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于明末进入中国时带来了许多时人眼里的奇珍异玩，自鸣钟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入清之后，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故宫藏有数量巨大、精美绝伦的各类钟表，现代读者们也能通过流传的内务府修造记录和传教士的记载了解到西洋钟表在宫中的泛滥。也许是皇宫库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过于光彩夺目，加之雍正朝开始厉行禁教，传教士们的活动被限制在了京城及周边很小的区域，很多人自然而然就觉得西洋钟表这种宝贝只是皇帝的禁脔，其他人难以染指。

十六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批将西洋自鸣钟带入中国的人之一

然而，事实是清代的西洋钟表同样流行于其他地区和阶层，这方面的例子散见于许许多多皇宫之外的史料或实物里。因为，与钟表相关的修理技术早就从传教士手中流出，在民间形成了相应的产业，就连宫中的许多修造钟表的匠人都是从地方上招募的国人。而且，沿海关口一直保持着与外洋的贸易，修造需要的零件或者成品都能顺利进口。因此，即便西洋钟表远不如近现代那样在国内普及，也绝非是被关在皇宫中仅供皇帝及其近人赏玩的珍稀物品。

明末第一批接触到西洋钟的人群就是官员，它们先是获得了后者的青睐，才得以进入宫中。对于西洋钟表，入清以后的官员们也表现出了不亚于皇帝的喜爱之情。四大海关的贸易，尤其是广东海关和福建海关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很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官员不但会在贸易过程中直接要求中外商人赠送钟表，还会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利用行商的金钱去购买，有的贡物的确送入了皇宫，也有相当部分被中饱私囊。

极度热爱西洋钟表的乾隆皇帝，在晚年居然要求官员节俭，不得再行进贡钟表

在清代的朝堂之上，很多官员都已经习惯靠钟表来掌握时间，而非中国传统的计时器具。比如皇亲国戚或军机大臣这个级别的人物，他们上可以因尽力效忠受到皇帝的赠送，下能靠权势获得地方官员的贿赂，早就将西洋钟表变成了日常必需之物。活跃于乾嘉道三朝的文人钱泳就曾总结说，西洋的钟表自康熙时期传入中国，现在的士大夫阶层几乎人人皆有。比如，牵头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于敏中在草拟奏稿时，必须将时辰表放置在砚旁，以防迟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傅恒不但自己持有一块表，还给家里的仆从都配备了表，正是为了随时校对时间确保准时办事。曾经在金川前线效力的刘秉恬，更是将计时表随身带到军营，帮助自己便利地处理军务。

与时辰表主要被当做计时工具相比，自鸣钟则承担了更多的装饰功能。很多价值不菲的自鸣钟品种不但具备基本的计时作用，还被附加了许许多多的饰品和机械玩具功能。比较典型的就是在自鸣钟里放置能动起来的人物或动物，每到整点报时，这些机关就会精彩亮相，做出许多灵活的动作，相当吸引人的眼球。1798年，一名安徽游人就在广州的洋货市场看到装配了能挥毫书写的木偶人的自鸣钟。乾隆皇帝过八十大寿，两淮盐政为了进贡，从一名广东商人手里买了一座大自鸣钟，也是能从钟里出现一个木偶人，可以双手作揖并书写“万寿无疆”的字样，见者无不惊奇。

英国人赠与乾隆的自鸣钟，装饰非常的奢华

被当成了身份象征的自鸣钟也与官场的奢靡腐败之风联系紧密。乾隆朝末期，有人到访厦门海防同知的官署，发现大厅两旁就伫立着两座一人高的大自鸣钟，官署蓄养的戏班子居然能人手一块西洋表。厦防同知论级别不过是正五品的官员，但是因为掌握着海洋关口的检验放行等重要职责，因此根本不缺奢侈品资源。同样是福建的官员，一名按察使司在因贪污问题倒台后，家中被抄出十几件西洋钟表，其能量可见一斑，也足以窥知西洋钟表在官员中的泛滥。而和珅这个级别的巨贪家藏则更为夸张，据说他被查后，家中被抄出西洋钟表数百件，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的钟表流行情况。清代的江南、福建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地方上的三大钟表业基地。这些地区是明末清初传教士们最活跃的地区，对外贸易也最发达，种种便利条件成就了当地的钟表产业。传教士最开始在江南地区还只是雇佣个别能帮忙修理的工匠，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工匠群体从单纯修理发展到了能组装钟表，后来甚至能自主生产配件。康熙初年的江南地区有黄履庄、吉坦然，乾隆朝有汪大黉等比较著名的擅长制作自鸣钟的人物出现。顺治时期，一名与传教士经常合作的钟表修理匠的后人，直到嘉庆年间都还是当地一间钟表店的店主。当代有学者在苏州查访到一块1816年立下的石碑，名为《钟表业办理同业义冢碑》，主要内容是要创义冢，专门安葬同业者，这说明在苏州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成熟钟表行业。与碑文相对应的，同期的松江学者徐朝俊出版了自己的《高厚蒙求》一书，其中就包含了一卷《自鸣钟表图法》，这是第一部由国人撰写的关于西洋钟表修造的著作。

中国第一本详细介绍自鸣钟表修造的著作，为嘉庆朝的徐朝俊所作

能与江南比肩的另一大钟表业地区就是广州，因为得天独厚的港口环境与政策的倾斜，这里始终是清代对外贸易最为繁盛的城市。不过，广州钟表业发展的步伐稍稍落后于江南地区。康熙前期，传教士的记载中，广州工匠还仅能修修自鸣钟，但康熙开海之后，直到乾隆年间，广东工匠便有能力陆续进入皇宫参与修造钟表，广州钟表的质量也从早期的比进口货低劣进步到了可以媲美洋货的水平。曾经随同马戛尔尼使团出访清朝的英国人约翰•巴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述道：“现在，他们在广州和伦敦，以三分之一的费用大批生产这种精巧的机械表。而曾几何时，成千上万的这种表是从考克思和默林的仓库运往中国的。”1815年，到广州从事外贸的英国人查理斯·麦格尼克很无奈地在给父亲（钟表匠）的信中称，在广州出售他制作的钟表时遇到了本土货的有力竞争。

1820年左右位于广州的一家西式钟表店

制造业的形成与贸易的发展使得西洋钟表渗透到了民间的生活中，许多当时的诗作都透露了相关的情况。因为有时、分、秒三针而得名的“三针表”进入中国后，便获得了青睐。乾隆朝的北京诗人杨米人的诗中咏道：“三针洋表最时兴，手裹牛皮臂系鹰”。活跃于乾嘉时期的扬州文人林苏门为自己的洋表专门写了首诗，称其“腰间走表觅知音，委珮垂绅玉与金”。他还于这首诗的序中介绍，西洋的一针表价格只需几十两，近来出现在市面的三针洋表校订更准，价格更高，却丝毫没有挡住扬州城里赶时髦的人剁手购买，并挂在腰间当装饰。有趣的是，1816年到访清朝的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的旅途中不断被人盯上，这些当地人极度想买走使团成员们身上携带的洋表。1844年左右，英国传教士在福州的钟表店发现，这里最为精致的成品都是欧洲货，应当主要面向大官富商等群体，还有一些更加普通的货物则是中国的仿制品，可能主要面向达官富商以下的阶层。店家卖货的同时还会给一张纸条，上面将通行的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与中文对译，以方便顾客使用。

广州十三行外景，这里是一度是清代引进西洋钟表最重要的窗口

对于以钟表为代表的洋货的流行，清人也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军机章京赵翼不但很喜欢天主堂的自鸣钟，自己也配有一块洋表，他认为这些精巧机械的发明说明天下到处都有开创的圣人，而不仅仅只有华夏的，这是一种在当时非常开放而难能可贵的观念。当然，也有更多痛心疾首的言论。光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许多士大夫文人表达了对洋货冲击的担忧，更有甚者觉得西洋钟表是用来从中国骗取钱财、蛊惑人心的工具。可叹的是，这个群体还包括当时一些较为开明的人士，比如徐继畲、龚自珍、萧令裕。当然，他们并非盲目排外，而是对于本国面对洋货冲击只有承受损失的悲鸣。鸦片战争后，大清的国门被迫打开，越来越多的洋货涌入，孱弱的本土制造终究没有顶住这波浪潮，彻底让位于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