获得了东京影帝。

有趣的是,《背靠背,脸对脸》原本有十三本的长度,当时交给了一个荷兰公司做全球推广,一年以后拷贝送回来,只剩下十二本,获得的奖项却仍然不少,提起这件事,黄建新露出自信的笑容,“只有十二本还得了奖,这事很逗。”

黄建新的城市电影,没有霓虹闪烁,没有灯火酒绿,有的只是隔音不好的筒子楼,脏话、恭维话齐鸣的庭院,热情过分并随时准备翻脸的左邻右舍。

这和他担任监制时,两极分化的口碑截然不同。

黄建新最早做监制的经历是在1994年,台湾的《飞天》剧组找他担任内地监制,拍着拍着,剧组就没钱了,他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剧组,连借条都没打。

到了1998年,黄建新从西影调到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当艺术总监。一年后,合拍公司将制片部门与中影集团合并成立了第四制片公司。2001开始,黄建新暂别导演职业,他做起了行政,负责管理中国电影集团的第四制作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学习电影的工业制作。

他的监制身份在业内已相当醒目,像冯小刚的《大腕》、孙周的《周渔的火车》、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都由他监制。而他感触最为良多的,是与美国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合作的《杀死比尔》。和昆汀的合作让黄建新清晰地感受到电影工业体系的无比重要性,他坚信工业不会对艺术进行抹杀,在他看来,要有300亿票房以上的规模才能建立工业体系。

之后,黄建新辞掉了一些职务,越来越多地投入监制工作。

冯小刚说,中国有两个最好的监制,一个是陈国富,一个是黄建新。

在黄建新频频做监制的这十余年里,他当导演的机会不多,且再未执导讽刺喜剧佳作,一改当年的叛逆张扬。一些怀念他早期作品的评论者,看到他和韩三平合导的《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后,批评他:

“一开始很会拍电影,不迎合别人,到2000年之后开始迎合与改变。”

面对这种批评,他不以为然,“如果我拍的东西,都弱于我前头拍的,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建国大业》从开拍到上映只有7个多月的时间,当时还在筹备《十月围城》的黄建新接到韩三平的电话便赶来支持。《建党伟业》两年的制作周期,30多家出品单位,近千名工作人员,很多演员在同期拍摄的十几部电影中担任主角。在最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黄建新的母亲突然病逝,在重症监护室他利用医生允许的琐碎时间与韩三平及剧组通电话,继续指导电影的制作。距离上映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他又戴孝返回剧组,最终保证了影片如期上映。

在拍摄即将上映的《决胜时刻》时,影片整个拍摄周期81天,除去多地转场,实际的拍摄时间只有67天。《决胜时刻》的拍摄计划做出来,满打满算只有三天的纠错时间,“后来编剧何冀平的第一稿剧本出来,迅速点燃了整个创作团队。”黄建新说,“创作欲望被点燃的瞬间,我觉得这部戏行了。”

黄建新惯用的“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塑造和事件表达,创新的艺术化呈现成为改编过程中的重点,亦是这部献礼电影的最大特色。他说:“我们看了全世界比较好的传记电影,发现这些传记片比如《国王的演讲》,写的就是他怎么克服结巴,这些琐事有冲淡历史大背景吗?一点都没有,这反而是他的魅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小见大。”

此次创作《决胜时刻》,其实也是站在主旋律电影现有发展基础上进行的再次升级,尽管方式方法有变化,但创作的核心理念其实依然不变。因为主旋律电影就是符合90%以上人群价值观的电影。

在黄建新看来:“以前大家老觉得不好看,不是主流电影的问题,是电影拍得不好的问题。

从《黑炮事件》到《决胜时刻》,对黄建新个人而言,他从杯水之间转向了天翻地覆,目光从“凡夫俗子”身上转向了挥斥方遒的历史巨人。这一次的“华丽转身”,让他看到了未来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文章来源:《大众电影》《当代电影》《时光网》《凤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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