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门，比肩英雄；职务很低，影响很大；文化不高，报告很火；生前现行反革命，死后革命烈士，一生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他，就是杨子荣的亲密战友——剿匪英雄孙大德（《林海雪原》中孙达得的原型）。2019年7月29日，酷暑中，我们采访了剿匪英雄孙大德的长子——孙长生同志，随着他那饱含深情的讲述，一位“深厚朴实、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坚忍不拔，只知干！干！干！”的老英雄跃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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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赤子

我父亲孙大德，1923年12月23日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桦甸村，我的母亲江淑琴，1934年5月13日出生。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我父亲47岁去世，又过了47年，2017年，我母亲去世。我弟兄姊妹4人，我是老大，1952年9月生于长春，所以父母给我取名长生，我妹妹孙丽文和大弟孙长林，也是长春生人，小弟孙长原，北京生人。我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我有个大伯，叫孙大有，我父亲叫孙大德，我三叔叫孙大发，四叔叫孙大财，老叔叫孙大富，五兄弟合起来就是有德发财富，我还有两个姑姑。我爷爷给我叔伯和父亲名字起得非常好，但是我爷爷的家境却非常差，非常贫寒，一直也没有发过财得过富。由于家庭生活很困难，我父亲没有上过学，他的文化知识都是在部队里学的，可以说是部队这所大学校使我父亲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基层干部。我父亲是1942年，也就是在19岁时，被日军抓去当了3年的劳工，他和其他的劳工一起被迫为日军修路、挖坑道、修工事、伐木、运煤。用我父亲的话讲，在日本鬼子的劳工营里，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干过，日军还经常对中国劳工无端地打骂体罚。可以说我父亲在参军前是在苦海里挣扎了3年。

参军入党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不久，大概是在当年的10月底，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其中就有曲波、杨子荣、高波等）奉命在山东胶东半岛登船，几天后到达了辽南，登陆后部队便改番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稍事休整后，即开往北满，边剿匪边扩军。我父亲就是在这时即1945年12月加入二支队（1946年1月二支队扩编为两个团，即一团、二团），成为一名战士。因为我父亲是当地人，对东北的地理状况和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参军后不久，便被调到了团直属侦察排，并与杨子荣成为战友，并肩战斗。我父亲还有个战友叫魏成友，他是土生土长的海林人，几乎与我父亲同时被调到了侦察排。因为我父亲和魏成友叔叔都是东北人，所以杨子荣每次外出执行侦察任务时，都要带着他们二人。由于我父亲一直跟随杨子荣侦察剿匪，在剿匪战斗中立了很多战功，所以，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46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兵新传

我父亲在与杨子荣、魏成友等战友一起智擒“座山雕”之后不久，又与杨子荣一起到闹枝沟围歼郑三炮等残匪，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枪栓被冻，杨子荣不幸牺牲，这也是二团最后一次剿匪战斗。不久后，我父亲所在部队被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也就是后来的三十八军。1948年我父亲与战友们一起参加了辽沈战役，当年3月在新民县的战斗中不幸负伤。在冲锋中，我父亲的右腿迎面挨了敌人一枪，子弹从右小腿的前方射入，又从腿肚子钻出。有一次，我父亲扯起自己的裤腿非常自豪地对我说：“长生你看，子弹是从前面射入的，又从后面的腿肚子钻出去的，前面是一个小口，后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疤，这说明我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是在冲锋的道路上挨了一枪。”我父亲1948年3月负伤后，被转送到部队医院养伤，半年后伤愈，我父亲被医院留下，并担任医院警卫排的排长，也就是说，我父亲在杨子荣侦察排时是班长，在伤愈后开始担任警卫排长。建国后，我父亲被认定为三等乙级残废。1950年我父亲脱下军装转业到长春。当时部队在长春成立了一个鼠疫防治所，对外叫流行病防治所，这个防治所当时实际上还隶属于部队，人员都是残废退伍的复员军人。这个所的任务很单纯，就是清除日军留在东北的细菌武器。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因担心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细菌战，所以这个防治所一直存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抗美援朝战斗结束后直至1957年，防治所才划归了地方。

孙大德到 38军杨子荣排作报告，合影。 军首长接见

不久后，我父亲就随着所里的复员转业军人分到了全国各地，我父亲分到北京（而我们一家人则是1958年到北京与父亲团聚的）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在为北京市东直门医院，在总务科做行政管理员，后来因表现突出，又升任总务科的副科长，在文革中，我父亲担任医院革委会常委，分管后勤工作。工作期间，我父亲非常努力，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很能吃苦，平易近人，脏活、累活、苦活抢着干。他虽是副科长后来又成为院领导，却和工人一起烧锅炉，和勤杂工一起搞卫生，全心全意地为职工和病人服务，因此多次被评为单位和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曾参加过北京市的劳模会和全国退役转业军人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弘扬英雄

1957年9月，曲波伯伯以最深的敬意，怀着对杨子荣、高波等战友的赤诚之情，克服文化上的困难，写就了小说《林海雪原》，此书一问世，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小说被多次翻印，并被搬上了荧幕。不久后，上海京剧院根据书中“智取威虎山”的一段故事，改编成京剧《智取威虎山》，旋即风靡全国。

1959年，当我父亲得知曲波伯伯写就了《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后，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就见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老战友曲波伯伯，他非常高兴。医院里的领导很快也知晓了我父亲与杨子荣等战友一起剿匪的经历，所以就一再要求我父亲在医院里给干部职工做报告，后来北京当地的一些机关、学校和部队也纷纷地邀请我父亲去做报告，最后发展到全国各地做报告。

孙大德和刘胡 兰母亲，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罗盛教的父亲，黄継光的父亲合影。 后排有狼牙山五壮士宋学义，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等人

因为我在小学和中学时都听过我父亲做的报告，所以至今还有一定的印象。记得我父亲在开场白时，一般都这样讲：“我叫孙大德，个子也不高，腿也不长，但因为我走山路走得比较快，所以战友们都叫我孙长腿。我是杨子荣的亲密战友，杨子荣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因为我和魏成友同志都是东北人，所以每次侦察时，杨子荣都要带着我们二人去执行任务。”当时我父亲在报告中主要讲的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讲剿匪战斗时的种种艰难困苦。他讲，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冬天穿得很少，而外面则很冷，所以战士们经常被冻伤，一到部队宿营地，战士们第一件事就忙着治冻伤，因为冻伤之后，不能用热火洗，只能端着一盆盆的雪，用雪搓手搓脚。再是在战斗中，战士们随身带的干粮都咬不动，带的水也都冻成了冰，吃饭时，战士们都是将干粮放在自己的胸口和腋下用自己的体温捂暖后，再就着雪水吃。第二，就是讲土匪怎么残忍和凶暴，怎么杀土改工作队队员，怎么残杀群众和剿匪部队的战士，怎么用棍子打、皮鞭抽，怎么用铁烙子烙人等等。我父亲还讲，土匪在大冬天里就把抓来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衣服扒光，绑在树上，搞什么冻刑，把人冻死冻伤。再就是烧房子，抢吃抢喝，一点人性也没有，无恶不作。在讲土匪的凶残时，我父亲说，他非常恨这些土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老百姓太残忍。我父亲还讲，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拥护八路军？就是因为我军打击和消灭土匪，真心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第三，就是讲杨子荣越是艰险越向前、大无畏的剿匪故事，这也是我父亲讲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他讲：杨子荣只要发现了土匪，就冲在前，见到困难，见到危险就冲在前。他还讲，杨子荣还很善于学习，经常学习土匪的黑话，学习东北当地的风俗民情，因为执行任务、化妆侦察，不懂得这些就没法工作，没法找到土匪。我父亲还讲到杨子荣怎么带领战友用他的大智大勇，活捉“座山雕”和其他土匪的故事。在讲活捉“座山雕”时，我父亲讲他和魏成友及其他3名战友一起在杨子荣的带领下，怎么化妆上山，骗得土匪的信任，怎么将“座山雕”骗到山下，最后活捉“座山雕”。我父亲讲：“座山雕”被抓后非常懊恼地说：“张作霖和日本人都奈何不得我，没想到最后竟败在几个年轻人的手里。”我父亲当时讲得很生动，很有感染力。我父亲还讲：杨子荣长得很瘦，但很精神，个子与我差不多，我身高一米七七左右，杨子荣比我还略高一点。我父亲还讲：当时侦察排里个子最高的是魏成友，他当时很瘦，一米八四左右。我父亲最后还讲：我们侦察排的这些成绩和胜利，都是在杨子荣的带领下取得的，所以作为杨子荣的战友，他感到非常的光荣。我父亲还表示，他很想多讲一些战斗故事，宣传小分队的业绩和杨子荣的大智大勇、不怕牺牲的精神。

他外出做的这些报告，都是院党委安排的。从1959年开始到1969年结束。我父亲经常外出做报告，除了在北京讲，他还到过山东、河北、山西等全国多个地方做报告，还到三十八军做过报告，十年下来有几百场。这些报告都是在工作时间里，都是院党委安排的，根据我爸爸的工作时间，根据人家的需要，然后利用工作时间外出做的报告。可以说我父亲外出做报告，也是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也是完成党组织交给他宣传剿匪故事，弘扬杨子荣精神这样一个任务。

孙大德参加 全国会议

我父亲每次做报告，讲得都很精彩。在去我们学校做报告时，我的感触就非常深。当时我是北京市第一中学也就是俗称男一中（学生全部都是男的）的学生，我父亲在我们学校做报告的时候，特别是在讲到智擒“座山雕”时，整个学校礼堂欢声笑语。我父亲讲得都是实实在在的剿匪战斗经历，讲完后，老师和学生们意犹未尽，还会提出一些他们所关心问题，我父亲都一一地解答。其中有些问题我记得还很清楚。有的学生就问，咱们的小分队这么艰苦，怎么会有一个女卫生员“小白鸽”参加？我父亲就讲：小分队里面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小说中的女卫生员形象，是曲波同志根据他的爱人——刘波同志的事迹经艺术加工后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还有同学问：曲波的爱人刘波同志也像小说中的“小白鸽”那样漂亮吗？我父亲说：刘波同志没有小说描写的那么漂亮，小说中描写的“小白鸽”非常漂亮，刘波同志也就是个一般的人，长得也可以。我父亲还说，刘波是个老革命，当时是部队医院的负责人，她很有气质，很有水平，很有能力……我父亲讲得很实在，也很风趣，有什么就说什么，他不会特意地去修饰，更不会添枝加叶。那次我父亲做的报告非常精彩，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作为儿子，在台下听我父亲做报告，讲故事，且看到同学们都非常得兴奋，我也感到非常得自豪和骄傲，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大后也要当兵，也要做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军人，像杨子荣那样的英雄，接好我父亲的班和英雄的班，这种强烈的参军愿望一直伴随着我读完了整个初中。

祸从天降

当时因为做报告，我父亲的知名度很高，也因为做报告，所以战友来找我父亲的也很多，包括曲波伯伯的警卫员李鸿义，战友魏成友、栾超家，刘蕴苍、陈大正等都到过我们家，来看望我父亲，社会上有很多人也来我们家看望我父亲。

我是1969年2月参的军，我们学校当时参军的学生很多，初中和高中部加起来有一个连——一百多号人，一个学校出了一个连的兵，这是非常罕见的。当时我参军的地点是海军福建基地——4008部队。我具体服役的单位是汽车营下属的琯头油库码头班，主要负责炮艇的供油、供水等工作。部队里的首长和战友们对我非常关心，我也希望在部队里多干几年，接好父辈的班。我在部队也很努力，不久后就担任了班长，年底我就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填写入党志愿书后，在政审时却没有通过，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很困惑。转过年的1970年4月，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端倪——我父亲出事了。

我父亲在做报告时，从来不用讲稿。我父亲1945年参军，与战友们一起剿匪，当时他才20多岁，到1959年他才30多岁，30多岁讲20多岁的经历，很多事都历历在目，所以根本不用讲稿，只是他讲得与小说不一样，与样板戏更不一样。他讲的都是真实的剿匪经历，讲的都是实际情况，不是按照小说的情节去讲，更不是按照样板戏的剧情去讲，所以在人物、时间、地点和情节上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些细节有出入。如正像我父亲讲的，当时小分队里没有女战士，在智擒“座山雕”时，也没有什么百鸡宴和联络图等等。就是因为这样一些细枝末节，所以引起了“四人帮”等人的不满。1969年年底，“四人帮”以上海一个剧组的名义，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父亲山南海北做报告，破坏革命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此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演出时也把原剧中的人物孙达得改成了申德华。《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四人帮”就把我父亲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此时我才明白，我政审之所以没有通过，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父亲成为了现行反革命，我怎么可能入党呢？

1970年4月份，得知我父亲出事以后，我感到压力很大。1970年6月13日，我接父亲病危的通知书。当天我便乘绿皮火车，经过48个小时的颠簸，于15日上午由福州抵达北京，见到了我的父亲。我当兵时，父亲的体重跟我现在的体重差不多，也是180斤左右，一米七七的身高，可是当我在医院见到父亲时，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很小了。听我妹妹讲，在称体重时我父亲连一百斤都不到，也就是说整整掉了80多斤。我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天天让我父亲反思、认罪，交待所谓的问题。可是他一直想不通，讲故事就是讲故事，怎么会破坏样板戏呢？我讲得都是真实的故事呀！他想不通，吃饭也很少，几乎是天天那么熬着，整天瞪大眼睛瞧着天花板。在审查之前，我父亲什么病也没有，身体很健康，可审查后不久，他就患上了肝癌。我刚到病房见到父亲时，我父亲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我一进门，老人家只说了一句话：“长生回来了？”然后点点头，当我再看父亲时，他就把眼睛闭上了，身子一侧，就不瞧我了。后来听我妹妹讲，说我没回来这几天，老人家一直瞪着大眼，瞧着房顶，就盼着自己的大儿子能早点回来，见最后的一面。每当想起这一幕，我心里就感到十分地酸楚、压抑。当时，我心里也老是想不通，讲报告时，我父亲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呢？怎么会破坏样板戏呢？我当时觉得真是想不通。

我父亲的问题直到1972年，才被当时的中医研究院党委给重新定性，属于违犯严重政治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1973年才在部队入党。也就是说在1972年之前，我父亲是现行反革命，我是现行反革命家庭的子女。1972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1973年在部队入了党，解决了组织问题。当时部队的领导找我谈话，准备将我提干，希望我在部队多留几年，可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体不好，弟妹都小，所以我就向部队提出想提前退伍，1975年部队批准我退伍。

平反昭雪

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1977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我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久后又认定为革命烈士。1983年民政部给颁发了烈士证。1977年年底海林市委、市政府委派市民政局的关会员叔叔到北京来，商议将我父亲的骨灰存放于海林烈士陵园。当时我父亲的骨灰是在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总务科地下仓库一个角落里找到的。因为我父亲去世之后是现行反革命，无法安置，骨灰盒只能寄放在我父亲工作的单位总务科地下仓库里。当时取我父亲骨灰盒的时候，骨灰盒上已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拭去尘土包好之后，当年我和我母亲在关会元叔叔的陪同下，将我父亲的骨灰盒送到了海林，存放在杨子荣纪念馆中的一个展厅里，也就是说在展厅里单独存放了30年，30年之后的2008年，海林烈士陵园扩建，海林市委、市政府在杨子荣烈士墓碑的后面，给高波烈士和我父亲建墓立碑，这样我父亲才得以入土为安，又回到了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并与杨子荣和高波等战友相聚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他的心愿，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我们作为家属的心愿和光荣。

患难真情

1970年6月17日，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只有36岁，当时，她是我父亲单位医院的临时工，在食堂做厨师，收入也很低，再加政治上有这么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所以我妈妈在政治和生活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把我妹妹弟弟拉扯大，确实不容易。当时，我的妹妹孙丽文只有16岁，大弟弟只有14岁，我的小弟弟刚9岁，家里的很多重担实际上都落到了我妹妹的身上（我妹妹1977年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大型国企担任组织干部，现已退休）。那时我在部队当兵，鞭长莫及，都是我妹妹里里外外帮助我母亲，操持着我们家走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我妹妹也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感谢我妹妹，多亏有这样一位好妹妹。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魏成友叔叔向我们伸出了温暖之手。1970年我从部队回来探望父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魏叔叔对我们一家，对我父亲深厚的感情。当时我父亲在北京也有很多战友，但送我父亲最后一程的只有魏成友叔叔。他当时对我说：“长生啊，你放心，你爸的事一定会搞清楚的，我告诉你，杨子荣是剿匪英雄，你爸爸也是剿匪英雄，每当有土匪的时候，都是杨子荣冲在最前面，你爸爸紧随其后，我岁数小，我紧随在你爸爸的身后，你爸爸和杨子荣都是英雄。不要着急，不要难过，以后这一切会搞清楚的。”魏成友叔叔就用这些话，开导我，鼓励我。听完魏成友叔叔这番暖心的话语，我坚信父亲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魏成友叔叔又说：“他这一辈子，两件事刻骨铭心，一件事呢，长生啊，是送你杨子荣伯伯，他当时就牺牲在你父亲的怀里，我和你父亲作为杨子荣的亲密战友一起抬着你杨子荣伯伯的遗体从战场上送到山下，又将他安葬，这是我痛心的一件事。再一件事呢，就是送你的父亲，我感到很心痛，心痛我这一辈子做了这么两件大事，确确实实感到怀念杨子荣，怀念你爸爸，怀念过去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事情。”我魏成友叔叔对我父亲，对杨子荣伯伯的感情非常非常得深厚。我小时候与魏成友叔叔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记得是1961年那会儿，那时我八九岁，跟父亲到沙石厂周边开荒，魏叔叔当时在八宝山附近的一个沙石厂当工人（后来担任过工会主席，两次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为周边的厂矿企业和老百姓做过很多好事），工厂周边有很多荒地，我就跟父亲与魏成友叔叔的家人一起开荒，种些红薯、蔬菜和豆角之类的作物，以渡难关，可以说我小时候是和魏家人一起长大的，和他们接触的比较多。我父亲去世时，怎样安葬？如何安葬？都是在魏成友叔叔的张罗帮助下操办的。现在我们两家还来往比较多，我觉得我们和魏家人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友情了。

左起：王锦远(牟平红色教育办公室，杨子荣精神研究会 主任)、孙长生（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原副社长）、孙长生夫人

这几年我明白了一个理儿，杨子荣是英雄，高波是英雄，魏成友是英雄，我父亲是英雄。作为后人，我们只能努力地工作，添光添彩，不能抹黑，不能给父辈丢脸。父亲做的再好，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那是父辈，那是父亲的骄傲，我们作为烈士的后人，要严格要求自己，为党为人民做好本职工作，继承父辈的遗志，继续弘扬杨子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父辈的努力和做出的奋斗，做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