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翻译家，祖籍鲍集梁集村，出生于1919年，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丈夫赵瑞蕻是著名翻译家。祖父杨士燮清末翰林，曾任淮安知府。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浓浓故乡情
近10余年，杨苡思乡情重，寻根问祖之情愈加浓厚，无特殊情况，每年的清明时节都要领着儿孙辈到位于鲍集梁集村的祖坟，以当地传统的方式扫墓，不忘告诉随行的孙辈、重孙辈，梁集是杨氏家族的根脉所在。
杨苡的大姐杨敏如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博导，因年岁已高加之身体状况，不能回乡了却心愿，可妹妹杨苡都不忘转告其家乡的发展和变化。杨苡每次回鲍集都是悄悄而来，悄悄而回。她不愿麻烦镇村干部，不愿以文化名人自居，十分随和低调。
杨苡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1949年后历任语文教师，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长篇小说主要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还著有儿童文学作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019年，初夏的一天，笔者在杨苡曾重孙杨伟的引见下，赴宁拜访杨老（南大宿舍，鼓楼校区公寓，二号新村）杨老怕我俩走错路，在电话中再上叮嘱：“不是北京西路2号啊，那里是天文台，不是我家小区，你们从地铁3号出口来。”老人嗓音清亮，思维活跃。
“我今年整整100岁，我很得意。”一见面，老人见盱眙鲍集娘家来人，露出了孩子似的顽皮表情。
2018年，著名翻译家杨苡正式迈入百岁老人（虚龄）的行列，但她仍饶有兴趣地关心时事，关注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每年清明节她都要领着子孙辈到鲍集梁集村祖坟祭祀祖先。老人豁达开朗，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与哥哥杨宪益十分相似。她走上翻译道路一定程度上受大哥杨宪益、嫂子戴乃迭影响。
杨苡于上世纪50年代翻译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小说的译名便是由她首创。“当年译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wutheringheights，wuthering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现在看电视，有些词我老觉得怎么这样翻，fans别整粉丝好不好？哎呀，好可笑！还有那个Facebook‘脸书’，这得多难听呀!”老人皱了皱眉，又做了个鬼脸。
校区公寓是她与丈夫赵瑞蕻的宿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在这里住了半个世纪。1999年先生去世后，这里一仍其旧：房间里一张巴金先生摄于改革初期的旧照；一张“贺寿阁”，是丁聪先生所画，还有杨宪益、吴祖光、冯亦代的题字。还有一张老人身穿旗袍、手捧鲜花拍于30年代的旧照。
从“中西”到南开
杨苡原名杨静如，祖籍泗州（今淮安盱眙鲍集镇），1919年生于天津，祖父杨土燮，清末翰林，曾任淮安知府，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官场要员都有往来，私交甚好。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1920年，杨毓璋因病去世，留下了十分可观的遗产。幼时的杨苡住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一座大宅里，日子富裕而悠闲；日常生活由佣人照料，每个礼拜都由哥哥姐姐带着去电影院看电影。
哥哥杨宪益，也在家随家庭教师学习国文和英语，杨苡既是“跟屁虫”又是“小跟班”，杨苡回忆道：“我哥太聪明，七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很快，当时授课的先生叫‘徐剑生’，我哥一看，就马上对三个字‘快枪毙’。”8岁的杨苡进入了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课程基本西化，除了英语、国文、体操、舞蹈和戏剧表演，还有音乐、绘画，学校每年的毕业班都要演出英文名剧。“1931年演出《如愿》轰动一时，才回国不久已是新书学院校长的黄佐临先生也坐在观众席上”杨苡回忆说，“当时的女主角金韵之，十几年后成为上海著名演员丹尼了。”教会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与修养，吃饭、穿衣、言谈举止，都有一套。“我们那时候常看电影、看戏剧，也追‘星’，但绝对不会像现在的有些年轻人这么‘疯狂’”杨苡说。
“每个学期结束也会考试，但不排名。我母亲从来不怎么在意分数。我们学英文，也学文法作文。”1937年中学毕业，杨苡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的中西女校，高中三年平均成绩超过90分，可以保送沪江、清华；超过85分可以保送燕京；超过80分，就可以保送南大和金女大。”杨苡笑哈哈地回忆，“我中文挺好，英文也还行，但对几何、代数实在没有兴趣。平均成绩也只有80分。”
杨苡与沈从文的交往
杨苡回忆与沈从文的交往，想到沈从文先生曾对自己说：“你应该读外语系。”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平津高校纷纷南迁。杨苡与同学也成立了“平津流亡学会”。当时，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在昆明联合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她牵头组织同学计划从天津乘轮船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出发时坐头等舱，到了安南换成了二等舱。再到云南入境时，便只能坐“铁皮车”了。但踏入国土，杨苡异常激动、兴奋，一路上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当时的昆明是抗日大后方。生活虽然艰苦，但杨苡这个“大小姐”很不在乎物资生活的清贫。昆明城里没有高楼大厦，但翠湖、滇池还有西山上的“龙门”都让她觉得新鲜、可亲、好玩。
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者第一次轰炸，杨苡和联大的师生根本没当回事，没有想到轰炸后的惨状，杨苡回忆“那时候，我们忘记了害怕，只会连声咒骂小日本不得好死”联大学生复课，杨苡被保送到中文系，沈从文先生真诚对她说：“你已经学了10年的英文，到了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你还是进外语系的好，将来，你完全可以成为著名的翻译”。当时的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学风非常严谨。外语系的主任是叶公超，谢文通教英国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最精彩的还是中文阅读课，由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等任教。杨苡回忆道：“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课我们都比较爱听。”联大外语系课程很活，面也比较宽。后来，杨苡转入中央大学外语系借读，还是觉得不习惯。
遇见“呼啸山庄”
1940年，杨苡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学长赵瑞蕻结婚，后又随丈夫进入中央大学。丈夫是外语系助教，她则是来借读。赵瑞蕻是联大吴宓先生的高足，在校与穆旦等创办“南湖诗社”，是当年联大校园里著名的才子。1942年，赵瑞蕻经柳无忌先生推荐进入柏溪分校（在重庆）任教。杨苡与学人常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当时，杨苡的大哥杨宪益与嫂子戴乃迭刚从牛津大学回国，两人也在中央大学教书。哥哥嫂子非常活跃和系里的同学办墙报，讽刺孔祥熙。所以，中央大学内部传言戴乃迭是英国共产党，用美人计迷惑杨宪益。杨苡说：“因为我嫂子漂亮，我哥才华出众”。
杨苡从小就酷爱戏剧，中外都喜爱，1943年，她在中大图书馆看到《Wuthefing Heights》后，被深深吸引。当时流行读《简爱》，杨苡却认为《Wuthefing Heights》更好，从那时起，便有把它译成中文的计划，但着手翻译，还是10年之后了。之前梁实秋先生也曾翻译过这部名著，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先生水平超一流，只用三个月时间就翻译完了，杨苡细读译著，总觉得书的译名不妥，用“咆啸”来称呼自己的山庄、住宅，怎么也不贴切。因此，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雨点打击在玻璃窗上，犹如凄惨的哭啼，她感觉自己正住在旷野中的一所古老的房子里，不由自主地念着Wuthefing Heights………不觉灵感从天而降！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后来，这四个字成了国内出版界各种译本的通用译名，而她的译本在出版后，一纸风行60余年，去年南京来人送我一本，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被业界人士推崇了近一个世纪，视为经典译作。
巴金和杨苡的友谊
抗战胜利后，杨苡和家人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居南京。最初暂住在中央大学科学馆的实验室，不久搬进文昌桥宿舍平房，后搬到丁家桥附近的二层小楼。她的女儿赵衡回忆，当时一家人楼上睡觉，楼下吃饭，日子虽不富足，但也其乐融融。1952年南京大学分合改革后，一家人又搬到上海路附近的陶谷新村21号。1953年赵瑞蕻被公派至民主德国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任教，杨苡和2个孩子仍留在南京。据女儿赵衡回忆，虽然当时父亲不在身边，但日子过得颇为快乐。每到六一儿童节，母亲都会带着她和弟弟去买书。每隔几天，还会一起坐着三轮车去戏剧院看戏。什么《洛神》《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梅兰芳的票价两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两元）母亲从不惜钱。
与巴金的交往可称得上“君子之交”。1935年，刚满17岁的杨苡尚在中西女校读书，而巴金已是名满中国的大作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运动，大批同学走上街头高唱着救亡歌，而杨苡由于家庭的限制，只能像“金丝鸟”一样被关在家中，哪儿也不能去。她烦恼、郁闷，希望自己能像巴金作品《家》中的觉慧那样，于是鼓足勇气给巴金写了第一封信诉说苦闷。不久，巴金很快就给她回信了，“巴先生”劝她要忍耐，“未来总是美丽的”并鼓励杨苡与自己的哥哥、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通信。上世纪50年代，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断，巴金称杨苡“静如”，信落款是“蒂甘”，在与巴金一家长达69年的交往中，她被视为家人一般。
杨苡与巴金的第一次碰面在昆明，当时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杨苡才见到通过十几封信神交已久的“巴先生。”杨苡描述说，巴金四川口音很重，在生人面前不太会说话，还有些结巴，告辞之后，我俩在纸上世界又开始无拘无束地交流。
哥哥杨宪益赴英国留学后，失去呵护的小妹杨苡总是感到说不出的孤独，遇到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她又开心起来。“文革”期间，家人被迫替她处理掉其与沈从文、黄裳和萧珊等人的信件，最后只保存巴金的23封信。1969年一个炎热的下午，由于杨苡始终没有主动交出巴金写给她的23封信，一位红卫兵在提审她的时候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唯一一记耳光，重重的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她在踉跄中站直，突然间，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该那么胆怯地听家人的话，烧毁与沈从文、黄裳、萧珊三人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最后还是躲不了一场羞辱。
1970年，随着红卫兵对杨苡的审查再度升级，这23封信被迫交给了审查她的专案组。1972年4月，杨苡哥哥杨宪益从狱中得以“解放”，杨苡不久也随之“解放”了。这23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在杨苡家所有照片中，大哥杨宪益和巴金的相片放在最突出的位置：翻译大家杨宪益不仅是杨苡的兄长，更是她最崇拜的人，她还不止一次强调，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在杨苡眼中，“巴金是一位坚强的探索者”。在杨苡家中四处摆放着亲友师长的老照片，满满一个世纪的回忆。
2009年大哥去世后，杨苡与住在北京的胞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还保持着密切联系，2017年12月，杨敏如也离世了，享年102岁。对于姐姐，杨苡向来佩服，“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姐姐英文一直很好，所以后来主修中国古典文学。”交谈之中，杨苡显得相当自豪。杨苡说：“我原名杨静如，姐姐叫敏如，因为我好动，不安静，结果先生就给我取名静如。”
上世纪50年代，杨苡的译本《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至今仍被中外读者视为经典。
百岁杨苡精神充沛，笔者拜访言谈中得知，老人保持着一贯的开朗心情，现在每天下午都坚持读两个小时的报纸，《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必读，还有《南京日报》、《参考消息》，有灵感时还要抓紧写东西。老人的乐观不计较还应验了“德者长寿”这句话。1982年，她无意中翻到一本杂志，其中封面是《呼啸山庄》的电影译本，内容跟老人的翻译完全一样，杨苡忽然就很得意地跟老伴说，“赵老头你看，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别人就笑话我，这实际是抄袭你的！但我不在乎还是很得意。”
1999年春节凌晨，赵瑞蕻因急性心梗发作突然离世，夫妻俩就此天人永隔，已二十年。在杨苡心中，上世纪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她和赵瑞蕻、黄裳、王辛笛等人常相聚在巴金家中，大家谈笑风生，似乎都忘了自己的年龄，“聊天时，想起那场浩劫，我们都笑着说：活着真好！”
1987年，已近古稀之年的杨苡将她与巴金、梁实秋、杨宪益等书信编注整理出版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全编》，著名诗人辛笛为此书作序，辛笛说，经过十年浩劫，却能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把她和巴金往来书札保存流传到今天，实在是太珍贵了。
如今，百岁杨苡常常会在凌晨三点醒来，习惯再听听老歌，她说，“与梁集乡下晚辈聊天是一种享受，杨氏家族延绵百年，人丁兴旺，倍感欣慰。”杨老太又说，“我们杨家上一辈就有人开始出国游学。我的父亲在日本学经济，可惜我们兄妹几个没有一个懂经济，我大哥大姐都特聪明，名气也大，我呢就是太笨，又贪玩儿，以前还写点东西，现在也写不动了。在我这一代，杨家出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这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我得益的还是巴老的淳淳教诲‘讲真话’”。杨苡顺应时代，勇于担当，其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从国家变迁的宏观语境揭示了译者的人生道路与政治抉择，是一代知识分子正直、真诚、豪放、进取的楷模，是学界的精英。杨苡的译文准确、生动、典雅，她翻译的作品十分注重文化习俗和思想内涵，译者的责任担当，放在首位，可称得上是一个世纪知识分子的典范。整个交流过程，杨苡思维敏捷，十分健谈，展示出她对中外语言文化的自信。
文|丁德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