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洞穴之喻看布鲁诺之死

摘要：

柏拉图提出洞穴之喻作为对人类社会的隐喻，历来学术界多有研究，对此有涉及政治、教育、科学各个方面的解读。本文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重点分析“洞喻”理论中被困囚徒与出走囚徒的人物设定，并以此展现历史上众多死后成名者的人生困境，给世间“异类”多一些宽容。

关键词：洞喻，困境，多数与少数，理型世界，教育。

纵观历史长河，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伟大的总是悲剧的。不管是周游列国宣传政治主张却始终不得重用的孔丘，还是因捍卫真理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亦或是早早呼喊时代病痛却被视为“疯子谵语”的尼采，都使我们想起一个词语——“死后方生”。生前潦倒，死后荣光，于是在多年后，孔丘变成了孔圣人，布鲁诺变成了鲜花勇士，疯子尼采变成了天才。

生不逢时，像极了柏拉图洞穴之喻中那个走出洞穴的囚徒。当他第一次走出阴暗洞穴感受到刺目的阳光，他走进了真实的世界并再也不愿意回到从前。当他兴奋地告诉被困囚徒们他的发现时，得到的却是不可置信的目光、厌恶与嘲笑，甚至是排挤与迫害。如果放在当代，又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伟大的悲剧？

一、“少数人”的困境

了解“少数人”困境，首先得定义这个“少数人”。少数与多数相对，而“多数”往往是指有着近似观念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数量和权利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法律、道德、科学的标准。或曰，多数意指世人，芸芸众生。那么，少数则常以世俗的对立面表现出来，他们得不到太多的支持和肯定，往往生活于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苦闷之中，更糟糕的情况是——他们会被称为疯子或者异端。从世人之大多数走向少数人的阵营，这个过程不是先天，也非必然。也许是特殊经历造就了天才的禀赋，从而上升到一种新的高度，在那里，他的灵魂看到了尘世中没有的东西。在看到“它”的那一瞬间，他便明白，那就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东西，那是真实。以柏拉图之洞喻来解释，它叫做“善的型”。

每个时代，古今中外，都有“少数人”的影子。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无甚影响也许背负骂名，死后却名留青史。当历史尘埃散去，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譬如布鲁诺，梵高，尼采。

1548年，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生。在那时的意大利，黑暗的中世纪现出些许黎明的曙光，资本主义萌芽掀起的文艺复兴与传统的教会激烈碰撞，尚且显得势单力薄。布鲁诺作为思想自由的象征，勇敢地捍卫和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批判束缚人们思想的宗教教义和神学理论，在他所处的教会权力至上的中世纪欧洲，无疑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愚昧民众的眼中，地心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或者说，不管什么是中心，也无法改变他们从出生起、从祖辈起就一直延续的生活。于是，四处逃亡的布鲁诺站在世俗的对立面，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在他死后的400年才得到了罗马教皇的平反，然而他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是一个惨烈而极端的例子，也许更多人的困境在于内心的困境，虽不至死亡，却伴随一生。文森特·梵高，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当代几乎无人不晓的历史名人，一幅画卖出天价。事实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从没有卖出过一幅画，自己眼中的珍宝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他昂扬的生命力和对艺术的执着最终消耗于生活的穷困潦倒。现实使他深陷精神困境，自杀而死。于是他说：“我心里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我的冒险，不是靠主动选择，而是被命运推动......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将不再眷恋人间。”[1]同时代的尼采又何尝不是这样！他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颗太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觉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2]这是尼采的困境。天才与疯子的转换，他使你想到大自然的星空——“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3]

这便是“少数人”的困境。

二、洞穴之喻与理型世界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比喻：在一个地洞里，有一群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的人，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头，我们把他们称为囚徒。光线照进洞底，身后是矮墙，矮墙后燃烧的火光将一些假人和假兽移过的影子投影到他们对面的洞壁上。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眼中完整而真实的世界。假如有一天，一个人被松了绑，他看到了后面的矮墙和头顶的阳光，他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本身，在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他开始相信，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如果让他重回洞穴，他早已不屑于原本的规则，并会向那些囚徒讲述他所看到的真实的世界，当然，他们不会相信，如果强行把他们拉出去，他们也许会杀了他。这就是洞喻，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喻。

如果放到自己身上，你是否会感到惊奇？你所看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是眼睛或者思维蒙蔽的假象，真理不断发展，我们人类也不断靠近“理型的世界”。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少数人的牺牲。他们就像那个走出洞穴的囚徒，甫一见到“善的型”便已被完全征服，使他们相信“它确实就是一切正义的、美好的事物的原因，它在可见世界中产生了光，是光的创造者，而它本身在可知世界里就是真理和理性的真正源泉”[4]。

这时，“他会像荷马所说的那样，宁愿活在世上做一个穷人的奴隶，一个没有家园的人，受苦受难，也不愿再和囚徒们有共同的看法，过他们那样的生活”[5]。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布鲁诺的选择——从可知世界走向理型世界，纵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通往理型世界的道路

我们没有办法让多数人都理解少数人，因为这可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认识差距使然。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出于感性或出于理性，“死后方生”可以是个人悲剧，却不能再成为社会悲剧。我们需要少数人，他们是走向真理路上的引路人，并且我们需要更多。

让他们敢于在自己的时代创作，本身也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需要社会的包容与理解。应该做的是，改变这个社会的心态。一个有活力和旺盛生命力的民族，应该有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论是对待新的事物还是旧观念的冲突。不论是否赞同，要让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个想法可能听起来荒谬至极。这并不难做到，也许会导致对社会的管控降低，但一个听话而僵硬的社会是会被淘汰的，譬如闭关锁国前的中国。

另一个则是教育。教育使人获得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使之有了更美好的品质和更高的境界，这并不是绝对，但大体上存在这种规律。教育一方面使更多人有了前人知识的积淀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新的东西，这培养出更多的“少数人”；另一方面，良好的教育能有效提高国民素质，也同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活跃性和开放性，让新生一代更加懂得尊重知识成果和思想结晶。

参考文献

[1] 闺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2017年10月3日，

[2]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页。

[5]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