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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张艺谋、李银河、郑渊洁

勇气是最好的行李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常成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张艺谋的一举一动都

勇气是最好的行李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常成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张艺谋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张艺谋出生于1950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他经历过上山下乡,也经历了改革开放。1950年是虎年,他也确实曾经是中国影坛的一员虎将。

青春

在媒体上,张艺谋被人戏称为“老谋子”,再老的人也有年轻的时候。1971年,21岁的张艺谋结束了在陕西乾县插队的生活,进入陕西咸阳棉纺八厂当起了工人。他先是扛原料,后来干技术工,设计袜子图案。青年工人张艺谋开始喜欢摄影,摆弄照相机,渐渐有了成绩,有作品发表在报刊上。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年龄超过了招生要求,张艺谋只能算旁听生,别人四年本科毕业后包分配,他则需要两年后就离开学校,还得自谋职业。不过进校后的张艺谋学习刻苦,待人和气,为自己争取来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有报道说,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招进去的100多个学生可以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高干子弟,他们有很好的通道;第二世界是世家子弟,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星二代”;还有就是平民家庭出来的第三世界。张艺谋是第三世界,所以他很能吃苦,也很有韧劲。为了成功,他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

上学的波折还是影响了张艺谋的毕业分配,他没能留在北京,也没能像他的西安老乡顾长卫那样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而是去了比较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广影厂的时任厂长韦必达回忆说,当时他要了10个人,真正到广影厂报到的只有4个。

那时候的张艺谋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攒了一膀子力气,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改革开放了,大家都觉得干事业的时候到了。而当时的时代也需要这样敢闯敢干的年轻人。

有统计资料显示1979年的中国每天有7000万人看电影,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尚不普及,看电影仍然是当时国人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电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需要导演的个人意志,也需要各工种的配合,很多时候还需要制片厂领导和大环境的支持。

张艺谋服从分配到了广西,后来他去了西安。他是幸运的,广西和西安两个电影厂的厂长分别是韦必达和吴天明,都是乐于帮助年轻人的开明领导。韦必达还曾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慷慨陈词,提出了对年轻人要保护等言论,为这帮年轻人挡箭。

《黄土地》的导演陈凯歌是韦必达从北京借调到广西的,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担任摄像。这部电影表现了对中国人贫困和命运的苦涩,摆脱了长久的革命叙事的框架,也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后来张艺谋和陈凯歌继续合作,完成了电影《大阅兵》。

这时候的张艺谋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位贵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天明。作为主演,张艺谋完成了吴天明执导的《老井》;作为导演,张艺谋完成了电影《红高粱》,那个时期的张艺谋为了作品肯吃苦、能流汗、可谓不惜命。最后的结果证明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后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这些电影因其浓烈的民族风格,对中国人命运的深沉反思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

改变

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电影也在走入中国。从1995年起,中国开始正式引进外国电影。一时间好莱坞大片以巨大的资金投入、豪华的明星阵容、紧张刺激的情节、精良的制作和全方位的宣传推广,如同一头巨兽一般吞噬着中国的电影版图。

国产电影的蛋糕不断萎缩,张艺谋们只能硬着头皮摸着石头过河。在稀缺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导演不需要考虑票房,你拍的电影总有人看。但在竞争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得开动脑筋,求变求新。

他的《有话好好说》将镜头对准了城市,并在片中出演了一个收废品的民工,为影片增色不少;《一个都不能少》有很强的纪录片色彩;《幸福时光》则通过互联网选角色的方式给影片制造噱头。

很难说张艺谋的这些尝试都是成功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每个人的未来都不确定,但是勇气是走向未来最好的行李。

2002年的《英雄》是张艺谋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虽然国内观众对情节的模糊颇有微词,但影片进入了美国市场却收获了不少好评。片中的“箭雨”对好莱坞影响很大,后来美国人拍摄的古装战争片多少都有该片的影子;电影里视死如归的超然态度,和东方式的玄妙哲学都给美国人不小的震动。虽在美国推迟两年上映,但被《时代周刊》评为十大佳片,还曾登顶票房周冠军,为国人挣到了荣誉。

电影以外

电影是无数人追逐梦想的赛场,新一代电影人迅速崛起,很快地中国电影发展到年产800部,总票房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这段野蛮生长的时间里,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千里走单骑》《金陵十三钗》等作品显得比较平庸,已经无法让人眼前一亮了。倒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2016年杭州G20峰会文艺演出这类国家级文化工程让张艺谋走向舞台的中心。

有人评论说张艺谋是最具争议性的中国导演,都不用加之一。多位女演员因为成为“谋女郎”而一举成名。因为之前的成绩太亮眼,大家觉得张艺谋拍出好电影来才算正常。然而时代变了,看电影的人变了,欣赏的口味也变了。统计表明,中国电影观众的59%是女性,平均年龄是24岁,57%的观众是单身,而且86%的观众上过大学,或正在上大学。皮肤黝黑、性格倔强的张艺谋能不能满足主流观众的需求,还真的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面孔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年龄偏大的影迷还是喜欢怀念他在《老井》里的样子:年轻,淳朴,又承受着命运的重压。他扮演的孙旺泉为了全村人的希望,差点把命搭上,终于打出了第一口水井。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电影人,这似乎成了张艺谋和他的同龄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隐喻。

“活在时代前端”的人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提到李银河,自然离开不“女性”,她是女社会学家,也是女性主义学者。1952年出生的李银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于性的转变,由“谈性色变”到成人用品销量激增。

针对这些变化,法治周末记者对李银河进行了专访。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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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治周末: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们对于性观念的接受程度有哪些改变?

李银河:基本上可以分成前30年和后40年。谈论到性,前30年是非常压抑的,不仅是观念,行为上也是非常压抑。后40年越来越开放了,大家的心态更加包容,很多指标也在改变。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在此后40年,性氛围从严峻转为宽松,报纸上出现了涉性议题的中性报道和探讨。中国人不再谈性色变。由于性学研究的开展,社会对性的看法越来越正面,几乎达到可以不过于纠结的地步。总的看来,性氛围的走向是正确的:对人类这一基本活动方式的肯定和接纳。

法治周末:近几年来,离婚率居高不下,有的地方还在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离婚率的上升是现代化、工业化的产物,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过去的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如果发生离婚的情况,压力就会非常大。而城市基本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简单来说,可能两家人住在对门,互相都不认识。这种情况使得离婚容易很多,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

法治周末:在离婚方面,农村和城市是否存在差异,这和年轻一代的性爱观是否有关系?

李银河: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一直都有。农村的离婚率相对城市要低很多。不仅如此,对于性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农村比较保守,而城市更加开放。

在农村,婚前性行为等情况就比较少见。而在城市的生活里,婚前性行为乃至出轨,就会多很多。

此外,从古至今的婚龄也能体现变化。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中间的间隙,从青春期到结婚,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晚婚的人中间间隔时间更久,所以就有可能会发生婚前性行为。

近年来,随着性教育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宽容和开放,年轻一代的性爱观也和以往出现了本质的区别。中国正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一场性革命。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70年来人们的性别意识有哪些改变?

李银河:其实我觉得性别意识好像没那么特别明显的区别。1950年,《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颁布,那时候就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妇女参加工作。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很多城市的妇女都去工厂,农村的妇女也有每年200个劳动日的要求。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妇女真正的改变了,真正变成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除此之外,女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也是一方面。

还有,我认为在性权利方面有了一些变化。传统观念认为,性行为就是为了繁衍与满足男性需求。很多四五十岁的夫妻分床睡觉并且没有性行为,在过去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其实女性有性权利,也可以追求性愉悦,虽然这个概念的争议很大。

在过去,很多女性婚后会生育很多孩子,性的目的对于她们来说就是生育。到上世纪80年代后,性的目的就改变了。

法治周末:1993年1月8日,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开业了,随后街上大量出现性用品商店,这意味着什么?

李银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社会更加开放。当年,35岁的文经风在下海大潮中,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度过了重重困难后,开了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

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店并没有人关注,随着媒体的报道,全国的性用品店犹如雨后春笋,大中小城市甚至县城、小镇,随处可见写着“成人用品”牌匾的小店。

而今,随着网购的发展,性用品更加丰富了,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不愿意到实体店购买,而网上购物更能保证顾客的隐私性。这也能说明人们的性活跃度在提升。

“童话大王”的版权保卫战

⬜法治周末记者 郝若希

每天清晨4点20分左右,“童话大王”郑渊洁都会发一条“早起的虫子被鸟吃”的微博话题与网友互动。这些微博话题里,还有他一次次与盗版书、侵权行为斗智斗勇的成果。

今年64岁的郑渊洁,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41年,创造了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等经典童话人物形象。在他眼里,这些童话人物就像自己的孩子,需要用心呵护。

然而,郑渊洁的作品多次遭到各种形式的侵权。

作为一位以个人作品撑起一本杂志走过33年历史的原创作家,郑渊洁向来十分重视维护个人知识产权。30多年来,郑渊洁为保护知识产权不遗余力、为维护作品商标坚持不懈,他的“维权战”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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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法治周末:你是如何发现盗版书的?盗版书怎么鉴定呢?

郑渊洁:近年来,我在微博上接到读者发来的各种举报线索,很多读者私信或者在我微博底下留言。我们也找到了窍门,凡是售价低于原定价四九折以下的,就是盗版书。因为批发是四六折、四七折,还承担邮费,挣什么钱?只有这个书是自己印的,也不付稿费,四九折,是百分之百的盗版书。

法治周末:2017年,你在中国知识产权高层论坛发表了题为《原创七宗罪》的演讲,除了盗版书,还提到商标和商号的侵权。这篇演讲被称为“中国文学原创者保护知识产权宣言”。作为一个原创作者,你是如何保护自己创造的这些文学角色?

郑渊洁:我的演讲说到了商标侵权,商标是一个空白档,没有人注意,但我笔下多个知名的童话角色被恶意抢注成功。我从1993年起开始为皮皮鲁和鲁西西等文学角色注册商标,当时每个商标注册费3000元。我找了商标代理公司,花了3000元给皮皮鲁注册了一个商标,但代理人说,商标有40多个门类,为了“高枕无忧”,必须每个门类都注册,才能全面保护。比如,我只注册了教育类皮皮鲁商标,别人就能注册皮皮鲁牌餐具、皮皮鲁牌沥青。一个皮皮鲁全部算下来大约13万,我想想能承受,就注册了。

我还有鲁西西、舒克、贝塔、罗克,把这几个最著名的全注册就是52万元。但是,花52万元不是一劳永逸,10年后还得再交一次钱,叫“续展”。代理人告诉我,商标法还有一个规定,叫“撤三”,就是注册了商标,三年不使用不经营,商标局就可以撤销。

后来,我听说如果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就可以不用所有40多类都注册了,但驰名商标认定了也并非一劳永逸,10年后要重新认定。

法治周末:在保护商标的过程中,有什么经典案例?遇到过哪些困难?

郑渊洁:比如,皮皮鲁餐厅。企业名称也不应该侵权,如果不是我授权的话,它不应该叫皮皮鲁公司,对吧?有读者曾找我投诉,说在郑州一家皮皮鲁餐厅吃出了头发。这家餐厅在2004年4月6日恶意抢注了第3302660号皮皮鲁商标。

但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如果一个商标注册成功5年以上,就不能再申请无效宣告了,郑州皮皮鲁餐厅已经注册10多年了,所以商标局并未同意撤销申请。

转机是在2017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手保护知识产权,在商标授权确权时,有知名度的作品角色的当事人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这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里程碑式的进步。

我在2017年2月23日再次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申请书,申请郑州皮皮鲁西餐厅商标注册无效。直到2018年4月,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正式宣告“郑州皮皮鲁西餐厅”的“皮皮鲁”商标无效。

法治周末:纵观被侵权和维权的这30多年,你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变化?

郑渊洁:严格地说,侵犯知识产权是改革开放之后,因为经济发展才有的事。这么多年来变化很大,就是成本越来越低,维权越来越便捷,取证越来越容易。

网络,这是比较关键的。还有媒体关注度特别高,比以前高多了,我一发微博媒体就关注报道,特别重要。盗版书、被侵权的很多线索,都是来自于读者,我看到后就去调查、取证。

还有一个大的进步就是原来我们国家规定超过盗版金额30万元才触犯刑法,否则就是行政执法。现在改了,盗版500本书就要涉嫌犯罪。当然,买完书我也先鉴定一下是不是盗版。

现在,各大平台也跟我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承诺我举报一个小时以后就能把盗版书下架。拼多多、天猫都有维权绿色通道。

法治周末:你认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何在?

郑渊洁:2008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我“国际版权创意金奖”;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我“反盗版形象大使”的称号,认可了我这种维权。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来讲,创作的积极性被调动了。

在我的眼中,中国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解放军,另一支就是不拿枪的知识产权保护队伍。重要性是一样的,解放军保护了我们的国土,知识产权队伍让国家有了文化软实力,有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所以,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是保护国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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