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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秋，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突然问道：“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

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韩先楚辗转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这个消息让身处逆境中的洪学智很激动，但洪学智并没有急于辩白什么，他对韩先楚说：“请你转告主席，我在吉林工作很好，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1977年8月27日，韩先楚就此事亲笔写下了证明信，此信现收藏于安徽金寨洪学智纪念馆。信中写道：“毛主席到武汉，我去看望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毛主席问邓华在哪里，我说在四川省，我们简要地说了邓华同志的情况。毛主席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呵。接着毛主席又问，洪学智在哪里，我说在吉林省，我们也简要地说了洪学智同志的情形。毛主席说，他是认识问题，他在总后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还做得不错嘛！这个人还可以做些工作嘛！毛主席要我们转告你。”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周恩来一过问，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赶紧让人把洪学智从农场调回省里。回调的过程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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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革委会派去农场的负责人就是洪学智专案组的组长。此人带着几个人到农场后，找了二十多个人开会，有知青、农场职工、贫下中农代表等，却不让洪学智出席。这位组长开宗明义：“今天的会是给洪学智做总结，大家说说，他在农场的劳动改造当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要说。”

他的话一出，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老洪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老杨是个老实人，站起来说：“没有不好的地方，他对人好，特和气，参加劳动锻炼又积极，在加工连，他年纪算是大的，可是劳动最积极。”

老职工一开口，众人都跟着说开了。有的说，老洪头真行，年纪虽然大这么多，干起活来不惜力，一百八十斤的粮袋子跟小伙子一样扛。有的说，全农场就是老洪头的猪养得最好，人家会动脑子，又肯下力，天不亮就去挑酒糟，每天上地里打新鲜猪草，三四个月就能杀猪。谁家分肉不欢天喜地的。

组长显然不高兴了，沉着脸说：“不说劳动，说思想，说学习。”

老穆头慢条斯理地开口了：“这么说的话，老洪头最爱学习，每天读书、看报，活儿不管做到多晚，都要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

“对啊，这老洪头学习也特别刻苦。每次连里组织学习他都参加，我们有不懂的还讲给我们听，又耐心。”

会场气氛热烈，众人七嘴八舌：人家还爱惜公物，地上掉洒的玉米、黄豆，他还一颗一颗拣起来放回粮库去。他说粮食是宝物，不能糟蹋。

“老洪头给我们讲战争故事，对我们说，解放不容易，想想那些战场上死去的人，咱们大家要好好工作。”

“大人孩子都喜欢他呢，孩子们见了老远就喊老洪头，他也不生气，家里送来的一点吃食，饼干啊、糖果啊，都分给孩子们了。”

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显然不是来人所期待的，他本想再整些黑材料装档案带走的，结果“揭发会”变成了“摆功会”。这位组长终于耐不住了，站起来说：“你们要注意路线，都不许再说这个人的好，必须说不好的地方！”

他这一吼，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啪啪啪，老穆头将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说：“什么路线不路线我不懂，我只知道做人要讲良心，老洪头在这里的时光不短，大伙都看得见，他没有不好的地方。你们说要叫我们找老洪头不好的地方，我找不到。我现在就退场，就这样了。”

老穆头说完后，自顾自地走出了房门。金宝屯是个僻远之地，人们秉承这样一个理念：做人要讲良心。他们只相信眼里看到的和耳朵听到了。这个什么组长经常到农场来，都是坐车来，虎着个脸，也不和人打招呼，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遇到众人在汗流浃背地干活，他只背手在一边指指点点。农场人早就看不惯他这种做派了。老穆头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是农场贫下中农的代表，他的话，说出了全场人的心声。老穆头一退场，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忽啦啦散了。

洪学智在这近乎放逐的生活中，能够战胜恶劣环境，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全身远祸，而且身心健全如常，不能不说，是这块僻远的纯朴之地给予了意外庇护。洪学智和那些善良的民众在一起，完全自由自在地以本色示人。他从善良质朴的民众的热忱友好和衷心敬慕中，获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他置身于群众之中，老百姓便也接纳了他。他离开后许多年后，金宝屯的人们还时常念叨这位“老洪头”。

世事纷纭，沧桑变异，外边世界走马灯般地变幻无常，“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洪学智以近花甲之年，从此活在金宝屯人民的心里，从未、也不会随时间的洪流荡然汩灭。这一方面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那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洪学智离开农场那天，头一天晚上就得到消息的群众都来为他送行，院里院外到处都是人。洪学智的眼睛湿润了，他把打好的行李又解开，把被子、棉衣等随身用品分送给了几个生活困难的老职工。众人簇拥着，一直将洪学智送到农场大门口，洪学智跟大家依依告别。孙炎峰拉着洪学智的手不愿意离开。

洪学智说：“好吧，你送我到火车站。”那位一直跟在身旁却一直无人搭理的组长这时候插上话来说：“车坐不下。”“这我不管。”洪学智眼皮也没抬地说，“我叫他送，我有事跟他说。”

洪学智拉着孙炎峰上了吉普车，孙炎峰坐在后排。路上，洪学智向孙炎峰交代了两件事：“一个事，我走了以后，你问问药厂的杨大夫，他要不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工作。”杨大夫名牌医科大学毕业，因为“只专不红”，被发配在农场的药厂当普通工人。洪学智说，“他学的生物，而且是老大学生，他是一个人才，放在这里是浪费的。他如果愿意到长春什么地方，我给他联系。”

“第二件事，我的东西还有今天没来得及送人的，你看谁需要就送给他们。我放在床下的那双水靴，记得一定给小哑巴送过去。”

车到火车站，洪学智拉着他的手说：“好，以后到长春上我家去，告诉咱们农场的消息，老穆头、老李头、老朱头，你都跟他们说，上我那里去，酒管饱，肉管够。记得到了长春一定来我家。”

洪学智最后挥动的手，让孙炎峰眼泪哗哗地流，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被劳改”的半大老头让自己如此感肠动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