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目漱石的时代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漱石是后来改的名。他于1867年2月9日出生在东京的一个小官吏家庭。1868年是明治元年，夏目漱石辞世于1916年，借用他小说《心》中的主人公--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没有为明治时代殉死，又在大正时代多活了四年。夏目漱石与明治同步迈进后再经历了四年的大正时代，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夏目漱石是明治时代的见证人。
夏目漱石的头像被用在旧版1000日元的纸币上。
明治天皇（1852-1912，在位1867-1912）卒于1912年，根据明治时代之后的新规定，一任天皇使用一个年号，因此，明治时代的终结以明治天皇的辞世为标志，而大正时代以大正天皇登基为肇始。明治天皇之死，意味着明治天皇从日本政治舞台上隐退，换了一个主角，可实际上，在明治天皇患尿毒症死亡之前，日本政坛上早已是暗流涌动，而且明治天皇名义上是明治大帝，独裁君主，可实际上实权一直掌控在藩阀手中，明治天皇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提线木偶。
伊藤博文（1841-1909）自称是明治天皇的股肱，这个农民出身的草根，因幕末时期当过自杀式袭击者有功，在明治新政府建立后的论功行赏中他的地位得以提升。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于1877年“西南战争”期间先后死去之后，伊藤博文成为新政府中的新宠，他先后出任过首任贵族院、枢密院的议长，第一代首相，并且先后四次组阁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比明治天皇大十岁，明治天皇是贵种，是神，同样是“辞世”，天皇用“驾崩”，而伊藤博文用“死”，因为伊藤博文只是一介草根。正是他的社会底层经历，练就了他看风使舵，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等方面的超常本领，如果没有德川家幕府被推翻，幕末到明治时代的社会大洗牌，那么伊藤博文所能继承的，仅仅是父亲的“足轻”地位，明治天皇也只能是与他的父辈们同样，生活在京都的深宫之中，政治理想与抱负，只能表现在他的和歌与汉诗之中。
对内，伊藤博文积极参与制定并颁布了明治宪法，设立了内阁，一方面是藩阀政治的掌控者，架空明治天皇的权谋玩弄者，另一方面，以反藩阀为目标的政党政治开始后，伊藤博文又成为了日本最大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他玩弄权谋统治，好似在用自己的左手攻击自己的右手。对外，他积极参与并推动了1894年的对华“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个口口声声要效忠天皇的人，实际上是将明治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一个口口声声黄种人之间“兄弟阋于墙”只会让白人渔翁得利的人，实际上却是对亚洲的同种同胞欺骗、压榨、打击最狠的人。
在《心》这部小说中，尽管通篇对伊藤博文等藩阀只字未提，小说中对明治天皇的涉及也仅限于提及他患尿毒症去世，另外一个臣子乃木希典（1849-1912）随后为明治天皇殉死，但对日本有能力读懂夏目漱石小说的读者来说，他们都应知道明治天皇被什么人所“抬”。在日语中，“抬”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架空、欺骗。明治天皇最终死于尿毒症不错，但他生病并且病情恶化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深受1909年伊藤博文之死的刺激，据说伊藤博文死后明治天皇的口头禅是“我想死了，早死了算了，不想再多活了”。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30分，在中国的哈尔滨，一个名叫安重根的三十岁的朝鲜人，对着前来哈尔滨与沙俄官员谈判瓜分朝鲜等问题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连开三枪，接着高喊“大韩帝国万岁”的口号，等着被官宪抓捕。伊藤博文中枪后被抬上了火车，三十分钟后气绝身亡。明治天皇的重臣，日本明治国家的所谓开国元勋，而且被授予“公爵”号的伊藤博文，就这样死在复仇的朝鲜人的枪口之下，朝鲜人到处追杀日本仇人，这些对日本以及明治天皇来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并纠结于心的大问题。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伊藤博文为日本开疆拓土立功的另外一面是造孽买仇，日本不断与周边国家结仇，别人才会要追杀报复，不但日本国的个别领导人被周边国家人民视为眼中钉，而且日本、大和族整体也被视为仇人，银座上的煤气灯亮了，但日本人的心里却更加昏暗，看不到光亮，在黑暗隧道中看不到尽头。日本朝黑暗道路的方向一直跑到彻底战败投降为止，若明治天皇等地下有灵，当他们知道日本战败投降后最终领土并没有扩大，一定会悔不当初，日本战败投降的悲惨结局让日本获得了暂时的解脱。
从明治时代进入大正时代后，日本仍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进”，意味着日本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过去的错误，而这会给日本带来更多、更大的仇恨；“退”则意味着清算，可在新政府中获得利益的新生统治者们，他们不愿意失去，他们只好编造更大的谎言，用给老百姓更多许诺与诱惑的方式，将所有人捆绑到藩阀政府对外扩张侵略的战车上，鼓励他们到国外去抢掠，去建立属于他们自己“功业”，此后是一连串错误的重复、累积与叠加。在天皇更换，国家走向的节点上，夏目漱石推出了《心》这部小说，这一年为争夺利益而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夏目漱石去世时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
伊藤博文死后的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内部则出现了“大逆事件”，据说幸德秋水等人密谋刺杀明治天皇，审判在匆忙中就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在明治天皇的干预下，最终对十二人执行了死刑，此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就是昭和时代当上首相的平沼骐一郎。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终结，以前的大清帝国变成了共和国，而这些都让明治天皇寝食难安。
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希典，他比明治天皇大三岁，比伊藤博文小八岁，是与伊藤博文同为长州藩出身的草根，他靠在“乱世”中的奋斗，从一个下级武士最终爬上了大将的高位。他参与过日本明治之后日本最大的内战“西南战争”，还在甲午战争中指挥过旅顺大屠杀，他是日俄战争中的派遣军总司令，他下令组织敢死队，让许多日本军人死在沙俄的马克辛机枪的扫射之下，他获得了“伯爵”地位。
二、 明治时代、明治精神与名为小说《心》
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曾说过：“只有日本进入了乱世，日本才可能人才辈出，日本面临的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想改变身份世代不变者渴望进入乱世，乱世的标志就是“下克上”，而躺在世袭制中可以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者希望“治世”，坚决反对并要全力阻止“下克上”，“下克上”意味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失去。幕末时期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出现过的“乱世”，在“下克上”的风潮中，西乡隆盛、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才获得了改变世代底层地位的机会。
明治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不是他们真为日本乃至世界提供过什么思想，而是他们本身就构成了这个世代的思想内核，他们成功地“立身出世”，用汉语来说就是在“下克上”的时代得以飞黄腾达，他们的华丽转变，让他们成为了许多想飞黄腾达者的榜样，也就是说，草根伊藤博文可以当上公爵，我为何不可以？后继者们前仆后继地要“立功”上升，可获得既得利益的伊藤博文们不愿意了，统治者们为了防止他们在日本国内“下克上”，因此引诱、鼓励他们去日本岛外“下克上”，这就是“明治精神”，抢夺弱小者的财富肥自己应该，抢夺强盗的财富不算抢。夏目漱石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旁观者，他一直经历并观察着明治时代发生的一切。1914年的小说取名为《心》，主题就是主人公先生面对争抢而引发的心里纠结。
战国时代的著名武将武田信玄曾作过这样的一首和歌：“人心靠不住啊，痛恨人心之无常，犹如暗夜无边。”
战国时代的著名武将，对战国时代的武士有最深刻的见解与认识。战国时代，大名、领主自己要下克上往上爬，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自己内部出现“下克上”，他们要求自己的追随者写血书，发誓，扣押他们的家人当人质，除此之外还使用各种笼络、收买的手段。好似武田信玄，他每次出征都带着金钱，打完一仗后立刻当场论功行赏分钱。可这个号称爱护自己部下的人，却将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亲生儿子处死。
他认为“人心”最不可捉摸，“心”引发的问题，小到个人伸缩，大到国家安危，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名为《心》的小说，由“先生与我”“父母与我”“先生与遗书”这三大部分组成，“我”是一个到东京求学的学生，他好似《我是猫》中的猫，他从旁观者的立场观察“先生”，并将“先生”的一切传达给读者。
在日本人的称谓习惯中，先生，含义是饱学之士的意思。只有真正的学校教师，律师、医师，还有国会议员可以称之为“先生”。
而在《心》这部小说中，依照上述定义界限，“先生”名不副实。首先，他是一个无业者。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为第一人称出场的“我”，竟然始终将他呼之为“先生”，尊重有加，同时还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先生”的言谈中，的确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站在高点上的人物，对社会、人生，有许多真知灼见，叫他“先生”绝对是实至名归。
被尊为“先生”的精辟见解，来自先生对社会的观察以及经历，先生对社会的看法是：“世上没有明摆着的坏人，从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坏人，平时都是好人，至少是一般人，但一遇到关键时刻，就立刻变成坏人。这个世界很可怕。”
“我被人骗过，而且是至亲骨肉，他们在我父亲面前装好人，父亲一死，他们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坏人，我又不能去报仇，恨他们。”
所谓关键时刻是什么时刻？先生告诫“我”，在父亲去世之前，一定要将财产分割好。也就是说，好人变成坏人在于利益的诱惑，面对利益，人心开始蠢蠢欲动。“先生”之所指，貌似来自对家庭生活的感悟，实际上却暗指日本的国家走向，也就是说，日本从明治进入大正这一新时代，日本面临选择，告别过去需要国家行动，而不是简单地更换一个年号。
“先生”自己是过来人，他当过“好人”，也当过“坏人”。“先生”的叔叔开始是“好人”“正常人”“普通人”，但面对先生父亲的遗产，他变成了“坏人”，他想方设法要将不属于他的、先生父亲的财产弄走。这一次先生是“好人”，先生知道自己的叔叔弄走了自己父亲的大部分遗产，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小部分，他既没有去追讨，更没有想过追杀，他用避让的方式，远走高飞到了东京，对叔叔留给自己的那一部分满意了，结果避免了与叔叔之间的冲突。叔叔有钱了，甚至包养了女人，找了小老婆。
但第二次不一样了。先生从“好人”“正常人”“普通人”变成了“坏人”。
先生的朋友K，因为上学之事与养父母闹翻，失去了经济来源，先生为了帮K一把，邀请K与自己同住。房东有一个年轻貌美待嫁闺中的女儿，没想到K到来后不久就对她有了想法，先生非常着急，要是女孩子被K抢夺走了，自己将又是一个失败者，因此他开始下手抢夺。好似公鹿争夺母鹿，必须有一个失败者、出局者，这次K出局，但他选择的方式很悲惨，他用自我灭绝的自杀成全了先生。先生获得了女子，但先生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先生虽然没有逼死K，但为了一个女子弄出了人命，“先生”从过去的“好人”变成了“坏人”，其实先变成坏人的是K，但他清算了自己，此后先生生活在K自杀的阴影中，每天都去K的墓前。
K在石棺里，先生在石棺外，变成了“坏人”的“先生”，他与自己的叔叔不同，“先生”非常内疚，在明治与大正之交，先生听闻乃木将军为明治天皇而殉死，乃木将军的行为刺激并提醒了先生，先生决心随K而去，彻底卸去心头的负担。
小说围绕着先生而展开，而环绕着先生的，是多个人物“死”，换言之，“死亡”这个心结，将明治时代的几件大事贯穿了起来。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在海边偶遇到了“先生”，通过交往得知，“先生”也是一个当年从地方来东京求学的青年。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独自在东京生活。
“先生”的父亲染上了伤寒病，母亲在照料父亲的过程中也染上了病，不久之后先后死去。先生成为了孤儿，“先生”父亲的遗愿之一就是送儿子去东京读书，父母双亡之后，受父亲之托的叔叔开始关照“先生”，虽然他口头上说关照侄子给自己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实际上却是，“先生”父母的房产被叔叔霸占掉还不算，钱财也被叔叔弄去了一大半。叔叔是企业家，县议会议员，因为有了钱，后来还找了小妾。叔叔最初希望侄子快点结婚，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叔希望侄子娶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先生”娶“堂妹”，但“先生”不愿意。企业家、县议会议员，这些都是明治新时代的产物，“先生”为了避免是非，从此不再返乡。
在上大学后先生自己开始租房子住的过程中，认识了出租自己住房的一对母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男性在“甲午战争”中战死。留下了寡妻孤女，母女俩靠出租自己的住房维持生活。“先生”后来娶了房东的女儿为妻，妻子名“静”。
应该为静的父亲之死担责的，就是小说中出现的两个大人物，明治天皇与乃木希典。小说中，对这对母女后来的生活是否存在不安、悲痛等只字未提，这个不完整的家庭后来却因为两个年轻的书生的闯入而再次兴起波澜。
“先生”与房东之女静结婚后不久岳母生病，不久之后也因病去世了。岳母是自然死，先生与妻子静之间没有孩子，过着丁克族生活，两个人不愁吃穿。
岳母突然生病，不久后就病死了，可它实际上与另外一个人的死直接相关，他就是先生的好友K。先生自学生时代起就与K是好朋友。K是和尚家的二儿子，没有继承权，因此过继给了一个医生家当养子，医生希望这个养子能够继承家业，对他投资栽培，可K却对医生这一容易挣钱的职业不感兴趣，他的理想是研究能够拯救人类灵魂的宗教。为此他向养父母说了谎，养父得知真相后愤怒，与K断绝了关系，拒绝再给他提供经济资助，K因此穷困潦倒，“先生”出于同情，让K搬到自己租住的房子里，与自己同吃同住。为了不伤害K的自尊心，先生将原本应该由K来支付的费用私下交给了房东。可房东并不认为多一个租客可以多收一份钱是好事，房东一开始就预测先生与K未来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不出房东所料，一直以“精进”为目标，也就是清心寡欲，一心向学的K，搬进来不久之后就喜欢上了房东的女儿静，同一个屋檐下的一对母女与两个男大学生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先生”发现K对房东的女儿静有想法之后，“先生”这次当仁不让，“先生”没有像当年躲避叔叔、离家出走那样，“先生”这次先下手为强，“先生”先找静的母亲，希望老人家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K此时是一个无产者，而“先生”是有产者，静的母亲立刻答应“先生”的请求，由她出面拒绝了K，此后K割断动脉自杀身亡。
K搬进这个家门时是个大活人，被搬出时变成了僵硬的尸体，静的母亲前后都表现出先见之明与事后处理问题之果断。先生在毕业半年后与静结为百年之好，先生虽然是个胜利者，如愿以偿地娶到静，但K自杀的心理阴影严重地影响着这个家庭，岳母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生病，不久之后就死去。
作为第一人称的我，一个从乡下来东京求学的青年，除了从先生处听闻了上述“死亡”之外，自己也经历了父亲之“死”。
“我”家有三兄妹，哥哥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妹妹嫁人。家乡就剩下父母两个老人。不幸的是，父亲得了肾病，后来发展成为不治之症的尿毒症。这是一个与明治天皇同样的病。“我”的毕业典礼，原本明治天皇会出席，但因为明治天皇生病，他无法出席。而“我”拿到毕业证后返乡看望父母，父亲原计划为庆祝“我”顺利拿到毕业证而举办庆祝宴会，可因为明治天皇病逝的缘故，这样的庆典被取消。同时父亲也因病入膏肓而无法组织这样的庆祝活动了。就在为明治天皇举行葬礼之时，又传来了另外一个人的死讯，他就是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希典将军。乃木希典将军之所以要为明治天皇殉死，据说是因为乃木希典将军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时，军旗被西乡隆盛一方的叛军抢夺走，这让乃木希典将军深感耻辱，他当时就计划自杀，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多活三十多年，在明治天皇辞世的1912年，他追随明治天皇而去。
“先生”最怕K在遗书中将自己自杀归罪于“先生”，看到遗书中没有这样的内容之后，“先生”松了一口气。“先生”与岳母、自己后来的妻子静，这三个人最清楚K因何而自杀。可他们三个知情人因为是利益共同体，因此对K的死因缄口不言。报纸上说K是因为父母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援助，K的生活陷入困境而自杀，还有说他因为厌世而自杀，总之，报纸上的说法在知情人看来完全不可信。
同样道理，报纸上说乃木希典将军为洗刷三十年前的耻辱而为明治天皇殉死就一定可信吗？
显然，夏目漱石写报纸上报道K的死因，用“我”的父亲死于尿毒症的描写是有用意的。他用几个故事巧妙地暗示其他。首先，“我”的父亲得的是尿毒症。乃木希典之死，也有人说他患有尿毒症，非常痛苦，看到明治天皇死了，他想蹭热度，将自己不堪尿毒症之苦的自杀行为说成是殉死效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父亲得的是尿毒症，他从报纸上得知了明治天皇的病情以及乃木希典将军为明治天皇殉死的消息后，父亲开始“说胡话”，他说自己对不起乃木将军，他要为乃木将军殉死。
父亲的“话”很是奇怪，可它是“胡话”则无人能追究作者责任。乃木将军与明治天皇是君臣关系，而父亲跟乃木将军啥关系都没有，乃木将军可以说自己对不起明治天皇，可父亲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乃木将军，因此它是“胡话”。不能将“对不起某人”的说法当真，人心无法捉摸，需要琢磨，就是因为因为心在动，口是可以心非。
“我”的父亲最终与明治天皇同样都是得尿毒症的“自然死”，但“先生”却取义而死。乃木将军为了明治天皇，为了洗刷耻辱自杀了，“先生”感觉无脸见人，自己的朋友K为了避免争抢而自杀，自己多活了几年，自己不能输给乃木将军，“先生”也选择了自杀，为“道义”殉死。
日本进入新时代了，夏目漱石期待新时代能与明治时代诀别。
结论
明治时代日本打了两大仗，此前吞并了琉球，接着吞并了朝鲜，假如明治时代的人略有愧疚之心就此打住，那么将不会有昭和时代的疯狂。夏目漱石没有活到昭和时代，没有看到日本最终的结局，但明治时代发生的一切，到了昭和时代被放大，日本疯狂的结果，却是最后输光了一切。
当了四年大正人的夏目漱石没有看到日本后来的疯狂，而刚当上昭和人的芥川龙之介就自杀身亡，他说自己感觉到一种朦胧的不安，芥川龙之介也没有看到昭和的疯狂。
乃木希典，参加过两次对外侵略战争，第一次，甲午战争时的旅顺大屠杀就有他的份。第二次日俄战争，让日本死了许多壮丁，也有他的份。他下令组织敢死队疯狂冲锋，要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俄国人屈服，可这样的人物却被吹捧成“军神”，他的“肉搏”战术在昭和时代太平洋战争末期发展成为“特攻”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到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日本海陆军都干过“特攻”，从天上到海里，死了那么多人，日本盼望的“神风”也没有到来，最后降临日本的是战败投降。
不想当昭和人的芥川龙之介的“侏儒之言”最终应验。假如他不在大正与昭和之交自杀，或许在昭和二十年美军空袭之时，他就被烧成炭了。
为纪念朝鲜勇士安重根以及日本迎来令和元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