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国，追寻梁思成考察脚步，
了解古建筑背后的故事。
古建巡礼
GuJian XunLi
肆
大同的古建筑
长城九边重镇
当我们还沉浸在奇妙的“悬空”之旅中时，渐晚的天色早已动起了催促我们离开的念头。不得已，我们只好马不停蹄地赶赴下一站，目的地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也是整个山西北部的门户，它就是古代著名的军事重镇—— 大同。因其位于晋冀蒙三省的交界处，扼守着山西、河北、内蒙古自治区的交通要道，所以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北方锁钥”之称。大同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曾作为北魏中期的都城，当时被称为“平城”，之后又作为辽、金时期的“中都”。在明朝时，大同又因为身处明军与蒙古残余势力交战的前线，所以大同镇连同横亘在北方边境线上的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山西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一起，构成了明代北方的“九边重镇”。再到后来清代时的大同府治，大同依然是北方重要的防御重镇，所以长久以来大同又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传世美誉。
除了浓重的军事色彩，作为长期以来古代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中心，大同还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例如，位于大同城西享誉世界的云冈石窟，大同城中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华严寺、善化寺，还有中国规模最大的九龙壁，以及饱经沧桑的大同城墙等，它们赋予了大同非凡的历史底蕴，这是一座有着深厚内涵的魅力城市。当我们满怀期待地赶赴这座古城时，虽然距离并不遥远，但急迫的心情依然觉得路途漫长。
上华严寺内景
出浑源县后，一路向北走天黎高速，再转孙右高速，汽车奔驰在平坦的大同盆地中，由于大同北靠阴山，地势南低北高，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其实是一路爬高的过程，路两侧的景观越往北，就更加接近内蒙古自治区。其实在其他方面，大同也与内蒙古自治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尤其在方言上，大同方言属于大同包头片区，讲这种方言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一些地区。如果不是行政上的划分，当人们游走于这些地区之间，会让人感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如此地相似。除此之外，这种现象还出现在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淖尔是蒙古语湖海的意思）等地区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运动，大量山西和陕西的人口迁移到内蒙古自治区，使得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成为山西和陕西北部的文化延伸，也正是因为走西口运动，才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北方人口向内迁移的趋势，使得之前一直处于游牧民族控制之下的地区，第一次长久地处在农耕文明的统治之下。
自近代之后，来自海上的侵略已经完全取代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成为内地的第一大威胁，由此导致大同的军事作用不再像之前那样重要了，反倒是近代之后，大同源自远古的潜质，一份来自侏罗纪的礼物—— 地下的煤田，储量巨大且优质的动力煤激发了工业的发展。离大同越来越近，那种工矿业的气息也就愈发浓厚了。同时，就像国内许多曾建有城墙的城市一样，城市早已挣脱了城墙的束缚而向外猛烈扩张，整个城市以古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而我们的行走路线却又逆着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向着大同的历史精华做着向心运动。驶过了大同现代的街道，我们隐约可以望见大同整修一新的城楼与城墙，那些曾经在阅读建筑史书时朗朗上口的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已经与我们近在咫尺了，内心不免有些激动。
支撑廊桥的木柱
桥上架阁
眼前的城墙在修葺一新后，崭新的砖面上似乎还泛有一层白碱，对于这段曾经被视为糟粕的古城墙是应该修旧如旧呢，还是尽可能地恢复之前的原样呢，如何保护城墙的话题已经在当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且不论结果如何，还是先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大同古城墙的辉煌过往吧。在明朝开国的第二年，即公元1369年，副将军常遇春率众驱离元朝统治者，将大同纳入了明朝的版图。三年后的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由大将徐达精心筹划，在辽、金、元旧城墙的基础上增筑起了一座全新的大同镇城，全新的城池体系高大雄伟，设施完备，防守严密，城墙的建筑水平达到了大同有史以来最精美的程度，在我国古代的城防建设史上也属少见。最终完工的大同城大致呈正方形，每边长达到1.8公里左右，周长约7.4公里，城墙的底部用巨大的条石作为基础，墙身内由三合土夯筑而成，外包青砖，巨大的青砖每块重达17斤左右。城墙高达14米，在跺墙之上，每隔半米又砌筑长约5米、高约0.8米的砖垛。据说共有580对垛子，代表了大同镇当时所辖的村庄数。在城墙的四边设有4座高大城门，分别是东门—— 和阳门，南门—— 永泰门，西门—— 清远门，北门—— 武定门，城门上建有箭楼或匾楼，每个城门外又各有两重瓮城，瓮城上也建有箭楼或匾楼，防卫水平令人惊叹。更有甚者，四面城墙上还伫立着54座战争中用于观察敌情的望楼和96座供士兵休息的窝铺。再者，为了消除防御死角，在每边平直的城墙外围，每隔100多米就建有12座突出墙身的矩形墩台，可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这些墩台因外观狭长而被形象地称为“马面”。数不清的马面在笔直的墙身上凹凸相间，排列颇有秩序感。此外，在城墙四角的角墩外围，远离角墩约6.6米的地方，还各建有控军台一座，面宽16.6米，纵深15米，上部架有踏板与城墙相连，控军台与四角墩之上的角楼，一同构成了城墙四角完备无死角的防御体系。其中，在城西北的角楼因其位于八卦十二方位之首的“乾”位而得名为“乾楼”。四座角楼中以“乾楼”最为高大瑰丽，它作为大同的“镇城之物”，又被称为“镇楼”，还因为它呈八角形，也被称为“八角楼”。明清大量的文人墨客曾被它优美的造型吸引而登临此楼，并留下了不少咏怀之作。最后，在城墙的外沿还修有一圈深约5米、宽约10米的壕堑，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护城河，河上设有吊桥可连通城外。城墙的倒影映射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宁静而安详，这才是古城最美的景致。
大同城墙
围绕着城墙环行一周，护城河、吊桥、瓮城、城楼、箭楼、月楼、乾楼、望楼、角楼、控军台等一系列军事建筑高低错落，交相辉映，这是一种普通城市难得的天际线，所以愈发显得珍贵。实际上古代的大同城并非单独的一座四方形城池，在它的南、东、北三个方向上，还各有一个自成一体的方形小城，分别被称之为南小城、东小城、操场城，且每个小城池也各自拥有独立的瓮城，这些小城与主城相距大概200米。民间传说此地曾为凤凰降落的地方，所以这大小四城的筑城格局又被称之为“凤凰单展翅”。现如今，南小城的夯土墙仍有遗存，而东小城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古时如果想要进入大同城，必须先通过三个小城中的其中一个，连同大同城总计要通过六七重门外加跨过护城河的吊桥，这些严密的防守措施使得大同城无愧于“北方锁钥”的名号，是中国古代筑城史上颇具特色的重镇名城。
然而，就像历史上其他固若金汤的堡垒一样，它们往往总是先从内部瓦解的。就在清军入关统治中原后，归附清朝的大同总兵姜瓖，感到清政府对汉族将领们猜忌颇深，随着江南七省先后燃起了熊熊的反清烈火，早已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心怀不满的姜瓖，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的十二月宣布反清，归附明桂王。第二年的正月，姜瓖以大同为大本营，派兵南下，攻克朔州、交城、文水等地，很快掌握了晋中各县，使反清的烈火燃遍山西全省。清廷对此十分惊恐，当时清朝实际的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立即调兵遣将，遣端正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率领大军包围了大同。但无奈于大同墙高城坚，清军攻城屡遭失败，迫不得已向清廷求援。于是摄政王亲自出征，督令清军全面围攻大同。虽然清军有“红衣大炮”不断袭城，但由于大同布防设施齐全而严密，加之军民坚决抵抗，清军围攻了大同9个月之久，依然没有拿下这座巍然重镇，使得多尔衮一筹莫展。最后因为长久坚守，致使城内粮尽矢绝，守将杨振威等人于十月斩杀了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统帅阿济格入城，恨城内兵民固守，便把羞怒倾泻在大同军民和大同城防上，竟然强令清军把大同的城墙一律削掉5尺，同时又进行了残忍的大屠杀，史称“大同之屠”。自此以后，大同城元气大伤，200年过去，城墙仅存4座角偻、10座城楼、21座望楼、8座窝铺，城高也只有十一二米，气势也远不如从前了。
九龙壁
大同古城内道路布置规整通达，连接东西、南北城门的两条大街垂直交汇成一个“十”字形，并将城区划分为四大部分，每部分内又由十字街将其分为四小部分，以此类推，次一级的十字街不断地将地块细分成四小块，这种道路系统也被称之为“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在十字形主街的每段中部都曾经建有一楼，东段中部有太平楼，南段中部有鼓楼，西段中部有钟楼，北段中部有魁星楼。而在十字主街的交点上，则建有一组由四个木牌楼组成的牌楼群，俗称“四牌楼”。据说，它们是大将徐达在“增筑”大同城墙之后，为炫耀自己的功勋而树立的。这四牌楼附近，曾经是古代大同城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而这些城内曾经的标志性建筑已大多损毁于近代，古迹似乎只有鼓楼硕果仅存，现如今能够见到的四牌楼已是近些年重新复建的了。
如果想要继续挖掘大同古城的厚重历史，还需要探访者亲自深入到大街小巷去寻找古代的遗迹，在这面积约为3.28平方公里的古城中，分布有佛寺、道观、清真寺、关帝庙、文庙等，以及明朝代王府遗留下的九龙壁。其中，佛寺以华严、善化二寺最为有名。梁思成先生曾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提到“梵刹名蓝，遗留至今，有华严善化二寺，驰名遐迩”。80多年前的1933年，梁思成先生与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先生，由北平的西直门火车站乘车，于第二天早晨抵达大同，随即开始的大同古建筑调查之旅，第一站就是位于西门附近的华严寺。
鸟瞰华严寺
华严寺依据佛教经典《华严经》“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的教义而命名，始建于公元1038年的辽代，由于兼具了辽代皇室宗庙的性质，所以在大同城中地位显赫。可能是因为契丹人有崇拜太阳的习俗，建筑、陵墓常有坐西朝东的习惯，故而华严寺坐西向东，布局上从东至西依次为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从辽代到元代历遭焚毁与重建，明中叶以后，华严寺分为上、下二寺，北路的上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之一，大殿面阔九间，占地面积达1559平方米，坐落在4米高的月台之上，单檐庑殿顶，出檐深远，用料尺寸巨大，其中屋脊上的鸱吻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鸱吻。九开间大雄宝殿上庑殿顶的使用，也说明了华严寺曾经与皇室的深厚渊源。位于大雄宝殿南侧的下寺则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薄伽教藏殿意为佛教的藏经殿，殿内依壁有两层楼阁式的藏经柜，在大殿的后部，有一木制天宫楼阁模型，两侧由拱桥与左右壁藏凌空相接，壁藏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经橱，上层为佛龛。龛上有木制屋顶，屋顶上椽飞、瓦当、鸱吻，与真实建筑别无二致，是中国唯一的一座辽代木构建筑模型，被梁思成先生称为“海内孤品”，珍贵程度非同一般。在殿中佛坛的诸菩萨像中，有一尊高约2 米的胁侍菩萨像最为生动，他面带微笑、合掌露齿、体态丰盈、衣饰贴体，堪称极品。清初华严寺又遭战火，只有大雄宝殿和薄迦教藏殿幸存，之后陆陆续续又补建了其余各殿，但规模和气势已远不如从前了。
华严寺门前
在大同城南，还有一座历经千年的名刹，也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它就是始建于唐代的善化寺。善化寺兴建之初名曰开元寺，五代后更名为普恩寺，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更名为善化寺，当地民众俗称为“南寺”。寺院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有四大天王把守的金代山门和供奉有释迦牟尼、文殊、普贤菩萨的金代三圣殿。走进最后一进院落中，辽代遗构大雄宝殿坐落于高台之上。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是善化寺最大的殿宇，殿内佛台供奉有五方佛像，从东往西依次排列有东方阿佛、南方宝生佛、中央毗卢遮那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在东西两侧的砖台上还置有二十四诸天塑像，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文有武，神态衣着各异，生活气息浓郁，鲜明的个性富含感染力，堪称国宝级的塑像群。在大殿前方，东为文殊阁遗址，西为金代修建的普贤阁，内有楼梯古时可登临远眺。纵观全寺，整体布局层层高起，构件粗犷豪放，众多辽金遗构汇集于一处，使得善化寺唐韵犹存，仿佛时间依然定格于那个年代。
善化寺总平面图
善化寺山门
辽代建筑承继唐代风貌，相比起同期受南方影响、偏向秀丽的北宋建筑，辽代建筑继承和保留了更多北方晚唐建筑的特点。其实，在大同高高的城垣内，佛教寺院并不止华严、善化两寺，还有法华寺、圆通寺等，出现如此密集的佛教寺院群有赖于大同曾经作为北魏时期北方佛教的中心。北魏一朝的建立者是曾经游牧于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族拓跋部，东汉时，匈奴人败走西域后，拓跋部趁势西迁而进入了曾经北匈奴的领地，之后部落又逐渐南下，迁居到盛乐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与中原的曹魏、西晋发生往来，虽然这时拓跋部仍为松散的部落联盟，但通过周边的农耕文明也开始频繁地接触到了佛教思想。至公元386年，部族首领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先重建代国，定都于盛乐，后又改代为魏，自称魏王。公元398年，魏王拓跋珪将都城由盛乐迁往平城（大同市），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并改称道武帝。直至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的90余年中，大同作为北方统一国家的都城，在一定时期承担着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吸引了来自北方各地的民众，这其中便不乏众多佛教高僧，诸如侍奉道武帝和明元帝的道人统（最高僧官的称谓）法果，文成帝时期的道人统师贤、沙门统（道人统后改称沙门统）昙曜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北魏皇帝开始崇信佛教，法果提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思想。在相互利益的驱动下，统治阶级和佛教集团互相依靠，佛教在北魏皇室的保护下开始兴盛起来。虽然其间经受了太武帝的灭佛事件，但文成帝即位后立刻复佛，且发展势头更甚于前朝。在此背景下，沙门统昙曜推动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
善化寺三圣殿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西部17公里外的武周山南麓，当我们驱车前往时已近午后，冬日的阳光斜落在米黄色的砂岩上，显得金灿灿的，并不高大陡峭的山岩却正适合石窟的开凿。站在武周山上对于鲜卑人来说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他们凝视北方，思绪早已越过阴山，跨过戈壁，游牧民族的灵魂似乎瞬间回到了漠北的故乡，怀念祖先的迁徙之路。那是一条用血肉之躯铺砌的寻找先进文明的千年之路，在此修建佛窟似乎是对祖先的遥祭，也是在向世人灌输着君权神授的思想。
云冈石窟前景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公元460年）起，直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止，前后持续了60余年。石窟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是我国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我国最早的石窟群是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合称为中国四大石窟。石窟原为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由于佛教提倡遁世隐修，所以僧侣们在幽僻的崇山峻岭之中开凿石窟，供自己修行之用。印度的石窟，平面布局大致呈方形，周围有一圈石柱，再于石窟内的三面石壁上开凿小窟，以供僧人们日常修行打坐之用，窟外还有柱廊。我国的石窟起初模仿于印度的石窟形制，在经历了本土化的发展之后，形成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中国模式，其中云冈石窟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第1窟、第2窟内的塔
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石窟就是在沙门统昙曜推动之下开凿的5座石窟，编号16—20窟，窟中主佛像模仿了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向世人传递了北魏皇帝便是如来佛的化身，这5座石窟也被称之为“昙曜五窟”。石窟平面呈现为马蹄形，上部为穹隆顶，窟内佛像面庞圆润，高鼻深目，双耳长垂，面带微笑，显然受到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影响。其中第20 窟的主佛是云冈石窟中最有名的大佛，俗称露天大佛。石窟的前壁与部分穹顶早已坍塌，使得藏在石窟内的大佛完全暴露在外了。站在窟外的平台上，远观大佛，盘坐的腿部风化严重，已无法辨别出形状；大佛上身左肩着袈裟，袒右肩，稍覆衣角，衣边饰有联珠纹，袈裟下面穿僧袛支( 内衣)；身后的墙壁上有火焰背光，众多小佛簇拥着大佛，飞天手持乐器，凌空飞舞。一切都围绕着窟中的主佛展开。这种雄浑的场面表面上烘托了主尊无与伦比的地位，实际上暗自显露了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才是北魏皇帝不遗余力支持石窟开凿的原始动力。第20窟大佛所展现的艺术特征也是早期云冈石窟特点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此之后随着国力的提升，北魏进入了一段兴盛时期，皇家召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进而开创了云冈石窟最为富丽堂皇的时代。中期的石窟大多呈长方形，有的为中心塔柱式，也有的为前后连通式。窟内的内容表达呈现复杂化，人物形象也添加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等，突出了释迦佛、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的并坐像；佛像的面容也更接近中土人士，圆润适中；在衣着方面，出现了领子低垂，胸前系宽大带子，有点类似于汉族士大夫服饰的褒衣博带式袈裟。石窟发展至此，已经由从前的融会贯通走上了改革创新的独立道路。石窟艺术的中国化即将形成，华丽精美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这里的皇家石窟造像均已完成，其中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 窟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20窟坐佛
穿梭于这些时大时小的石窟之间，不知不觉柔和的阳光已经可以照射到某些佛窟当中，太阳把一天中最后的光明给了我们这些晚到的访客，她照亮了这些屹立千年的佛陀面庞，也将反射光均匀地撒在了整个穹顶之内，人们仿佛是来到了金色的佛国殿堂，而在微妙的光影变化中，佛像上细微的纹理脉络同时也一展无遗，在这晴朗的斜晖下，整个云冈石窟展现了她最完美的一面。就像此时的夕阳，虽然不是一天中最耀眼的时刻，但依旧光照夺目。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皇家造像虽然终止了，但中下阶层的造像之风却悄然兴起。在云冈石窟从东往西的崖面上，分布了大概200多座小型石窟，它们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窟中佛像面庞消瘦、长颈窄肩，清新典雅的“秀骨清像”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也是当时北魏推行汉化改革的艺术反映，对之后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3窟内的佛像
精绝的云冈石窟陪伴着大同城走过了将近1500年的时光，在这片晋北多民族融合的大地上，在佛教信仰的感召下，集合了众多文明的智慧，终于在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中孕育出了文明之果。虽然鲜卑、契丹、女真等族轮番走上了历史舞台，但舞台之上文化融合的基调却始终未曾改变。身在舞台中央的大同，汇集了北魏的古窟、辽金的古寺以及明清的古城，这些历史建筑及其沉甸甸的文化积淀足以使这座古城享誉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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