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这个人名代表了什么？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好大喜功、奢侈、荒淫、暴虐。
的确，他在众多皇帝中，确实是位不安分的皇帝。而隋朝东都洛阳城的修建过程，就充分体了隋炀帝喜好奢华的特征。
隋朝本来只有一个都城，即长安。从无首都、副都或陪都之说。但及至炀帝即位，他突然对洛阳发生了兴趣。
然而炀帝决定建洛阳之初，其实并不像把洛阳建成奢华无比的超级富贵宫室，而只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至于后来的事，完全超出了预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初衷本来不错
与一切喜欢奢华、场面和气派的皇帝一样，炀帝刚一即位，就萌发了兴建宫室的念头。文帝即位之初修建了新都大兴城，昭示了大隋帝国的新气象。炀帝则把注意力放在修建东都上。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刚刚即位四个月的隋炀帝便急不可耐地东幸洛阳，并下诏营建东京。
关于营建东京，与长安构成东西两京，自北周末年时已有其端。长安僻处关中，在周齐分立时控制关陇固然是绰绰有余。但统一北方后，要及时要效地控制新占领的山东之地，长安无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北周起初以相州、并州、幽州、齐州、徐州等为中心，采取分散式的的重镇管控北齐故地，但是这样做的负面后果也很明显，距离较远的大州仍然无法实现有效而及时的控制。
周武帝统一北方后，还未来得及考虑做出调整便暴亡。宣帝即位后大建宫室，发4万常役修建洛阳宫，虽说有穷奢极欲之嫌，但也益于将中央的控制中心向东推进，更好的监控东方诸州。
隋文帝时代屡屡发生的关中饥荒，也暴露出关中在经济方面的短板。关中虽然自古号称沃野，但毕竟地宇狭窄，不足以支撑越来越多的人口。出于这些考虑，炀帝迅速决定复建洛阳城。
炀帝最初的诏令中，确实也摆出了一副较好的姿态。如其所云：
“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注：《隋书》卷3《炀帝上》）
似乎炀帝只是为了百姓着想，继续发扬文帝的节俭作风。然而过了不久，炀帝便改弦更张、食言而肥。
二、建造大师宇文恺出马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炀帝下诏组建了一个规格极高的营建东都领导班子，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以及阎毗、裴蕴、裴矩、何稠、元弘嗣等人参加。杨素、杨达身为宰臣而参与东宫营建，体现出炀帝极高的重视。
宇文恺作为实际建造的主持者，更是体现出炀帝非同一般的标准。宇文恺是隋朝的工程建造专家，文帝时代，隋朝太庙、大兴新城、仁寿宫等建设，以及贯通渭河至黄河的漕运河道、独孤皇后陵墓等大项工程，都是宇文恺的手笔。只要他出手，必然不是一般工程。
宇文恺揣摩出炀帝的心思，认为炀帝意在把洛阳新城建设成与大兴城一样宏伟华丽的大城，于是也没把之前的诏书当回事，而是尽施所能，把洛阳新城设计的“东京制度穷极壮丽”。（注：《隋书》卷68《宇文恺传》）
新修的洛阳城在政治规格上完全向长安大兴城看齐。其城市布局由外郭的罗城、中层的皇城、核心的宫城组城，体现了天子居所、中外相驭的政治理念。遍观隋朝所有大城市，唯独东西二都有此设计。
洛阳城面积比大兴城略小——据考古资料称大约小四分之一。洛阳城外郭采用内夯土外包砖的建筑技术，唯见其坚固，倒也无甚过人之处。真正令人咂舌的是宫城、皇城以及一系列小城的建设。
宫城位于西北隅的高处，是整个洛阳新城的核心。宫城北面依次是曜仪、圆壁两座小城，西面有夹城、隔城两座小城，东面是东宫、左右藏，南面则是较大的皇城。以城卫城、众星拱月，使得天子宫城尽显高贵，又十分安全。后来皇泰主与瓦岗军相持，当外城失陷时，隋军退入宫城，依靠坚固的宫城及其配套的小城苦撑待变，居然把瓦岗军死死挡在了城外。
皇城东侧有东城，东北侧有含嘉城，其城内有屯积存放生活物资的含嘉仓，故又称仓城。东城与含嘉城类似于功能性小城，仍属于宫城的配套体系。
再往外围，则是城西的西苑，及洛阳周边的小型城戍。西苑又称显仁宫，是专供皇帝游猎嬉玩的大型苑林。洛阳新城城区不如大兴城，但这座西苑却远远超过长安的大兴苑。苑内的设施也全然抛弃了约束。据《资治通鉴》记载，西苑因水为苑，北跨洛水，苑内开挖了一个周长十余里的人工湖，湖的北岸有一条龙鳞渠，从河中引水注入湖中。湖中堆起了象征蓬莱、方丈、瀛洲的假山，其余宫殿楼阁、奇花异草、飞禽走兽无不毕具。
甚至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西苑为了保持美丽的景色，还在冬天叶落之时，裁剪彩布挂在树上，以保持四季长春的景象。
据信《资治通鉴》对洛阳新城的记载，引用了许多《大业杂记》中的不实言论，诸如隋炀帝大兴洛阳城是听信术士的“木命”之说。但关于洛阳城建设规模的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何况这还得到了现代考古的直接证实。
三、惊人的耗费
洛阳新城从动工到建成仅9个月时间。快速上马、快速落成、规格超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惊人的消耗、惊人的浪费。
东都的兴建，每月要组织200万役丁施工，粗略计算，整个工期需要劳动力达1200万人次。也就是说，大略相当于所有壮年男丁每人至少干了一个月的活。
不仅动员人力浩大，工程投入也相当巨大。据由隋入唐的名臣张玄素回忆，建洛阳宫时，由于洛阳附近不出产大木，需要从外地转运。大木过长，车船无法装载，只能人工搬运。一根大木需要二千人牵拉，大木下垫着圆木作为车轮，牵行久了圆木摩擦生火，便只能制作铁轮以替代。可是铁轮走不了多长时间，也会被沉重的大木压坏，需要数百人单独携带铁轮伴随保障。仅仅转运一根大木，就需要耗费数十万人丁的工时。其余方面的投入可想而知。
洛阳建成后很快便承担起了政治功能，炀帝出关中巡幸江南或者北方，都要先到洛阳作为中转。在洛阳，炀帝还宣布过大赦，并于大业六年正月举行过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万国来朝的使者。
那次规模宏大的盛宴在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炀帝下令在端门外大街“盛陈百戏”（注：《资治通鉴》大业六年正月条》），庞大的戏场方圆达5000步，奏乐者多达18000人，乐声传扬数十里可闻。戏场照明的灯火彻夜明亮，如此持续了整个正月，单是这笔开支就高达数百万钱。
胡商请求在洛阳丰都市进行贸易，炀帝为展开国力富强，命令丰都市所有店铺都要整饰一新，沿街卖菜的贩子，也要用漂亮的龙须席（用龙须草编织的席子），树木上都缠上漂亮的锦缎缯绢。饭店如果接待胡商，一律好酒好食招待，并且一钱不收。胡商大都为隋朝的富裕而惊叹，但也有精明的胡商，看到洛阳也有穷得衣不蔽体之人，便问，把树上缠的好布料给穷人不行吗？缠树上有何用？洛阳人无以为答。
隋朝诸多暴政，皆自洛阳始。由俭入奢易，由奢致败更易。洛阳城建起之时，炀帝的大业即开始走向崩盘之始，信不虚哉。
而从隋炀帝本人来说，把初衷不错的一事，搞成了举世骚然的坏事，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身系天下之望的帝王，他根本无法控制欲望，让心中那个魔鬼越来越强，以至于占有了他的灵魂，撕裂了他的身体。这既是炀帝个人的不幸，更是隋朝天下万民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