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红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大声公众”的政治——台湾民粹主义的辨识、演化及其显性后果》。

作者认为： 台湾民粹主义的辨识涉及现象与概念问题，既要放到台湾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也应还原到台湾社会与政治的内在冲突中进行结构性考察，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路径至关重要。

在台湾，民粹主义或可称为一种“大声公众”的政治，它的进阶之路经历了准备、合作、争夺与更替等四个重要阶段，展现了民粹主义深嵌台湾政治生活的全过程。

而在经历了近40年民粹主义政治的侵扰后，台湾社会正面临一系列破坏性后果，如民主政治出现异化、政党格局面临解构、两岸关系不确定性增加等。 文章内容如下：

民粹主义是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面向，是观察纷乱躁动的台湾政局的独特窗口。

自解严以来，台湾社会因选举与党争而高度政治化，因蓝绿分野而严重割裂，尤其是出现了一种对社会公共议题高度关注并无法停止大声争辩的“大声公众” 〔1〕 。

在台湾，所谓“大声公众”既是自由化、民主化的产物，也是政治精英谋划、操弄的结果；它既是广场、街头与大众传媒上争先发言的具体民众，也是一种关于公共生活的政治隐喻，意味着众声喧哗的民粹主义政治的出现。

民粹主义在台湾有着巨大的政治能量，不仅在野党为争取政治资源与政治机会而利用“大声公众”制造“噪音政治”，而且执政者为确保合法性和击败对手，也常常依赖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

要认识台湾民粹主义及其与政治实践的复杂关系，有必要从一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开始。

01

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与辨识

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过非常广泛的研究，虽然仍然缺乏足够的共识，但是依托多年研究所建构的认知规范和知识体系，西方学者不仅解析了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现象，也对非西方国家与地区是否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裁定。

一部分学者（如保罗·塔格特等）专注于西方内部的政治分析，认为民粹主义现象只存在于民主成熟的西方国家，非西方世界缺乏相似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而不存在民粹主义。

而另一些学者则将民粹主义也用于理解拉美、亚洲甚至非洲的社会政治现象，如以塞亚·伯林认为民粹主义发生于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社会之中，是指具有不同观点的人设法以大多数人的名义说话。 〔2〕

爱德华·希尔斯力图以民粹主义为工具推进一种明确的比较研究，认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出现了全球化的知识团体。 〔3〕 卡斯·穆德则认为在民粹主义的三个主要地区（北美、欧洲和拉美）之外，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民粹主义现象，“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中，尤其是东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民粹主义正在成长，虽然民粹主义者在东南亚的事业相对短暂和不成功”。 〔4〕

这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现象无所不在，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经验，任何形式的政治体系都可能出现民粹政治的情况。

毫无疑问，我们在考察台湾地区的政治现象时，首先应出的问题是“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否存在？

本文认同民粹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经验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的现象并非欧洲国家独存，“民粹政治现象只是‘程度’问题，并非‘有无’的问题”。 〔5〕

所谓“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存在的，它具有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支撑，即一方面符合民粹主义的一般判定理论，另一方面产生自台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验。

就前者而言，得益于西方学者理论成果的启示与引入，台湾学者在解读台湾的政治现象时找到了民粹主义的分析工具。

例如欧尼斯特·拉克劳曾提出一种具有左翼色彩的理论，认为民粹主义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做不到时，就会直接求助于广大民众。 〔6〕

玛格丽特·卡农范则对民粹主义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了最为经典的研究，她认为民粹主义是指被人民广泛喜爱与支持的一种政治行为，其核心价值是跳过代议政治的界线，由领导者直接诉诸民意的一种方式，她还将民粹主义运动细分为七种类型，其中三种属于以农民为主的民粹主义，四种属于政治性的民粹主义。 〔7〕

这类理论建构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两岸学者均认为民粹主义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台湾解严后的民主转型，因为台湾民粹主义具备了民粹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和基本特征。

就后者而言，台湾民主转型的独特经历为研究台湾民粹主义提供了丰富素材。虽然几乎没有西方学者专门讨论过台湾地区的民粹政治现象，但在东南亚的广义视域下，台湾地区大体也算其中一员，卡斯·穆德关于民粹主义在东南亚地区正在成长的概括应该也涵盖台湾。

相对而言，两岸学者的研究则较为充分。

大陆学者郭中军参照了卡农范的分类，对台湾民主转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将台湾民粹主义归类为政治性民粹主义甚至更具体的政治家的民粹主义。 〔8〕

台湾学者邓志松则根据卡农范的研究和台湾的现实，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人民对制度化、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 〔9〕

这种试图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检视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其实在更早关注民粹主义的台湾学者那里已有体现，王振寰和钱永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指出，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观实质上就是民粹主义，它“足以动员一个缺乏固定体制形貌的‘人民’、提供‘同意’所涵蕴的民主正当性的政权”，两位学者进而用“民粹威权政体”来概括台湾政治转型后的李登辉当局，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会在这个阶段以召唤人民、建立民粹威权政体的方式呈现”。 〔10〕 他们将威权政治、“台湾民族主义”、“新国家”建构（“台独”）、选举动员、政党竞争等转型前后的重要政治面向串联起来，设定了此后的台湾民粹政治的底色。

与此同时，一些批判意识更为突出的台湾学者将台湾民主实践的品质与民粹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如黄光国认为台湾民粹政治的实质是政治人物以民主之名，行多数暴力之实。 〔11〕

江宜桦的观点与其相似，认为民粹主义是“以民意支持之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的统治风格”。 〔12〕 彭 怀恩将政治精英借用“民主”名义扩张自己权力的运作称为民粹主义。 〔13〕 林毓生认为台湾民粹主义利用民主形式的建立、扩张、运作来提供反民主的根据。 〔14〕 陈毓钧则从比较的角度指出，台湾地区所展现的民粹力量，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主义一样，都具有反智识、反精英、本土偏狭、排外情结、暴躁急进、群众民主等特征。 〔15〕

以上学者是基于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台湾政治的观察而进行的批判，他们相信在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历程中，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逻辑，台湾在其关键性的历史转捩点所奠定的民粹政治形态，必然影响甚至主导着此后的台湾政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解释21世纪以来台湾政治的民粹化问题提供了历史理路。

为了进一步辨识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与现象，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也极有帮助。

历史社会学是19、20世纪之交出现，直到70年代才最终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它由两种研究范式构成，一种是韦伯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化”，即提炼或运用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理解和阐释独特的历史过程与现象； 另一种是涂尔干代表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化”，即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实践中发现不变的“社会事实”、因果法则和本质规则。 〔16〕

邓尼斯·史密斯用一个简洁的定义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 〔17〕

具体到民粹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台湾地区无疑是一个素材极其丰富的典型案例，台湾民粹主义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社会/政治现象，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内的研究问题，但它的研究范式应该借鉴历史社会学的理念，即这一政治研究需要有明确的历史学意识与社会学意识，在方法论上应融贯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

因此，对于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一方面应该放到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即关注民主化与民粹主义的相互交织。

台湾民主转型的发动极大程度上依赖了省籍动员、族群政治的路径，钱永祥认为，台湾民主运动弃绝了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进步”成分，其任何诉求都局限在台湾本身的时空之中，是一套特殊主义的、地方主义的、以悲情与妒恨为基本色调的论述， 〔18〕 很显然，这类论述内含的不满情绪直接催生了民粹主义。

另一方面，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应该还原到台湾社会与政治的整体形态中进行结构性考察，即强调政治/社会结构中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以及台湾社会的冲突对抗性。

王振寰认为90年代的台湾“民粹威权主义”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于民进党危险而颠覆性的理念推动的（即所谓“台独”、“新国家”或“台湾民族主义”），并且“相当程度上是透过李登辉以民族-民粹的召唤，来巩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19〕 因此，民粹主义首先成为“台独”分子追求其政治目的而召唤“人民”的工具。

将以上历史维度和结构维度的考察整合起来，大致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范式，其现实价值在于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台湾以选举为中心的所谓民主政治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历史性进程，对抗冲突是这一进程中的基本面貌，民粹主义是台湾不断走向对抗冲突的选举民主的必然产物。

02

“大声公众”的政治效应：民粹主义在台湾的进阶之路

自解严以来，选举与党争为台湾社会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化和过度的政治动员，这一政治过程导致了“大声公众”的不断涌现。

“大声公众”的政治是一种民粹政治，它使得台湾社会混乱冲突、喧闹浮躁，政治被功利和算计包围，社会充满戾气与怨气。

时至今日，民粹主义已经深深嵌入当代台湾政治，人们通过历史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可以探知台湾民粹主义的政治进阶之路，以及它与台湾政治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

　　1，台湾民粹主义“前史”：党外反对运动的政治遗产

民粹主义一词在台湾公共舆论中出现，最早是黄纪在1980年发表的“无党籍人士的竞选言论策略”一文中，该文批评无党籍政治人物制造议题形成媒体事件，走民粹主义道路。 〔20〕

在台湾的戒严时期，虽然蒋介石和蒋经国曾誓言要追求民主或坚守民主阵营，虽然国民党当局自五十年代初已经有限开放了地方选举和“中央民代”、“立法委员”的增补选，但是戒严令解除之前的台湾并无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践，民众在政治、社会等诸方面是缄默无声的，大众政治的时代远未到来，因而民粹主义还无从谈起。

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的政治高压之下，党外反对运动的挑战极其软弱，更无法提供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持续、深入而广泛的社会动员。

然而，要理解台湾社会何以在解严之后迅速进入“民粹主义狂飙期” 〔21〕 ，并且直到进入21世纪也难以摆脱民粹主义的纠缠，应该探析党外反对运动的历史源流。 台湾民粹主义不仅是“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力量集结与动员的结果，更是继承了整个戒严时期党外反对运动的政治遗产。

这份遗产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自下而上的抗争方式。

戒严时期的党外运动称不上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民众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派知识分子运动，但它的反抗性是极其鲜明的，自下而上的运动路径也十分清晰。 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封闭性与排斥性造成了“外省人vs本省人”的纵向等级架构，党外反对力量站在体制外和本省人的立场上，自下而上地提出民主诉求，这种抗争方式在解严之后发展为自下而上动员中下层民众的竞选模式。

二是从乡土意识、台湾意识到“台独”意识的民粹议题。

“国民党的威权控制、大中国体制、限制民众参与政治的政策，使得反对运动的民主要求，同时含有了台湾化（台湾人参与中央级政治）与民主化的双重意义。 ” 〔22〕

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反对运动人士利用“台湾人”的政治符号，“透过有限开放的制度管道或体制外的非制度性抗争，对抗‘外省人’政权”。 〔23〕 民进党继承了反对运动的本土主义衣钵，但更为激烈极端，它将台湾意识发展为“台独”意识，使得“统独”争议成为台湾民粹政治的核心议题。

第三，发掘了大众政治参与的实践场所。

党外运动较多地通过杂志、书籍等文化渠道传播理念，但街头政治也同时出现。 “1970年代为因应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而大力新建或更新的都市街道，意外地提供了新政治发展的行动舞台”， 〔24〕 而80年代随着各类选举的逐渐增多，选举场合成为许多民众表达政治见解的唯一场合，国民党对反政府活动与言论大加镇压，但是对选举场合的一些批判政见却无法全部打压。

台湾学者庄雅仲认为，“选举场因此成为民主学习的街头教室，多年来隐藏于党外杂志批评文字之后的民主运动，开始在街头出现”。 〔25〕 循此路径，90年代的民进党为了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十分依赖以游行、示威、静坐为形式的街头政治形式。

2，台湾民粹主义的“1.0”时代： 国民党与民进党合打民粹牌（1988-2000）

台湾民粹主义是随着民主化进入政治场域的。

80年代初开始，台湾政治自由化程度不断上升，社会议题日益公共化、普遍化和政治化，而民进党成立以后，社会改造运动逐渐与政党政治交织。 〔26〕 民进党有长期的草根政治经验，国民党在围堵党外反对运动过程中也见识到了大众政治的威力，再加上李登辉为了巩固其党内权力地位，急切地需要直接从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因此解严之后，民粹主义同时获得了体制内外的实践机会，迅速进入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合作共打民粹牌的狂飙时期。

所谓的合作共打，是指在90年代的政治博弈中，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李登辉不仅在“台独”理念上开始接近，而且在行动策略上也有共识，在利用民意方面互有呼应，民进党的民粹操作有经验优势，但李登辉当局则有执政优势。

省籍矛盾就是民进党和李登辉共同制造并主导的民粹议题。

李登辉当局建构了所谓四大族群的论述并利用执政资源对民众进行动员，将族群、省籍、认同等分裂性议题带入日益走向选举中心主义的台湾政治。

在90年代台湾的选举竞争中，族群分野是决定台湾政党支持的最重要变数之一，外省人多支持国民党、本省人多支持民进党的事实也通过各类选举调查揭示出来了。

台湾学者张茂桂对此指出，省籍问题有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原因，这使得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产生了对立，但是对立并不说明省籍问题一定会逐渐形成要“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 〔27〕

事实上，“台独”理念在其中的催化作用尤其关键，李登辉要打造台湾人的国民党，民进党自称为台湾人的代言人，他们之间没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更没有“台独”与反“台独”的对立，相反，他们在台湾主体性的认知上是一致的，在如何动员台湾民众方面也没有分歧，这是两党虽然存在选举竞争关系，但可以在以省籍、族群问题上共打民粹牌的原因。

民粹主义对于李登辉来说是确保执政合法性和党内权力地位的重要工具。 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领导人直选，李登辉取得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虽然还有46%的选民没有投票给他，但他却把多样性的台湾选民化约为一元同质的、整体性的“人民”，强调他的胜选是“人民意志”的表现； 而李登辉在通过修宪等手段扩权至有权无责、造成府院关系紊乱的时候，却仍表示是秉承人民的意志。 〔28〕

此外，李登辉收割“野百合”学运成果、召开朝野协商的“国是会议”等种种做法都带有某种民粹主义色彩，即企图“绕过体制直接向人民发话，然后回过头来挟持、扩充政权机器”。 〔29〕

两岸学界关于李登辉走的是民粹威权路线的概括大体是恰当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李登辉更多的是将民粹主义的政治工具用于反制国民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或外省势力，而不是用于与民进党的选举竞争。

民粹主义对于民进党来说则是争取选举胜利的不二法门。

民进党由体制外力量集结而成，有丰富的底层动员经验，在90年代国民党占据执政优势的情形下，迅速适应大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选举政治常态化的时代，获得了社会动员的优势。

民进党在台北的中央党部成立了组织部、社会运动部、政策会和选举对策委员会，通过选举和街头政治的相辅相成，大大强化民进党和支持者的联系，使得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选举政治深度交织。

这一时期，在广播、电视以及传统报纸等大众传媒的鼓噪下，在民进党以政党利益为目标的民粹操弄下，无论是社会悲剧事件如1997年的白晓燕事件，还是自然灾害事件如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都无一例外地发展成反抗国民党的事件。 〔30〕

在这种民粹喧嚣之中，一方面是选举造势越来越依赖各种表演性质的民粹动员，另一方面则是卷入选举活动的民众越来越多，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所谓“大声公众”在大众传媒、在街头游行队伍和选举动员会上出现。

3，台湾民粹主义的“2.0”时代： 国民党与民进党争抢民粹牌（2000-2014年）

进入21世纪之后的台湾地区仍然深陷选举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民粹狂飙。 2000年和2008年台湾出现两次政党轮替，蓝绿阵营界限分明、激烈对抗，两大党全面展开争抢民意支持、争打民粹牌的政治斗争。

国民党传统的基层动员主要依靠地方派系，依靠黑道势力与政权结合的黑金政治结构，由于暴力、贿选等现象频发，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为民进党煽动民众反对国民党提供了理由。

国民党在直接面向广大选民进行选举动员方面，能力、策略和训练远不如民进党，而且还背着威权专制的历史包袱，但是在野八年的经历使国民党不仅认识到大众动员的极端重要，也积累了一些草根政治的经验。

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台湾政治的对抗性议题逐渐集中在“统独”问题上，与此相关的议题包括“省籍”、“族群”、“公投”、“认同”等，国民党等泛蓝阵营政党为了争取民意，开展了一系列以反抗民进党执政为目标的游行、示威等抵抗活动，尤其是围绕着选战组织各种规模的宣传造势活动、民众抗议活动，较大规模者包括2004年选前的“换总统、救台湾”活动、“三一九枪击事件”后的泛蓝抗议活动。

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虽然提出超越蓝绿的诉求，但是背后仍是蓝色，这场以“百万人民反贪倒扁”为号召的运动得到了大批蓝营民众的支持，国民党“立委”也提出“总统”罢免案以呼应。 〔31〕

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地位，开始侧重经济与民生议题，围绕“统独”议题进行的民粹动员开始减少，但其发动草根政治的能力已与民进党不分上下。

民进党在操弄民粹政治方面则无所谓在野或执政之分，它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制造省籍矛盾、大搞族群政治，在民粹动员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将国民党拉下台。

然而，即使是上台之后，民进党也无法抗拒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明知民意如流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也明知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本能，不仅没有站在执政的地位上弥合分歧、寻求共识，反而是企图超越现有体制，利用体制外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可见民进党本质上就是反对“中华民国”的既有体制的。

民进党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分裂性民粹议题如“公投绑大选”，“民进党执政期间进行过两次公投，表面上体现了决策民主，实际上是由统治者发动的民粹政治”。 〔32〕 在2004年选举中，为了战胜国民党，民进党搞了一场大规模的“二二八牵手护台湾”造势活动，巩固了基本盘，但却进一步分裂了社会。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经历了四次领导人选举和大大小小的“立委”选举和地方选举，这一时期也正是民粹动员被主流政党争相利用、在选举中大显身手的时期。

国民党、民进党从李登辉时期的里应外合中走出，开始全面的选举对抗，为了争夺选票和民众支持，就要建构议题、组织运动、引导争论，民粹主义自然就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

曾有台湾学者尖锐地指出，这一时期台湾的政治状态其实就是“身穿蓝绿球衣的作为美式足球球员的政治人物对失控的权力之球抢成一团，背景则是因过度兴奋而被愚蠢化的媒体与观众”。 〔33〕

民粹主义对于蓝绿政党的意义如同政治推销，草根深耕和民粹动员一方面可以造成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印象，突显台湾的所谓选举民主、程序民主； 另一方面则使民众参与仪式化、民众选票功利化。

在蓝绿争抢选票、争打民粹牌的政治环境中，民调成为决策依据，选票流向被高度重视，而如何实现分配正义和人民当家做主却被搁置一旁。

然而，普通的台湾民众并不甘心做被背景化、“被愚蠢化”的“大声公众”，过度的政治动员、日常生活的泛政治化已使他们对蓝绿权斗心生厌烦，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表达渠道，寻找对社会矛盾有真正体认、对社会正义有问题意识的政治力量。

　　4，台湾民粹主义的“3.0”时代：“关键少数”占领民粹阵地？（2014年以来）

2014年“318学运 ” 后，民粹主义与台湾政治的关联发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变化，蓝绿持续对抗，政党政治困于理念与意识形态之争，日益远离经济民生和普通民众，而一种超越蓝绿的非传统政治力量顺势而兴，或将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新兴领导者。

导致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因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传统政党的号召力、吸引力下降，民众对政党本身和政党人物的反感度在增加。

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主流政治轮流上台执政，他们的政党理念不同，执政方针、政策重心不同，但都无法解决长期低速运转的经济民生问题，也不能在两岸关系上彻底解决令人焦虑的安全问题，反而是多年来的蓝绿争斗始终围绕族群或“统独”等议题，政治目标始终置于经济目标之上，已经令民众愤懑不满。

2014年的“318学运”背后确实有民进党的民粹操作，但在台湾持续沉闷的经济状况之下，“318学运”凸显了台湾经济的困境。 〔 34〕

与此同时，选举政治推出政党代表人物参选，但选举民主却不能确保选出最令人满意和最有能力的人选，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候选人，上台后的民望均呈下跌趋势，民众对政党领袖、政务官员的差评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党的信任与忠诚，对未来焦虑、对政客失望的民众会自主寻找能够替他们出头的政治势力。

事实上，随着传统政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动员力日渐衰微，年轻一代对政党的政治信任已大大低于他们的前辈。

另一方面，在蓝绿长期对抗的政治氛围中，一股非传统政治力量在悄然成长，这股试图超越蓝绿的政治力量还相对分散、微弱，未来何去何从还很难确定，但是它显然为民众提供了新的选择，草根动员的主动权开始向这股被称为“关键少数”的政治力量转移。

这股非传统势力非常多元，广义上包括蓝、绿阵营之外的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又被称为第三势力，在社会运动方面既有较早的白衫军运动，也有较晚的“无色觉醒”运动，标志性人物方面主要是“白色力量”自居的柯文哲。

这些没有明显政党力量驱动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人物表现较强的民粹主义特色，如突显“庶民政治”诉求、刻意与政党精英区隔、淡化与传统政党的联系、排斥政党参与活动、不成立政党而利用粉丝群动员 〔35〕 、追求扁平化和高效率的组织运作、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形象塑造、议题炒作和民粹动员等。

虽然新兴的非传统政治力量仍然无法摆脱选举导向，也暂时无法动摇蓝绿格局，但是它与传统政党的差异的确吸引了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台湾民众，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生态改变了民粹主义在台湾的发展路径。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出现的“韩国瑜现象”或可视为民粹主义政治转向的标志。 尽管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有着明确的政党驱动，但韩的超高人气与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质不无关系。

在高雄的选举中，许多选民没有以政党立场为投票依据，而是以具体的候选人、特定的民生议题为中心，表现出“选人不选党”的取向。 在民众“统独”意识式微，两大党持续互撕的情形下，台湾民粹主义的体制外、议题式社会抗争或许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03

台湾民粹主义泛滥的显性后果

在代议政治盛行的当代世界，民粹主义代表着消解与重构的力量，它主张的大众政治、直接民主具有一种反建制的本能取向，成为主流政治精英眼中唯恐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

当前，一股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正在袭击欧美，威胁着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而在被民粹主义折腾了近40年的台湾地区，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早已显现。

　1，民粹主义是台湾民主异化的罪魁祸首

现代政治并不止自由民主一途，但是在第三波的大浪潮中，台湾政治转型走的正是自由民主之路，只可惜相伴而行的民粹主义将台湾日益带离自由民主所关切的分权制衡、平等多元、宽容理性等价值。

无论是李登辉的“民粹威权主义”还是陈水扁、蔡英文的“民粹民主主义”，台湾的政治生活一直没有摆脱过民粹主义的纠缠，始终没能走上自由民主的轨道。

时至今日，民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台湾民主政治的“隐忧”之一， 〔36〕 已然成为现实的威胁了。

民粹主义对台湾政治的破坏体现在以下层面。

其一，导致台湾政治缺乏理性讨论的空间。

大众参与、大众民主在现实中更多依赖激情动员，政治人物对“人民”的直接召唤就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情感动员之上，如“台湾人民”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一种极富情感色彩的召唤。

深知民粹威力的台湾政治人物在选举机制的激励下，通过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政党差异认同等种种议题进行动员，“这种感性而非理性的诉求，让台湾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民粹式的民主文化’，导致台湾社会缺乏理性政策辩论的空间”， 〔37〕 “台独”势力将身份认同这一类文化议题泛政治化，就是利用文化的感性认知来为强制性的政治动员服务，从而导致真正理性的思考被压抑。

其二，导致台湾低水平的权力制衡。

在民主政体中，一个高水平的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同时包含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根据奥唐奈的观点，人民对于政府的选举课责是纵向的课责，横向的课责主要指政府机构之间相互的监督与牵制，以及建立法治或司法独立的基础。 〔38〕

民粹主义崇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纵向权力制衡，如民间力量藉助非正式的体制外渠道向权威、精英或官僚发动课责。

在台湾，由于社会运动十分活跃和在野党刻意推动，纵向制衡或垂直课责的大众认同度和参与度都很高，但台湾学者张佑宗的定量研究发现，台湾民众对横向制衡的支持，要比垂直制衡少很多，只有34.3%的民众同意大有作为的政府应受到“立法机构”的牵制，多达76.1%的民众反对废除“立法机构”和选举。 〔39〕

这从侧面反映了台湾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功能上是有缺陷的。

其三，导致政治权威缺位，社会共识难以形成。

选举催生民意政治，政治人物被民意所裹挟，漠视责任，不敢作为，这是民粹主义的通病，一旦民意成了最高权威，甚至凌驾在法律规则之上，执政当局的政治权威就无从谈起了。

“318学运”和第三势力正是利用了主流政党、现有制度或机构的权威弱化而发起挑战，“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权威的怀疑与蔑视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在蓝绿斗争的语境下，是非标准越来越模糊”， 〔40〕 政治权威弱化甚至缺位的结果除了造成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之外，还使得社会共识难以建立，因为多元社会的基本共识需要有一个中心权威，需要一种核心价值。

　2，民粹主义成为台湾政党格局的解构力量

民粹主义在台湾的蓝绿竞争格局中成为一种服务于政党利益的选举策略，但是在经历多年的民粹动员与蓝绿恶斗后，在经济和安全的双重焦虑刺激下，许多民众已经对主流政党渐生厌倦，政党忠诚度大大下降，这为第三势力参与权力角逐打开了机会之窗。

“当今的治理危机不是通过刺激民众参与政治过程就能解决的。 自由、公平的选举很重要，但由于政党软弱和意识形态忠诚度有所下降，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减弱，对政治领袖的不信任是当今民主的关键问题所在。 ” 〔41〕

虽然出于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大多数民众仍然相信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必要性，但政党信任低落已在多数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普遍现象。

研究表明，美国民众政党认同下降已成为政党衰退的重要指标，政党的竞争动员、组织教育和政府运作等功能在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已经出现消退迹象。 〔42〕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民众广泛地参与了政治选举，目睹了竞争性政党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但是，每一个上台执政的领导人都无法获得持续的、较好的施政满意度，而由政党力量把持的“立法院”，其表现更为社会大众所诟病。

民意调查显示，在近半数民众心目中，国民党与民进党同样具有贪腐的形象。 〔43〕

台湾学者林聪吉发现，近十年间台湾民众对于政党的不信任，基本上处于64%-74%之间，已经成为一项稳定而持续的政治态度，其成因与朝野对立加剧、当局绩效不彰、“立法院”议事效率低落、政治贪腐等现象高度相关。 〔44〕

此类现象不断削弱了台湾民众对主流政党的认同度，不仅意识形态的忠诚度在下降，情感上的依附关系也在降温，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韩国瑜在绿营传统票仓高雄大获全胜即说明这一点。

一项关于加拿大政党政治的研究结果可用来对比分析台湾的情况，根据Gidengil等人对加拿大全国选举资料的研究，经济表现不佳和主流政党忽略重要议题是造成民众对政党反感的主要原因，因为经济持续衰退会导致民众对主流政治的负面态度，而一旦政党无法回应核心议题，民众对政党的不满与疏离也随之上升。 〔45〕

台湾的经济一直低迷不振、两岸关系始终无法解锁，这是民众不满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根本原因，主流政党无力、无意解决民众最关心的经济与安全两大核心议题，反而是基于一党私利，利用民粹主义工具对民众进行过度动员，以政治参与的名义将民众卷入政党利益之争，结果只会削弱民众对现有政党体系的信任，为新生政治势力的挑战创造机会。

由此看来，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与疏离正是民粹政治操作的结果，它可能导致蓝绿两党格局的微妙变迁、政治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大，如未具政党背景的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更多机会； 或者独立候选人为了胜选开始组党，选民更加分流； 或者政党候选人刻意淡化政党背景、政党意识形态，突显非传统政治风格。 不管哪一种变迁，意味着台湾政党格局面临重大挑战，传统政党将不得不寻求革新，改变传统形象，吸纳新生势力，而第三势力、非传统政治力量因为民粹政治的转向可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台湾政治版图可能更加碎片化。

　3，民粹主义增加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台湾民众的民粹式民主立场与他们的统独立场有何联系？ 这种联系对两岸关系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般情况下，台湾民粹主义的发生主要涉及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公共议题，但所有公共议题中却以两岸“统独”议题最为根本、最为分裂，所以民粹主义政客常常以认同问题或“统独”问题来动员民众参与政治过程，这在历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都有体现，说明台湾的民粹政治生态与民众的“统独”立场有着复杂的关联。

但是，台湾学者张宗佑通过定量分析认为，民众的“统独”立场与民粹式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支持民粹民主立场的民众，既有主张“台独”者，也有倾向于统一者，虽然偏向于统一者可能更多的持自由民主立场，而偏向“台独”者更多的具有民粹式民主倾向，但二者总体差异不算很大。 〔46〕

虽然这种以民主价值观去关联认同价值观的立论方式很牵强，但是张的观点说明了自由民主vs民粹民主、统vs“独”这两套二元价值体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台湾的现实也反映了民粹主义与两岸关系两大议题之间高度复杂的交叉关联，支持统或“独”的民众舆论与民粹政治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关系，从现实来看，岛内任何政治人物如果操作“台湾独立”和“两岸统一”议题作为民粹式民主的诉求，都有很高的政治风险，既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也可能面临巨大的阻碍。

民粹主义和“统独”议题都同时内含对抗性特质，因此“统独”议题特别适合于民粹主义操作，常常被民进党候选人用来转嫁岛内政治压力，而台湾民粹主义最容易在“统独”议题所割裂的政治/社会结构中滋生。

对于这种联系，台湾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认为民主转型以来，“台湾社会的国族-民粹民气始终因为一个‘外在敌人’的缘故，维持在一个简单化的政治正确与政治动员的预备状态”， 〔47〕 它使得台湾走上了一条民主化-本土化-台湾化-台独化的变异之路，不仅一直被认同之争或“统独”之争困扰，并且始终无法摆脱民粹主义政治的诱惑。

因此，民粹主义与“统独”议题的复杂关联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一方面妨碍了岛内政治共识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则为两岸关系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结语

当前，在互联网生态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如果岛内政治人物继续过度依赖民粹动员，依赖对抗性的议题政治，可能造成两岸民众更加分裂的意见，将更难以达成广泛两岸共识。

近些年来，由于网络民粹主义在两岸的同时出现，再加上台湾政客对民粹政治的刻意操弄，两岸常常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一些具体事件上陷入泛政治化、民粹化的争论之中，出现尖锐的意见对立。

着眼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未来，必须拆解两岸人民的敌意雷管，弥合认知分歧，而关键就在于民粹主义能否退场，理性宽容的观念和生命共同体的意识能否成为两岸民众的行为指引。

为此，有必要从知识精英开始，从各种社会民生事务开始，建立两岸之间的人民对话，寻求共识，这一努力对于台湾摆脱民粹主义的羁绊，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与未来的和平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台湾学者庄雅仲在著作中使用了这一概念，意指民众从威权时代的缄默中走出，不仅在街头游行中通过高音喇叭表达政见，而且随着电台、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开放而大声表态，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庄雅仲：《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三章“大声公众”。

〔2〕Isaiah Berlin, "To Define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 no. 2 (1968), pp173-178.

〔3〕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4〕Mudde, D., & Kaltwasser, C.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8-39.

〔5〕张佑宗：“搜寻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群众基础”， 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5期，2009年9月号，第89页。

〔6〕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173.

〔7〕Margaret Canovan，Populism, London: Junction, 1981, p.13.

〔8〕郭中军：《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学林出版社，2014年。作者在书中设有一章专门讨论“政治家的民粹主义”。

〔9〕邓志松：“民主社会中的民粹运动：一个理论面的探讨”，载于《台湾政治学会第七届暨“跨越2000年的政治学研究：两岸学者讨论”研究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学会，2000年12月。转引自郭中军：“台湾学者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述评”，载于《台湾研究》，2011年第5期，第25页。

〔10〕王振寰、钱永祥：“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0期，1995年8月，第30、50页。

〔11〕黄光国：《民粹亡台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第11页。

〔12〕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第342页。

〔13〕彭怀恩：《台湾政治文化的剖析》，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14〕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载于瞿海源、顾忠华、钱永祥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殷海光基金会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研讨会论文集》（第1册），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第1-24页。

〔15〕陈毓钧：《半个民主先生李登辉》，台北：博物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78-79页。

〔16〕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

〔17〕邓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8〕钱永祥：“主权政治的苦腥滋味：关于晚近政潮的几段札记”，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年第65期，第211页。

〔19〕王振寰：《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6年，第327页。

〔20〕黄纪：“无党籍人士的竞选言论策略”（下），载于台湾《联合报》，1980年12月1日。

〔21〕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会：“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基调论文，2003年10月4日-5日。

〔22〕王振寰、钱永祥：“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0期，1995年8月，第54页。

〔23〕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24〕徐桂峰：《台湾集会游行十年记事》，台北：自立晚报文化，1989年，第11-42页。

〔25〕庄雅仲：《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26〕朱云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27〕张茂桂等着：《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

〔28〕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载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10期，2003年1月号，第7页。该文同时收入瞿海源、顾忠华、钱永祥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29〕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会：“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基调论文，2003年10月4日-5日。

〔30〕庄雅仲：《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2-76页。

〔31〕王御风：《台湾选举史》，台中：好读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141页。

〔32〕陈孔立：《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33〕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会：“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基调论文，2003年10月4日-5日。

〔34〕“318学运凸显台湾经济的困境”，台湾《经济时报》，2014年4月3日。

〔35〕庄礼伟：“白衫军事件与台湾政治新格局”，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8月21日。

〔36〕台湾学者江宜桦曾把民粹主义、黑金政治、统独争议与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等问题视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四大隐忧”，参见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341-347页。

〔37〕张佑宗：“搜寻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群众基础”， 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5期，2009年9月号，第87页。

〔38〕Guillermo O'Donnell, Counter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9,p,38.

〔39〕张佑宗：“搜寻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群众基础”，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5期，2009年9月号，第96页。

〔40〕陈星：《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41〕贝淡宁：《贤能政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90页。

〔42〕Russell J. Dalton & Martin P. Wattenberg.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3〕林聪吉：“欲迎还拒：台湾民众对政党必要性与政党信任的态度分析”，载于《台湾政治学刊》第17卷第1期，2013年6月，第187-188页。

〔44〕林聪吉：“欲迎还拒：台湾民众对政党必要性与政党信任的态度分析”，载于《台湾政治学刊》第17卷第1期，2013年6月，第199、204页。

〔45〕Gedengil, Elisabeth, Andre Blais, Neil Nevitte, and Richard Nadeau. "The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ti-Partyism in the 1997 Canadian Election." Party Politics, 2001,7(4): 491-513.

〔46〕张佑宗：“搜寻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群众基础”，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5期，2009年9月号，第102、107页。

〔47〕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会：“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民主左派论述的初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基调论文，2003年10月4日-5日，第10页。

作者： 林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