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HMSC）虽然只存在了短暂的六年，但在培养学生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做过颇多贡献。
本文作者通过研读HMSC年度报告，介绍并反思了其从创立、发展到停办的过程，同时分析了HMSC对今天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中西合作办学的借鉴意义。
1907年春，哈佛大学初步形成了在中国办一所医学教学中心的想法。希望培养训练大量内外科大夫；为医学校培养师资；为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服务，为政府培养卫生干事；建立研究实验室，研究热带和亚热带疾病。从这四个目标来看，他们是经过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的。传染病的流行猖獗、医生的水平有限、师资的极度匮乏，的确是当时中国医疗卫生的现状，所以哈佛的目标显得很有针对性。
经过考察，哈佛认为办学地点定在上海有若干优势：上海当时有两万多外国人且城市管理较好，有较发达的市政卫生机构；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受人员资金限制希望转移部分学生到新学校，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上海有25名外国医生，有8-10人有较高素养可以成为新学校的教师；上海有5所医院，共900床位，可以为学校和实验室提供临床的研究和培训；教会的圣路克医院有200张床位，可以为学校提供临床的设备，医院旁边还有空地可以作为学校地址。
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收到在上海建立哈佛医学院的提案后，欣然同意担任董事会主席。提案通过后，哈佛派出埃德华兹（Martin R. Edwards）博士于1909年来华开展了数月调查，并撰写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卫生措施及对一流的医生培训机构的迫切需求。他认为，上海是最佳的办学地点。
选址确定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筹资。当时的目标是为学校争取到每年25,000美元的资助，至少要维持五年。为此，埃德华兹立即着手寻求哈佛大学校友及其他热心人士的支持。在1911年4月29日的校董事会上，埃德华兹宣告募捐共获得资金36,000美元，其中18,500美元来自私人捐助，其余来自美国各地的公共拨款。中国哈佛医学院（HMSC）于1911年5月23日正式成立。
困境中的努力
HMSC的第一批学生有12人，是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读了两年转来的，直接就读三年级，于1912年2月开始了第一学期的学习。
当时任教的教师共7人，他们分别是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教授寇尔（Herbert E. Coe）与埃德华兹，耳鼻喉及眼科教授邓洛普（Albert M. Dunlap），病理学与细菌学教授艾格斯（Harold E. Eggers），解剖学教授希尔特那（Walter G. Hiltner），外科与神经病学教授夏普（William J. C. Sharpe），以及热带医学教授、后来成为HMSC校长的胡恒德 （Henry S. Houghton），教学用的报告厅和实验室都是无偿使用圣约翰医学院设施。
HMSC租用的建筑位于圣路克医院旁
HMSC认为规模与其设想的相差较多，于是在熙华德路的圣路克医院旁以每月55美元的租金租了一幢房子，共有11间，可用作实验室、报告厅，进行动物解剖。临床设备则由圣路克医院和山东路医院及市医院提供。学校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亚洲疾病的研究）则由密切合作的市卫生局和公共实验室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虽然这时的中国政治上动荡不安，但当时的政府却表现出了对卫生事业的支持。
可容纳100人的公共报告厅
HMSC想在中国复制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模式，对于这种“东拼西凑”的状况当然并不满意。后来，由于认为圣路克医院设备条件不合标准，且由学院管理医院的建议遭拒，双方合作宣告破裂。HMSC想自己购地建医院，但因缺乏经费最终未能成功。所幸后来，学院成功地获得了基本的临床和医院设备，并初步与红十字医院进行了接洽。
中国红十字总医院暨医学堂
实际上，HMSC本身一直在为资金来源发愁。1913年9月29日执委会还将学校准备工作的注册备忘录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说明了学校的宗旨、现状、经济需求，及对援助的希望。但他们的第一次申请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阻碍HMSC办学的热情。首先是教员人数有所增加，教员总数达到十多人。新增人员包括：外科学教授赫德布洛姆 （Carl A. Hedblom），解剖示教讲师艾什曼（T. H. Aschmann），化学与物理学讲师克仑那（Charles E. Crane），热带医学襄教授科克思（S. M. Cox），临床医学襄教授休恩（H. Thue）。
HMSC校长及教员们
其次，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第二年学生人数就达到40人，HMSC开设的课程包括：解剖、生物、组织学、物理、英语、细菌学、化学、卫生学、诊断、医学术语、临床医学、感染疾病和外科病例教学、外科动物手术、理论与实践、小儿科、眼耳鼻科学、妇产科学、泌尿生殖疾病、医学伦理、卫生学等等。
HMSC对学生的考核非常严厉。及格分定为70分，在60~70分之间需要另外再考试，60分以下为不及格，因此有不少学生掉队或降级。其次，学校对学生的品行要求也非常严格，1912年就有5名学生因不服管理被开除。
HMSC还积极为社会提供毕业后课程。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的教会医院因战火而纷纷停业，很多教会医生便来到上海。许多医生要求HMSC为他们提供一个为期两周的毕业后课程。1911年冬天开始，第一次便有23人参加。课程包括：实验室诊断、肠道外科技术、肠道寄生虫病。这一系列课程办的有声有色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除此以外，他们还应邀为普通民众作些健康宣教似的讲演，目的在于普及基本的卫生常识，如耳目症的预防。《申报》曾对此作过预告：
今晚八时环球中国学生会延请美国医学博士邓落保君演说耳目症之预防法，并备图画多种用影灯映演说明此症之由来及其疗治诸术。邓君系哈佛医学校教员，夙精医学届时必有至理名言以供社会之研究。欲知耳目病之所自来而防患于未然者尽往听之。
就在HMSC艰苦地努力在中国慢慢立足之时，又出现了一段小插曲。1913年7月，董事会收到了全院教员的一个信息，建议HMSC只限于毕业后教育和研究工作，本科指导委托给金陵大学医学系。这是圣约翰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金陵大学医学系与HMSC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提出的。但最终学院的执委会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更缺乏的是一流的本科教育，而对金陵大学能否提供一流的本科教育表示怀疑。另外就是院系既有的规划也无法做如此彻底的调整。再有就是考虑到目前可能很少会有毕业后的学生再来学校进行几年的学习，当有这样的需求时，学校认为也可以通过增加一些特殊的毕业后课程来解决。从这一小插曲中，可见学校对其自身的目标定位还是非常明确的——即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服务。但另一方面，教员们对学校费用的担忧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稳定后的发展
经过两年努力，HMSC算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刚站稳后，HMSC立即想要起跑了。休恩教授于1914年1月访问波士顿，并且受邀参加执委会的会议，向执委会介绍了上海学校的需要，提到了开设门诊部、购买土地建医院的建议。考虑到当时HMSC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提议。在第一次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无果的情况下，1913年12月16日学校又提出第二次申请，但基金会还是没有给予任何实质的帮助。
既便如此，这一计划还是开始实施了。HMSC看中了上海愚园路的一块30亩的土地，并且采用了一些小的技巧以学校理想中的价格获得了这块土地。此后，学校在基建方面又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许多项目都是一有捐款便立即启动。要办的事太多，几乎是一个“等米下锅”的状况。以最初学校争取到的固定捐款来看，这一年的费用已经透支，还动用了一些额外的捐款。而且在大兴基础建设的同时，学校还需要维持已步入正轨的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实际上，学校表面上看来发展最快的这一年正是学校在资金上最紧张的一年。
本科生的教学一如既往的严格。除了考试严格外，入学标准也有了新规定：首先需要有公认学校的文学或科学学位证明，表明他们学过一般化学、定性分析、一年的物理学、二次方程、平面几何等，没有证明则需通过学校的考试；其次还需证明学生完成两年的学业，在英语方面没有问题；最后，如果通过考试，并且如果在校学习特别优秀，则接收为特殊领域的学生以获得学位。
1914年6月有第一批5名学生毕业，学生非常抢手，而且对他们评价颇高。但由于他们都有义务为教会工作或受到教会资助，所以基本上毕业后第一年都进入了教会医院工作。五名学生中包括谢元甫（George Y. Char , 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泌尿外科）和陈宗贤（Ts’en Tsung-hsien，国内外著名的细菌学及生物制品专家）。
HMSC第一届5名毕业生
HMSC在中国的办学事业社会反响还是很好的，他们也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影响的范围似乎还只局限在教会医生和外国人及医疗卫生的圈子内，基本属于精英教育的模式，没有深入普通民众。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也找不到有关普通中国民众对其工作的评价。
无奈中的停办
HMSC创办之初在美国国内筹集到的资金只能维持五年，到1915年已过了四年，资金即将到期，美国当时却越来越深地卷入一战，后续资金还没有着落；中国政府和公众也没有什么捐款；这种情况让HMSC的负责人有了是否还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让学校从一个“项目”变成一个“实验”的想法。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进行考察后，也希望除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外在上海建立第二个医学中心，但他们希望圣约翰医学院与HMSC及金陵大学医学系再加上四个属于中华医学会的医学校合并成一个上海医学院，使资源更加集中、合理。于是，按照建议，HMSC与中华医学会开始了漫长的谈判过程。一旦协商完成，HMSC便要于1916年6月30日宣布学校停办。
1916年4月6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上海医学院”，4月11日董事会成立。之前HMSC募集到25,000美元作为基金转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校的一些设备和财产被卖掉，另一些赠给了中华医学会。但由于一战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加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资金已远远超支，最终成立上海医学院的计划取消。HMSC也因此夭折。
HMSC的学生有两批已在1916年之前毕业，1914年是第一批，有5人；1915年是第二批，共4人。余下的学生由中华医学会接管。其中最优秀的7名学生被送往美国，有6人就学于哈佛医学院，另一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他们受到了学校的广泛好评。这7名学生后来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是：吴旭丹、祝慎之、林文秉、金铸、戚寿南、胡正祥和乐文照。其中胡正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乐文照解放后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内科学会理事长；林文秉在眼科方面颇有造诣，并写成国内第一部眼科学专著；吴旭丹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第十届会长；祝慎之在儿科方面成就斐然，后成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会长。戚寿南后任中大医学院院长一职直至1948年。这些学生日后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HMSC的教学质量之高，这显然与他们重质不重量的教学理念，精英化的教育模式息息相关。
失败的教训
从表面上看，HMSC失败的唯一因素便是资金匮乏。但当时很多在中国的外国医学院都普遍面临这一问题，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他学校生存下来了呢？比较另两所典型的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与湘雅医学院，也许就会有一个较明确的答案。圣约翰与HMSC同位于上海，面临同样的社会环境；湘雅与HMSC同为一群毕业生所创办，有同样的理想与抱负。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他们的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效果等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许正是HMSC失败的原因。
01
办学缺乏“本土化”
虽然HMSC与圣约翰和湘雅一样，均为外国人所办，但与后两者不同的是，HMSC的董事、管理者清一色全是外国人，是一个完全“洋化”的医学校，而且他们刚立足不久也没有多少让人们为之称颂的成绩，因此建立社会的信任感是困难的。
虽然HMSC也立足于服务社会，但他们是想通过培养未来医疗界的精英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显然这种服务是间接的，也是隐效的，更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知。他们也做了一些直接的服务工作，但无论开始与之合作的圣路克医院还是后来的红十字医院，毕竟与HMSC只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即便学校对医院的发展有诸多的支持，对医院的工作有诸多的贡献，人们仍容易认为医院取得的成绩与学校毫无关系。特别是这两家医院在上海的知名度要远比HMSC高许多，历史也更加久远，导致HMSC辛苦培养出的学生被认为是圣约翰和红十字医学堂的功劳，还有一些HMSC的工作也被当作是圣约翰和红十字医院的贡献。另一方面，缺乏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的参与，使HMSC不论在在民众中还是在政府中都缺乏影响力与号召力。这样一来，HMSC在上海的立足便变得举步维艰。
02
资金来源“单一化”
HMSC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且美国的私人捐款占了一半，就以开办之初的筹款来看，其中美国国内的私人捐款比例为51%；其余为美国公立机构的捐款，还需两年后重新申请，考察后再给予拨款；而中国当地政府只是口头上表示了支持。相较而言，这样的捐款来源是非常不稳定的，太依赖于私人的意愿。更何况美国国内的捐助者很难看到这样的捐赠对他们自身有何受益，更难看到学校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样的捐助到底是否有所值。因此，没有取得中国国内的资金支持，在经济上无法自给，是HMSC最后停办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很大程度上来说，未能从“洋化”转为“本土化”与得不到资金上的支持，这两方面是紧密相关的。
03
教育模式“精英化”
导致停办的另一原因是学校教育模式的“精英化”理念，自身发展过快，标准过高，远超过了其经济上的承担能力，更不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
HMSC虽于1911年成立，正式招生于1912年，却在1914年就开始了迅速的扩张，连当时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红十字医院在HMSC看来规模仍是不够的。而且这种迅速的发展还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进行的。急于求全、求精的想法最终为HMSC自己种下了苦果。显然HMSC是在用美国国内的标准衡量一切，希望一切都是最高的标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培养中国医疗界的骨干和领军人物，即“精英化”的培养，然后希望通过这些培养出的精英发挥作用，进而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这一理念本身并没有错，在美国也可以运用的很好，也确实培养出了卓有建树的医学人才，但在当时的中国却不是最合适的。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直接显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但在这方面HMSC又有自身的局限性。而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的，而且是隐效的，在当时的中国这进一步成了其“本土化”的障碍。所以，“本土化”的不足与“精英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最终学校的困窘。
总的看来，一群热血青年怀着一腔热忱为了一项人道主义事业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建立起中国哈佛医学院，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管理模式、严格的教学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时，他们的失败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任何先进的理念和模式都有其发生的土壤，都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如果得不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得不到稳定的资金来源，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民众的广泛需求，注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最终夭折。
本文转载摘编自《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期，论文原题：昙花一现的中国哈佛医学院，作者：夏媛媛（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文字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