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是一个极为显著的历史现象。与此相呼应的，在中原王朝的北部草原上，往往亦同时横亘着一个与其相对峙、相抗衡的游牧帝国。这不得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标识性特征。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自从陈胜、吴广喊出震慑古今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后，朝代的盛衰、兴替，成为了古代史的一个周期律。《史》《汉》以来的“二十四史”，便是在周而复始的完成这种历史书写，新生的王朝立刻为前朝修史，完成一个“兴—盛—衰—亡”的历史叙事，并开始走上自己的历史轮回。

游牧帝国，自然也有它的历史周期律，但草原上的历史哲学与权力重组方式，与中原农耕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深层逻辑与历史表象。其中一个独特的历史表象，便是——游牧帝国总是要分裂。例如与秦汉王朝同兴的匈奴帝国，在盛极一时后，分裂为了南、北匈奴。又如与隋唐并立的突厥帝国，则分裂为东、西突厥，乃至于清代的蒙古，亦分裂为内、外蒙古（或称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哪怕是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亦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对峙的帝国。可见，无论是匈奴，还是继起的鲜卑、突厥、蒙古，分裂似乎都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然而，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游牧帝国的组织方式。帝国，还原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同样是原子式的人，有些地方的人，维系着最低限度的血缘团体（如非洲的某些部落），而有些地方的人，却建立起了跨洲越洋的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样的问题，自然会有林林种种、形形色色的解说，然而，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是：历史地理、生态的问题。

人在出生以后，一个最基本的本能是生存欲望。而草原上的生存方式，与中原农耕文化中的生存方式就是迥然有异的。在中原地区，人的生存，依赖的是植物，即人在土地中播种、耕耘，等待收获粮食，在此之前，则依靠往年的粮食储蓄而过活。在中原地区，植物（被称为“五谷”的各类农作物）是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在草原上，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首先，草原上是不适合种植任何农作物的，以长城为界，更严格的说，是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北方的草原地区，降水量的不足是一个死穴，在那里根本不可能让农作物存活。更为致命的是，草原上，不仅降水量不够，而且降水还极不稳定，或许一下子暴雨骤至，连续性的狂风暴雨打你个措手不及，而接下来的数月，则又滴雨不下。降雨不够，自然有害于农作物，而短暂性的过量降雨，同样足以将收获农作物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所以，草原上的人，不能向植物讨生活，他们只能向动物讨生活。于是，驯服、牧养牛、羊等动物，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游牧民族，作为其个体，则被称为牧民。

不同于中原农夫精耕细作而出的庄稼，牧民的“庄稼”全都长了腿，可以在牧民的驱赶下，“逐水草而居”。牛、羊可以咀嚼那些人无法消化的草、枝、树根等，再将它们转化为人可以食用的肉、奶等。而且，肉、奶是随时可以提供的，不必等到秋收时，同样的，这些长了腿的“庄稼”，还可以逃避草原上莫测的风云变幻。

而且，因为牛、羊需要“逐水草而居”，牧民们都是移动的，随着季节的推移，而在草原上穿梭。在中原王朝，凡是不固定于某块土地上，而四处游荡的人，都被认为是对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不稳定因素，朝廷且将其称作是“流民”。而草原上，可以说，无处不在的，都是这种“流民”，这是一个“流民”的世界，因此它自然有着不同于中原的秩序与组织方式。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建立的“皇帝——官僚”的郡县科层体制，在草原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草原上，秩序是如此构建的——作为个体的人，聚合起来，构成一个血缘性的小游牧团体，小游牧团体们聚合起来，构成一个小型部落，小型部落聚合而为大型部落，大型部落聚合为部落联盟，而所谓游牧帝国，只是一个更为稳定的部落联盟而已。我们用中原的概念，如“家”、“国”、“天下”，乃至于现代性概念，如“民族国家”等，都是不能理解游牧帝国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游牧帝国，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共同体。部落联盟很容易从游牧帝国中游离出来，同样的道理，部落也很容易从部落联盟中游离出来，而个人也很容易从部落中游离出来。“游离”带来“松散”，这埋下了游牧帝国分裂的根源。利益的不合，可能带来游牧帝国的分裂。由于官僚制度的缺位（以及不可能构建），某个卡里斯马型部落首领的去世，也极有可能带来游牧帝国的分裂，特别是游牧帝国的继承制，完全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争夺单于、可汗等位子时，游牧帝国往往分崩离析。

然而，为何游牧帝国往往以“两分”的方式分裂呢？或许，人类学家巴菲尔德（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提出“内部边疆战略”、“外部边疆战略”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极佳的理论解释。

所谓“外部边疆战略”，主要是游牧帝国通过战争、掠夺等方式，向中原王朝榨取牛、羊以外的各种辅助性资源，它适用于各种远离中原的游牧部落，符合它们的利益。

所谓“内部边疆战略”，则是指某些游牧部落，它们与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方式“和解”，例如和亲、贸易等等，得到中原王朝源源不断的支持，从而可以与草原上其他部落相抗衡。在历史上，内、外边疆战略的分裂式决断，导致了游牧帝国的不断“两分”。北匈奴、西突厥、外蒙古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外部边疆战略”者。而南匈奴、东突厥、内蒙古则是“内部边疆战略”者。

例如汉朝时，匈奴分裂，其中南下依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的南匈奴，便是秉持“内部边疆战略”，与中原王朝修好，来汉宫迎娶了在历史上后来赫赫有名王昭君，而北匈奴的郅支单于，则持“外部边疆战略”，不断寇边，与中原王朝、南匈奴对抗，并侵扰大宛、乌孙等西域各国，最后在汉朝远征军与西域各国组成的联军的讨伐下，才最终败亡。这便是游牧帝国分裂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