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初中母校——武汉六中

十二岁那年，我从汉口三十一小学（今鄱阳街小学）毕业，我和几个同学约到一起，懵懵懂懂地报考了武汉六男中。发榜那天，我们一起跑去看榜。当我看到通往校园的马路（球场路）十分荒凉，和垂直的解放大道路面相比，显得泥泞和破败，心里便很有些不快。

榜文贴在六中大门外墙，贴成长长一排，我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在一大片“名海”中，“曾宪德”三个字跳了出来。我不知道怎样来判断是第几名，但是已经让我满足。

回头看见了同去的几个小伙伴们失望的脸。他们一个考取了八中，两个考上了三十中，还有一个很失落，可能落榜了吧。但是我那时并没学会去关心别人，只觉自己很得意，便立即发起他们一起，把这三个学校都逛了一遍。

那是1955年，那年头，在我的老家汉阳蔡甸，高小毕业便已足够受人刮目。从小享受着良好教育环境的我，自然不会懂得这些。

武汉六中，主楼楼下右手三个窗是我初二、初三的教室。看得到那个一楼的小平台，1957年9月，被打成右派的我的老师们在下面集中。右手楼上是华侨住读学生的宿舍，音乐教室在一楼。

当年的六中教学质量名气远不如当今，但是它的历史名气却是极大的。我们去的时候，常遇到有些喜欢炫耀自己学识的高年级同学，他们总是故意叫它“上智中学”。特别别人问起学校时，大声回答：“上智的！”

说起来，六中的历史要追溯到百多年前了。它的前身是 1903年德国传教士所创立的“德华学堂”。一战后，改过很多次名。1931年，湖北省天主教总主教希贤报请意大利政府，从“庚子赔款”内拨款，在汉口创办一所男子中学，这样到1935年，终于成立了“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是一所贵族学校。不过，据悉它的教学质量口碑并不怎样。

让上智中学名声大振的一件事，是抗战胜利时，中国第六战区长官部由恩施移至汉口，接受日本鬼子投降，就驻在上智中学。

五十多年以后（2010年），我们回母校去看望了当年的班主任，八十多岁高龄的张慧娟老师。她居然认定我当年是第一名考取的（我记忆不是），她可能是凭印象说的，且无从考证，但她的印象还让我我暗藏的虚荣心经历了一次满足。

据张慧娟老师告诉我们说，六男中1953年最后一次复办后，又直到1955年我们这一届开始，学校的师资生源的质量开始大幅提高，从此六中开始走向辉煌。

这是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们努力的成果！

1957年的张老师和夫君（总务处苏主任）

张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时，十分年轻而美丽。如果说起当时我们初中生对她的印象，只能用“母亲一般”来形容。

张老师和初中同学：从左到右第一排季德钧、张老师、姚启超；第二排张光善、我、萨世富、舒先豹。

岁月不饶人，五十多年过去，我们都成了有孙子的人了，张老师也老了。可三年初中生活给我们留下很多难忘的记忆。

初一、初二两年，我继续延长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中，除了怕大一些的同学欺负外，课余几乎是在快乐的游戏中度过的。每天最高兴就是放学。当年孩子们的眼界还没能沾上现代社会的那些光，没有谁懂得什么叫电视（直到初二时，武汉中苏友好宫建成，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苏联的电视，不过那对我们像是遥远的神话）、什么叫游戏机。但我们却不缺少无穷无尽的、叫人终身难以忘怀的乐趣：我们到罐子湖钓鱼，在校后的菜地小沟中捞鱼，午饭到解放公园野餐，我们踢毽子、打小皮球、溜冰、游泳……没有哪天缺了游戏的花样。

尽管十二岁以后已不是童年，但是初中生们的胸膛里跳荡着的仍然是纯洁的童心。上学之路上、课间休息、中午饭后、下午课结束后和放学路上都留下了无数的难忘记忆。

从我家公新里到六中要走上半小时，十分钟走到大智路铁路道口，如果遇到那个铁道路口正好放下了拦木，就要等一阵甚至很久，搞不好还要迟到了。大智路铁路口离火车站太近，经常为了调换车头堵塞交通。遇上这种事，我们多半会在铁路边一个小摊上吃牛杂豆丝，小碗五分，大碗一角。我的胃很贱，几乎从未因“卫生不良”而出过什么毛病。好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武汉又风行过一两年牛杂豆丝吧，不知为什么原因，终于无影无踪了。

我们有经验，除非到道口正好被拦，千万别去吃牛杂豆丝，说不定吃着吃着就遇上了。

过了铁路，球场街的摊贩不多，特别是靠解放大道的一段斜路路面很烂，很少有汽车走的，下雨时更糟。走香港路那边要强一些。一次，我和撒世富同学在那条路的解放大道口相遇，正好见到教高中的俄文老师娜塔莎（俄籍）摔到了路中间的一个坑中，很多同学赶上去扶她。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可他还穿着裙子和玻璃丝袜。让我们这些小土鳖都觉得怪怪的。。

每天路过的“六大堆”，是我们熟悉的圣地，学校附近解放公园的苏军烈士墓也都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

“六大堆”烈士陵园墓碑

到了二年级，我们班学习风气大为热烈，特别是读书热情很高。很多同学都有少年图书馆的借书证。很多人读章回小说入了迷，水浒西游经常充满在我们的闲谈中。我和鲁长春、薛启龙等一帮小青年，居然聚集一个同学家中，烧香结拜为兄弟。半世纪后，我们旧地重聚回忆起此事时，无不感到甜美和兴奋。

不过，最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是我们的一个个恩师。我们遇见的优秀教师不是某一个，而是每一个！

我读初中时，校长是贺苏先生，他和善而博学（他后来调湖北大学中文系任教，与我母亲同事），在学生口口相传中无不充满敬意。

最早让我崇拜的却是总务主任殷嘉裕。殷老师并没教过我们班，可我在小学就崇拜他了，他是武汉教师中著名的音乐家。每年，遇到国庆、五一等大游行时，必有六男中管弦乐队参加军乐仪仗队，殷老师总是在队前持棒指挥。我考上六中后，父亲就特别对我提到过他。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认识。

殷老师是六中的骄傲，在学生心目中威信特高。他每年都从进校的学生中选拔有音乐天赋的孩子，教授乐器，定时训练他们。六男中因此有了一支武汉最棒的学生铜管乐队。

我从小有良好的音乐环境，读小学时还受过一位音乐家的启蒙，自己也十分爱好。当时我很想进校乐队。有一次在教学楼走廊遇到殷老师时，我竟迫不及待地扭住他自我介绍，殷老师果然知道我父亲，立刻要我代他表示对我父亲问候。听了我的愿望后，坦然答应让我进校乐队学习吹黑管。

但后来因我母亲担忧我小时得过肺病，不让我学管乐，结果不了了之。

初中生本是顽皮的年纪。在我们那年头，学生都特别封建，我们是男中，有谁和街上女生说话都会引来集体的嘲笑。我们甚至对其他男女合校的中学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封建习俗的影响居然在学校闹出了一次小“课潮”！

有次，我们的音乐老师（“武汉一师”刚毕业分来的另一位张老师）教初三某班唱王洛宾作曲的“半个月亮爬上来”时，学生们认为“爱”是很丑、让人羞于开口的事，更不能由这么漂亮的女老师来教，便在课堂起哄、喧闹、怪唱，直至三五成群站起来摆出要闹罢课的姿态，当堂把张老师气哭，跑出了教室。殷老师听说，立即板着脸来到那课堂，这一下，就连最顽皮的“坏学生”也都老实了，乖乖接受他的训斥。

这些事今天听起来，像不像是像天方夜谭？

我在小学时就喜欢自然课。初一有了“自然地理”课，更是向我敞开了神秘的大自然的大门。海拔的计算、地热的规律、气候和季风、时区的判别……老师是后来誉满教坛的武汉名师刘耀岚。他的课让你享受、让你痴迷、让你充满求知的欲望。初中一两年，我便熟记了世界地图，熟悉了世界的气候、洋流、山脉、地质板块……这些知识让我受用终生！

不过刘耀岚老师给我最初印象却吓了我一大跳。

我坐在第四排，那天听到高兴处，情不自禁，竟手舞足蹈起来，扰乱了课堂秩序。我正忘乎所以，忽见刘老师板下了脸、指着我们的课桌，厉声数过来：“一、二、三、四，第四排那个，你笑什么？站起来！”我立即站了起来，吓得几乎要哭。不过我的同学后来回忆起此事，都说不是我记得的那样，而是我站起来还止不住笑，让刘老师大为光火。

我肯定是他们记错了，我笑得止不住而罚站的应该是一堂生物课。那是一位也让学生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名师吴斯觉。

吴老师那时好像很年轻，风度翩翩，语言诙谐，字体特殊（我学会了）。他的课堂语言文字刻到我心里去了，至今不忘！比如讲述动物学时，他说：“鱼类有了更发达的脑，这是一大进步。鲫鱼的脑、据说是很鲜的，不过我没有吃过。”引得我们全班大笑。

我对生物很感兴趣，学得也很轻松。但我很顽皮，喜欢学吴老师说话，学得极像（我至今还会模仿他的说话和写字）。下课后常情不自禁表演，学他讲课，以博同学们一笑。我不认为那样对老师不尊敬，谁叫他的语言和讲授那么深入人心呢？同学们说的我“站起来还笑”的那次，就是吴老师上课讲昆虫时，我听得太兴奋，抢着插嘴，还居然学着他的声音，引起了同学哄堂大笑。吴老师当然罚我站了。不过，吴老师也就仅处罚过我那一次，我知道他其实很喜欢我的。

这两位老师让我爱上了自然科学，几乎暗示着我今后要选择的专业道路。我不满足于他们的讲授，常觉得一堂课结束得太快了。在父母指点下，我便开始阅读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我先读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老师讲述的自然知识在书中被生动的故事进一步丰富和形象化，读起来叫人欲罢不能。我于是去办了“少年图书馆”的借书证，周末就去阅读，我读完了凡尔纳的几乎全部中译作品（以后高中又重读了一次），又开始读苏联伊林的科幻小说。图书馆的阿姨都认识我了。

刘耀岚、吴斯觉，他们不折不扣是我灵魂的两位工程师。吴老师已英年早逝。这里，我仅希望刘老师还健康、长寿。

另一位叫我永远铭记在心中的是语文老师李国桢。读初二时，我被分到了二班，班主任就是她。

我是班上李老师最宠爱的学生，在她身上我又感觉到了母爱。她的语音节奏至今我清晰在耳。

我对语文的热爱，很大程度上和这位慈祥认真的老师有关。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在黑板上的字体，记得她的声音，记得她的微笑，记得她责备我们时的样子，还记得她用那蘸红墨水的毛笔在我的作文上留下的批语和一个个红圈。

在她慈母般的教诲下，我一本接一本地读书，一批苏联长篇小说就是在初二读的。我在读了马雅可夫斯基诗集后，我也就开始学着写诗。有一首《风筝》还得到过她的称赞：

好比断线的风筝

消失在云霄

向了天边飘去

云彩儿悄悄将它夺去了

“放飞的孩子

你是否已将它忘掉？”

“不，我没有忘

是它自己想要飞得更高！”

我竟然又模仿《水浒》、《封神》写起章回小说来，模仿《铁道游击队》写抗日故事（情节都是凭空编的）。我的“小说”中正面人物本事无边，不亚于现在的神剧，想来倒很是幼稚可笑。

但是我将故事讲给“武汉师专”（注：湖北大学前身）的教工子弟们听后，便成了“娃娃头”，在他们中建立了不错的威信。武汉师专的孩子和很多家长都称我为“大哥哥”。十三四岁时，我的身边就时常簇拥着十多个小粉丝。我的叙述表达能力也就在那年练成了。

到1956年底，六中的师生们共同享受着校园的温馨和快乐。元旦时在礼堂举行了我至今记得的联欢会。我们年近花甲的数学老教师李济民带着小孩瓜皮帽，上台表演幼儿舞蹈，让我们乐不可支。美术老师彭平表现得尤为多才多艺。

说起彭平老师，这里不禁想起他对随地小便的学生画的一幅漫画……

六中优秀老师不计其数。

教几何的许老师是个华侨，穿着一双当时少见的黄色尖皮鞋，在他的启发下，我一度迷上了几何题，学会了看参考书来提高和丰富自己。我们把许纯舫先生所著的几何参考书（《几何定理和证题》、《几何作图》、《几何计算》等）内的题目做了个完，还不尽兴，又去翻其它书籍。许老师教我学会了用工整格式表达几何语言。我高中进了实验中学后，第一次作业就赢得了数学老师的称赞。这个习惯后来在我技术文件中几乎无处不运用。

1957年过了一半，暑假是在很特别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的父母不知为什么远比平时回家少。但是我和孩子们都感觉不到究竟在发生什么。

开学后，奇怪的气氛一下让未成年的我们感到窒息：音乐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几乎全是指向我最敬爱的那些老师们的。我记得高三年级学生们还参加了揭发批判。比方吴斯觉老师讲述动物“偶蹄目”时说的：“猪肝很有营养，过去我经常吃猪肝，现在不知为什么买不到了。”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典型“右派言论”。

不久后的一天，我看到我敬爱的师长们：吴斯觉、李国桢、许老师、韦伯（教导处主任）……还有张慧娟老师的爱人苏主任等一二十人垂着头，在我们一楼窗外的小平台下集中。我感到自己在被痛苦折磨着：我不愿意听到！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看到！我更不愿承认他们都是坏人！十四岁的孩子的心也得被迫忍受疼痛。

一个早晨，“右派们”被集中送下乡去劳动改造了。不到一个月，就传来韦主任放牛被淹死的消息。

渐渐，他们什么音信都没有了。从此，这一帮优秀的教师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回顾已经远去的不堪年代，我想说，他们一个都没有在我的生命中消失，我懊悔和惭愧我多年忙于生计，直到本世纪初，都没回去过学校。

80年代，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当年的汉语老师每天早晚两次在汉口“滨江公园”义务辅导游客们英语的消息。又从同学处打听到了殷老师的住处，我试试揣着愿望去拜访他们，但是遗憾啊……我怎么那么陷于忙碌呢？

现在……我真的、真的好想念引我走进知识殿堂的每一个老师们。

中间站的是涂舜华老师，本人在前排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