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亚坤

编辑︱五百二

激流按

“帝国主义”是一个我们经常使用的但在具体应用中含义又相当模糊的概念。因此，回到“帝国主义”的原初语境和内涵，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理念距离以及原则持守所在，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当下。“帝国主义”的基本含义自第二国际时期以来就呈现出“政策论”、“阶段论”、“特征论”和“体系论”等多重面向。不同视角之间既相互补充，又存在着矛盾，比如“政策论”主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对外扩张政策或手段，“阶段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同时也是垂死与衰朽的阶段。一个典型例子是沙俄，从“阶段论”和“政策论”角度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本文作者疏理了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为列宁是在阶段论的基础上，弱化政策论，补充特征论和吸纳体系论，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帝国主义概念体系。当前左翼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混乱理解。小资产阶级的强国论（将帝国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强国或“核心国家”）、政策论（ 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占据很大市场，或者用貌似宏大的体系视野来替代阶段论视角，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帝国主义的发展要么导致毁灭人类的冲突，要么导致世界人民对资本扩张逻辑的唾弃，所以帝国主义意味着对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否定，今天的帝国主义理论需要重视内向化和阶段论的视角。

“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以来产生的许多理论、发生的许多历史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帝国主义”发生着关联。时至今日，各种话语风格的“帝国主义”依然是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诸如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等，不一而足。诸多理论家都对帝国主义有过研究，从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等人的综合创新，到1950—1960年代之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垄断资本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再到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直至21世纪初兴起的“全球化时代”新帝国主义/帝国研究，[1]无不涉及对“帝国主义”概念的辨识和反思。

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多维面向之间的质性差异和内在张力一直体现在近百年来人们对“帝国主义”一词的话语实践与争议当中。通过对“帝国主义”概念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特别是回到并反思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多角度界定以及对其逻辑张力的消解，有助于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性地审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诸种新帝国主义现象和观念。

一、“帝国主义”一词的词源与现代意指的历史语境

从“帝国主义”这一词语本身来看，《大美百科全书》在解释“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时，明确指出该名词很难界定且不易解释，因为它就像“共和”和“保守”这些名词一样，总是众说纷纭。[2]在词源上，“imperialism”来自拉丁文的“imperium”，后者的含义是：命令；诏谕；权力，政权；全部权力，职能；最高指挥官，司令部；政权转换过渡；人物；首长；国家，帝国等。[3]也就是说，它意指具有某种权位发号施令或者某种官僚政治体制或行为。而《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是：“国家扩大势力和版图的政策、行为和主张，特别是通过直接占领领土或对其他地区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来实现。”[4]这一定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行为和主张。概而言之，在1870年代以前，古典的“帝国主义”与“帝国”相关联，一般用来表示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传统帝国的统治体系与皇权统治形式。18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逐渐被赋予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色彩，即现代“帝国主义”的概念逐渐进入到日常语用当中。

现代“帝国主义”的概念被用以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特殊历史状况，这一时代既具有资本主义发展史脉络的普遍性，也具有特定历史时段的特殊性。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开始萌芽，16世纪得到确立，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各国的发展速度、工业发展的不同侧重以及金融资本发展的不同辐射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各资本主义大国使原有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发展在现实层面就是一种动态的实力演变。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攫取垄断利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殖民扩张，形成了殖民地经济、半殖民地经济和依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通过贸易战、关税保护等措施保护本国经济，不断地瓜分世界殖民地，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国家联盟。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联盟的出现，战争成为了进一步掠夺资源、瓜分世界的手段，人类历史进入了空前的灾难期。如果说其间爆发的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是个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5]，那么1914—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演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它不仅仅是两大军事联盟的战争，也是一场多民族的、全球性的帝国之间的战争。[6]帝国主义战争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新特征和新情况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和新的问题域：一方面，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做出理论分析；另一方面，要对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加以本质探究，从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制定正确的策略。这是“帝国主义”概念的所指与能指的一般性历史现实与差异性知识经验的发生源所在，也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特征与政治上的革命立场之间的双向张力，这促进了具有不同理论聚焦和实践关涉的多种帝国主义理论的产生。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至今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列宁与其同时代人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同与不同”首先也体现在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当中，由此引发的争论也是今天我们在“帝国主义”一词所触发的多维语义与全球化时代的境况之间产生认知落差的思想根源所在。

二、“帝国主义”的定义与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论家们的探索

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帝国主义”这一用语在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上被首次提出。[7]此后，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帝国主义这一主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此也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一时间，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了很多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或文章，“帝国主义”一词也逐渐成为人们理解当时世界形势的一个主要概念。

1902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 [8]发表了《帝国主义》一书，该书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征。霍布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多种对外政策之一，它源于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势力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获取并发展私人市场的意图，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霍布森主张实行剥夺占有阶级的剩余的社会改良政策，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9]几乎与霍布森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1903年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该文详尽地分析了美国托拉斯的发展及其多方面的影响，并重点指出：“由于托拉斯空前地发展生产的结果，已经迫使美国放弃它的传统政策，走向帝国主义，用武力征服的方法为托拉斯化的美国工业争夺国外销路。”[10]可见，拉法格也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对外武力殖民扩张的政策。此外，拉法格还提到了金融资本及其作用，指出金融资本是由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后来得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Rdolf Hilferding)的进一步系统阐述。继拉法格之后，保尔·路易(Paul Louis)于1904年发表了《帝国主义概论》一文，他在文中指出，20世纪初的世界正经历着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处处都表现出资本主义在做最后的努力，帝国主义把殖民主义与保护主义结合在一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赌注。[11]这些观点对列宁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有着一定的影响。此后，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在1907年对帝国主义现象做了深入分析，重点阐发了现代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力量来源及其资本集中和货币集中的新特点，指出现代帝国主义采取了关税保护、军国主义和殖民压迫等新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构建原则。[12]虽然鲍威尔没有直接给帝国主义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他的分析无疑抓住了帝国主义内涵的一些要点，如资本的集中与输出、货币资本集中于银行、对世界的殖民瓜分等。而后，希法亭在1910年发表了《金融资本》一书，也将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政策，认为金融资本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13]可惜希法亭也没有给帝国主义下过明确的定义，他常将“帝国主义”一词与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垄断、保护主义、殖民地政策等联系在一起使用。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认为，这是希法亭自身缺乏一个明确的帝国主义概念所致。[14]但希法亭有关金融资本及其统治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尼古拉·伊·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和列宁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

不难发现，从霍布森、拉法格、路易、鲍威尔到希法亭，他们虽然都没有直接对“帝国主义”加以明确定义，但也都是站在批判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资本主义扩张政策，并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特征作了深入分析。这些分析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和综合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更是为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明确定义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发。罗莎·卢森堡(Ｒosa Luxemburg)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人物。她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 [15] “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 [16]她认为，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的最后篇章。[17]可见，卢森堡既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又说明它也是资本扩张的最后阶段。因此，她经常在政策/手段[18]论和阶段论上同时使用“帝国主义”概念，但她更倾向于关注帝国主义的一般本质，这与列宁对帝国主义特殊本质的关注有着一定的区别[19]。

布哈林的观点与卢森堡类似，但有了进一步突破。他深受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思想的影响，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要摆脱将帝国主义看作是种族斗争和一般的征服政策这两种庸俗理解。就特殊性而言，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征服政策，这个政策的职能就是支撑金融资本的结构、建立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以及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代替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0]可见，布哈林与卢森堡同样在政策和阶段这两个维度上界定了帝国主义，但是布哈林凸显了金融资本的统治逻辑及其历史意义。不仅如此，布哈林还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即世界性的生产体系” [21]，而帝国主义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布哈林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列宁，并被其批判性吸收，因此两者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具有一致性。[22]

此外，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影响至深的还有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考茨基明确反对滥用“帝国主义”一词，强调从历史渊源中寻求概念的确定性。他指出，帝国主义“这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它表示同一个世界帝国或是凯撒帝国(imperium)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图” [23]。“帝国主义”一词最初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出现于法国，用来描述帝国的政策。到了1890年代，英国人用它来表示通过在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结成紧密联盟从而用大不列颠代替小不列颠的意图。考茨基还进一步将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或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24]。这个定义凸显了帝国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工业对农业的优势地位关系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此，列宁严厉批判道，考茨基这一定义片面地强调民族问题和工业资本，忽视了帝国主义问题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忽略了金融资本这一核心特征。同时，这一定义还割裂了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片面地强调帝国主义的暴力兼并，而忽视了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反动性。总体而言，“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 [25]。

综上，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大致有政策论和阶段论两种视角[26]：前者主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对外扩张政策或手段；后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指称。

此外，以下三个问题还值得深入讨论。第一，这种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既在政策论又在阶段论的意义上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第二，政策论和阶段论这两大分类并不足以概括在帝国主义定义问题上存在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比如，布哈林提出的帝国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的观点则属于帝国主义定义问题上的体系论视角。第三，在定义帝国主义的不同视角之间现实地存在着区隔和张力，以及消弭或超越视角差异的各种努力。比如，政策论与阶段论之间存在着主观选择的任意性问题与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抗拒趋势之间的张力。而体系论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从历史生成的角度扩大政策论和阶段论的共同之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就体现了这种努力方向。

三、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跃迁与综合定义：列宁的多元视角与贡献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及其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也是一个发展变化乃至深化的过程。正如日本学者静田均(Hitoshi Shizuta)在分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对帝国主义的相关论述时指出，在列宁那里，帝国主义从没有以单一的、恒久不变的意义来被定义和使用。[27]我们对列宁定义帝国主义的相关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可以发现，列宁积极吸纳以往理论家的分析长处，力图综合政策论、阶段论、特征论和体系论等视角，从多个维度对“帝国主义”一词加以定义，从而确立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

（一）模糊的认识起点：帝国主义政策论

列宁最早开始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是在其1899年底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他指出，俄国的“‘人民立法’有蜕化成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的严重危险” [28]。此后，他在1905年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词，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的国家维度。他在1905年的《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一文中开始单独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中开始使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词，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此后至1912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列宁几乎没有继续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直到1912年6月10日的《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一文，此后帝国主义一词在列宁的著作中出现的频次才开始多起来，可见他对帝国主义的关注越来越多，开始大量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来分析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此后，列宁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帝国主义。在1912年9月28日的《意土战争结局》一文中，列宁指出，意土战争“是由意大利的金融巨头和资本家的贪婪引起的，因为他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意大利帝国主义得势” [29]。这表明列宁已通过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帝国主义。而后，他在《告俄国全体公民书》中使用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帝国主义自由派”、“极端反动的民族党人的帝国主义”等论说，强调了资产阶级宣传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行为。在《论狐狸与鸡窝》中，列宁批判了十月党人、民族党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立宪民主党人所主张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政策。在《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进行疯狂竞争，甚至走向战争。此后，在《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分离》等文章中，列宁都直接使用了“帝国主义政策”一词，即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采取的一种掠夺政策。

可见，列宁在初期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更多地是将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扩殖民扩张、争夺市场、进行民族压迫的一种政策，这与霍布森、拉法格、鲍威尔、卢森堡和考茨基等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着共通之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及其严重后果促使列宁反思帝国主义政策论这一视角把帝国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殖民政策或扩张手段，是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加以完全把握的，因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帝国主义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构成了自我否定，帝国主义在各方面的表现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扬弃帝国主义政策论视角，进而实现认知上的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逐渐超越了第二国际时期一些理论家的帝国主义论述。

（二）坚定的认识跃迁：帝国主义阶段论和特征论并举

从帝国主义政策论到帝国主义阶段论的转变，尤其是结合帝国主义特征论对阶段论进行补充，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认识论上的一次跃迁，体现着列宁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感知的扩展和深入以及对其本质认识的抽象提升过程。列宁在1914年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首次提出“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提纲》中更是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进而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是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的资本主义已面临崩溃的前夜，已成熟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地步了”[30]。从阶段论的角度给帝国主义下定义体现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性。[31]

1．经济层面的帝国主义阶段论

在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如生产集中、资本输出、金融资本、殖民活动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32]即是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以垄断为典型特征的。可见，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论断依据，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特性为基础。列宁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33]这一方面强调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强调了殖民政策的深化，表明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包括垄断、金融资本和殖民政策三个要点。可是要点不包括所有现象，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的选择性概括。对列宁来说，这样的三个要点还不足以全面展现帝国主义定义的丰富内涵。

2．帝国主义特征论

帝国主义特征论是帝国主义阶段论的内在命题。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以不同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系列特征为现实依据的。列宁试图通过概括并凸显帝国主义的特征来弥补帝国主义阶段论中抽象定义的不足之处。列宁意识到，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定义过于简短而显得不够全面，所以“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34]。

可见，列宁主要从经济特征的角度重新确证了帝国主义的定义，这五大特征只是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取出来用以指认帝国主义的集中表现的特性，然而，“描述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目的，通过它来分析生产关系，这才是目的”[35]。列宁十分严谨地总结道：“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36]这一总结性定义高度融合了阶段论和特征论，是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会向何处发展？资本输出除了具有经济意义外，其更为深远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何在？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大国全部瓜分完毕之后，会不会被再次瓜分？列宁自己也深刻意识到，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理解有益于认识当时的战争和当时的政治。[37]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其对现实和未来必将产生更为深刻、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3．时代层面的帝国主义阶段论

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历史和整体性维度，一方面，他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生产和资本集中引起垄断的理论，也将其与他自己早年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分析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的分析仅仅是对帝国主义的整体特征加以全面把握的开始，即用帝国主义特征论充实了阶段论。列宁指出：“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先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38]可见，列宁更加关注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帝国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复杂关系。为一战中分裂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正确的革命方向也是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一书的重要目的之一。[39]在1916年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列宁把机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他开始着手分析当时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以及社会沙文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强调帝国主义的垄断这一鲜明的经济特征之外，列宁还强调了世界革命潮流下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这一具有隐蔽性的政治和社会特征。他指出：“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

(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

(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40]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政治号召，其意义就是要号召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性革命。但与此同时，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 [41]因此，战胜帝国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既是对革命未来的憧憬，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批判与反思。

（三）情境指称多样性：帝国主义体系论和金融资本时代概念

除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界定外，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还有明显的侧重点，这些侧重点既是对“帝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的重新界认，也是对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片段式捕捉。其中，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的是列宁受到布哈林的影响而提出的帝国主义体系论和受到拉法格、希法亭的影响而提出的金融资本时代的概念。

布劳特(J．M．Blaut)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在于其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加以考察。[42]列宁注意到，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家同盟之间不但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而且在领土上瓜分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金融资本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国际政策不仅形成了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两大类国家，而且也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附属国(比如半殖民地)等国家形式。[43]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44]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形成的一定的关系网络，以及对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体系。这一体系论视角是对阶段论、特征论的高度凝练。

此外，列宁还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界定帝国主义，他分析指出：“大银行靠数千亿资本统治整个世界，把整个整个工业部门同资本家和垄断者的同盟联结起来，——这就叫作帝国主义，它把全世界分成了三个极富有的掠夺者集团。” [45]这三个掠夺者集团分别是以英国为首、以德国为首和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1919年2月起草《俄共（布）纲领草案》时，列宁总结道：“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46]这指出了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强度及其集团化方式分裂世界的极化趋势，强调了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在原先提出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中凸显出了金融资本及其重要和特殊的历史地位。尽管列宁此时没有对垄断和金融资本作出细致的区分 [47]，但他极具洞察力地注意到了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之间互为增强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世界历史事件与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更加确证了他的帝国主义阶段论。

综上所述，列宁与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考茨基等人给“帝国主义”下定义的角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批判性继承又有独创性发展，既有对政治或经济的单方面强调也有对社会发展某阶段的综合性论述。从帝国主义政策论跃迁至关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具象层面的特征论视角，关联到指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阶段论视点，而后强调帝国主义也可用来表示一种新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最后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突出金融资本的特殊时代意蕴，列宁正是通过深化阶段论意蕴从而有力地增进政策论与阶段论的共同性，又通过弱化政策论而力图消弭政策论与阶段论的差异性，创新性地实现了对多元视角的高度综合，彰显了其理论创新能力的卓绝超拔。

四、“帝国主义”定义的当代发展与现实反思

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对不同视角的整合使我们认识到，无论是政策论、阶段论，还是特征论、体系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多样化形态的体现。起初，帝国主义表现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采取的殖民政策，而后，随着自身力量的膨胀，帝国主义从整体上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帝国主义与各地域的社会的具体特征相结合，进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历史形态，而无论何种形态又总是处在形成、变化和更替当中。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纵深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特征论中所揭示的五大特征也发生了历史性演变。例如，他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瓜分殖民地的特征在当代业已消失，其典型历史案例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但殖民型帝国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过时。在对帝国主义的综合考察和多维定义当中，列宁突出强调了垄断和金融资本等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及其可能的发展，其有关帝国主义是一种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乃至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结构的资本主义实质。上述核心论点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武器。以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这一本质特征为例，列宁当时着重揭示的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已发展成国际垄断和全球垄断，乃至普遍化的垄断资本。[48]这表明：帝国主义的某些外部特征虽然消失了，但其本质特征深化了，因此，我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

罗纳德·奇尔科特(RonaldH．Chilcote)分析指出：“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们广泛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但赋予它的含义却很不同。” [49]使用一个词与定义一个词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但下定义本身是极其复杂的思维过程。在今天，“帝国主义”一词一般是指更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50]，而这种控制是多面向的。从保罗·巴兰(Paul Baran)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剥削体系的强调，到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有关一体化垄断性帝国主义时期的依附性问题的分析，再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和讨论，这些理论或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对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特殊历史阶段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落后国家而形成的世界体系等相关论点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对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的持续性影响所做的当代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伦理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科学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算作是帝国主义概念的新变种。[51]从21世纪初开始，“新帝国主义”一词逐渐被学界用来概括不同于经典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特征和新趋向。哈维分析指出，新帝国主义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这两个要素的矛盾的融合。[52]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虽然肯定了列宁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政治再阐释的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国家主权已经衰落，一种脱胎于经典帝国主义的帝国——全球化的主权形式已经开演。[53]埃伦·伍德(Ellen Wood)则批评奈格里和哈特有关民族国家主权衰弱的论点，认为在新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仍是资本主义力量的集中表现 [54]，传统殖民型帝国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经济资本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的强化以及对其蔓延趋势的强调，这实际上与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并没有太大区别，两者都是从资本扩张的本质出发，只是对资本扩张的程度及其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新帝国主义所揭示的国家与资本的复杂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55]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会吸收、融合与产生新的认识和见解，由此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和理论意义。[56]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秉承列宁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视角而提出的有关帝国主义的多样化观念，即确立一个基准线，由此来清醒地评判各种帝国主义观点，这会使我们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自觉，避免在理论多元化幻象中迷失。列宁坚持从马克思对生产的基本关注出发，极具洞察力地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资本集中发展到垄断这一新现象入手，进而详尽地考察了银行及其新作用、金融资本及其统治的确立、资本输出和多种形式的殖民统治，依此构筑了一幅帝国主义势力发展的时代图景。帝国主义这一宏大景观容纳了政策论、阶段论、特征论和体系论等多重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外扩张的一种手段或政策，而应当将其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彰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及其特征的一种概括。只有从这个意义来审视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观念，才能明白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贡献之处。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跨国生产与出口削弱了对帝国主义的辨识和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的认知，[57]如何“重新发现帝国主义”[58]显得更为紧要。一系列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使帝国主义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突出了一个核心的命题：形势越是复杂多变，就越要回到“帝国主义”的原初语境和内涵，以此考察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理念距离以及原则持守所在，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当下。

注释

1.Murray Noonan，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history，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17，pp． 255 － 256．

2.《大美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大美百科全书》第14卷，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

3.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1页。

4.《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5.参见马健行:《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6.参见罗伯特·格沃特、埃雷兹·曼尼拉主编:《一战帝国:1911—1923》，梁占军、王燕平、钟厚涛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7.李兴耕:《俄学者科洛米伊采夫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载《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4期。

8.实际上，在霍布森之前就已有一些理论家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深入研究。参见Ｒichard B． Day and DanielGaido，“Discovering Imperialism: Social Democracy toWorld War I．”，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Vol． 33， Leiden: Brill，2012．

9.参见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2、85—86、116页。

10.保尔·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11.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5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6—267页。

12.参见奥托·鲍威尔:《鲍威尔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3—16页。

13.参见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92页。

14.参见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陆俊译，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5.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记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

16.同上。

17.参见罗莎·卢森堡、尼古拉·伊·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梁丙添、戴永保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18.政策和手段两个概念虽有很大区别，但两者也有意义通约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指涉一种或多种为达到某种特点、目的而采用的方法的具体化过程。

19.参见熊敏:《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之辩》，载何萍主编:《列宁思想在二十一世纪:阐释与价值》，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398页。

20.参见尼古拉·伊·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89页。

21.同上书，第51页。

22.参见尚伟:《布哈林帝国主义论解析及其现实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10 期。

23.卡尔·考茨基: 《帝国主义》，史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24 页。

24.卡尔·考茨基: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6 页。

25.《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404 页。

26.参见马健行、高峰等: 《垄断资本概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历史与当代》，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1 页。

27. Hitoshi Shizuta，“Imperialism as a concept”，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Ｒeview， Vol． 31， No． 1 ( 70) ， 1961，pp． 1 － 13．

28.《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94 页。

29.《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25 页。

30.《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7 卷，第 118 页。

31.约翰·威洛比( John Willoughby) 质疑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定义，他认为列宁的定义太普通又太特别。太普通是因为这一定义会使我们偏离或者忽视当今领土统治和压迫以及民族国家冲突对于理解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太特别是因为这一定义受制于 20 世纪早期的历史情境，国际资本主义被当作理解帝国主义的基础条件。参见John Willoughby，Capitalist Imperialism Crisis and theState， London: Harwood Academic Press，1986，p． 7。

32.《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7 卷，第 401 页。

33.同上。

34.同上。

35.陈其人: 《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62 页。

36.《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7 卷，第 401 页。

37.参见《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7 卷，第 324页。

38.同上书，第 401—402 页。

39.Prabhat Patnaik， “Lenin， Imperialism， and the FirstWorld War”，Social Scientist， Vol． 42， No． 7 /8，2014，pp． 29 － 46．

40.《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69 页。

41.《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479 页。

42.J． M． Blau，t “Evaluating Imperialism”， Science ＆ Society， Vol． 61， No． 3， 1997， pp． 382 － 393．

43.参见《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89、398 页。

44.同上书，第 327 页。

45.《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52 页。

46.《列宁全集》( 第 2 版增订版) 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79 页。

47.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增强作用恰恰说明了它们的区别所在，它们在某种情况下的结合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下的分离的可能。H·A．查戈洛夫认为，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的必要形式( 参见 H·A．查戈洛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载H·A．查戈洛夫主编: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 页)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与工业资本相分离的独立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有着多种表现形式，而垄断资本是相对于自由竞争而言，两词指涉的层面不一样。

48.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文新版前言，高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页。

49.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 《批判的范式: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50.安东尼·布鲁厄: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第91 页。

51.参见梁波、冯炜、陈凡: 《“帝国主义”概念的变种——重温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3 期。

52.参见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 页。

53.参见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6、220 页。

54.参见埃伦·M．伍德: 《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

55.参见陈人江: 《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 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兼评国际左翼的帝国主义理论》，载《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7 期。

56.参见高岱: 《帝国主义概念考析》，载《历史教学》( 高校版) 2007 年第 2 期。

57.Leo Panitch，“Ｒethinking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for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New Labor Forum， Vol．23， No． 2， 2014， pp． 22 － 28．

58.约翰·B．福斯特: 《重新发现帝国主义》，王淑梅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