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要分裂?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是一个极为显著的历史现象。与此相呼应的,在中原王朝的北部草原上,往往亦同时横亘着一个与其相对峙、相抗衡的游牧帝国。这不得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标识性特征。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自从陈胜、吴广喊出震慑古今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后,朝代的盛衰、兴替,成为了古代史的一个周期律。《史》《汉》以来的“二十四史”,便是在周而复始的完成这种历史书写,新生的王朝立刻为前朝修史,完成一个“兴—盛—衰—亡”的历史叙事,并开始走上自己的历史轮回。

游牧帝国,自然也有它的历史周期律,但草原上的历史哲学与权力重组方式,与中原农耕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深层逻辑与历史表象。其中一个独特的历史表象,便是——游牧帝国总是要分裂。例如与秦汉王朝同兴的匈奴帝国,在盛极一时后,分裂为了南、北匈奴。又如与隋唐并立的突厥帝国,则分裂为东、西突厥,乃至于清代的蒙古,亦分裂为内、外蒙古(或称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哪怕是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亦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对峙的帝国。可见,无论是匈奴,还是继起的鲜卑、突厥、蒙古,分裂似乎都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然而,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游牧帝国的组织方式。帝国,还原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同样是原子式的人,有些地方的人,维系着最低限度的血缘团体(如非洲的某些部落),而有些地方的人,却建立起了跨洲越洋的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样的问题,自然会有林林种种、形形色色的解说,然而,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是:历史地理、生态的问题。

人在出生以后,一个最基本的本能是生存欲望。而草原上的生存方式,与中原农耕文化中的生存方式就是迥然有异的。在中原地区,人的生存,依赖的是植物,即人在土地中播种、耕耘,等待收获粮食,在此之前,则依靠往年的粮食储蓄而过活。在中原地区,植物(被称为“五谷”的各类农作物)是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在草原上,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首先,草原上是不适合种植任何农作物的,以长城为界,更严格的说,是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北方的草原地区,降水量的不足是一个死穴,在那里根本不可能让农作物存活。更为致命的是,草原上,不仅降水量不够,而且降水还极不稳定,或许一下子暴雨骤至,连续性的狂风暴雨打你个措手不及,而接下来的数月,则又滴雨不下。降雨不够,自然有害于农作物,而短暂性的过量降雨,同样足以将收获农作物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所以,草原上的人,不能向植物讨生活,他们只能向动物讨生活。于是,驯服、牧养牛、羊等动物,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游牧民族,作为其个体,则被称为牧民。

不同于中原农夫精耕细作而出的庄稼,牧民的“庄稼”全都长了腿,可以在牧民的驱赶下,“逐水草而居”。牛、羊可以咀嚼那些人无法消化的草、枝、树根等,再将它们转化为人可以食用的肉、奶等。而且,肉、奶是随时可以提供的,不必等到秋收时,同样的,这些长了腿的“庄稼”,还可以逃避草原上莫测的风云变幻。

而且,因为牛、羊需要“逐水草而居”,牧民们都是移动的,随着季节的推移,而在草原上穿梭。在中原王朝,凡是不固定于某块土地上,而四处游荡的人,都被认为是对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不稳定因素,朝廷且将其称作是“流民”。而草原上,可以说,无处不在的,都是这种“流民”,这是一个“流民”的世界,因此它自然有着不同于中原的秩序与组织方式。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建立的“皇帝——官僚”的郡县科层体制,在草原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草原上,秩序是如此构建的——作为个体的人,聚合起来,构成一个血缘性的小游牧团体,小游牧团体们聚合起来,构成一个小型部落,小型部落聚合而为大型部落,大型部落聚合为部落联盟,而所谓游牧帝国,只是一个更为稳定的部落联盟而已。我们用中原的概念,如“家”、“国”、“天下”,乃至于现代性概念,如“民族国家”等,都是不能理解游牧帝国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游牧帝国,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共同体。部落联盟很容易从游牧帝国中游离出来,同样的道理,部落也很容易从部落联盟中游离出来,而个人也很容易从部落中游离出来。“游离”带来“松散”,这埋下了游牧帝国分裂的根源。利益的不合,可能带来游牧帝国的分裂。由于官僚制度的缺位(以及不可能构建),某个卡里斯马型部落首领的去世,也极有可能带来游牧帝国的分裂,特别是游牧帝国的继承制,完全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争夺单于、可汗等位子时,游牧帝国往往分崩离析。

然而,为何游牧帝国往往以“两分”的方式分裂呢?或许,人类学家巴菲尔德(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提出“内部边疆战略”、“外部边疆战略”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极佳的理论解释。

所谓“外部边疆战略”,主要是游牧帝国通过战争、掠夺等方式,向中原王朝榨取牛、羊以外的各种辅助性资源,它适用于各种远离中原的游牧部落,符合它们的利益。

所谓“内部边疆战略”,则是指某些游牧部落,它们与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方式“和解”,例如和亲、贸易等等,得到中原王朝源源不断的支持,从而可以与草原上其他部落相抗衡。在历史上,内、外边疆战略的分裂式决断,导致了游牧帝国的不断“两分”。北匈奴、西突厥、外蒙古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外部边疆战略”者。而南匈奴、东突厥、内蒙古则是“内部边疆战略”者。

例如汉朝时,匈奴分裂,其中南下依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的南匈奴,便是秉持“内部边疆战略”,与中原王朝修好,来汉宫迎娶了在历史上后来赫赫有名王昭君,而北匈奴的郅支单于,则持“外部边疆战略”,不断寇边,与中原王朝、南匈奴对抗,并侵扰大宛、乌孙等西域各国,最后在汉朝远征军与西域各国组成的联军的讨伐下,才最终败亡。这便是游牧帝国分裂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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