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岁就写诗悼念刚被惨杀的谭嗣同
经盛鸿
被毛泽东、孙中山、章太炎、柳亚子、鲁迅等许许多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热情讴歌、高度评价的邹容，是位在辛亥革命中，中华大地上涌现的优秀人物，是位在20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杰出、令人感动与敬佩的革命英雄。
邹容
邹容，公元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城中一个富商家庭，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字蔚丹，亦作威丹。
重庆是川东门户与名城，四周万山重叠，万里长江与嘉陵江在此会合，从它身边奔腾东去，地势险峻，附近物产富饶，人口众多，商业兴盛，文化发达。邹容的父亲邹子璠是重庆一名典型的旧式商人，积累了很大一笔财富。他先娶刘氏夫人，生一子，名蕴丹，这就是邹容的大哥。刘氏早逝，邹子璠续娶邬氏夫人，就是邹容的生母。邬氏夫人生两女三男，邹容前面有个姐姐，邹容是邬氏头生男子，在男孩中排行第二。邬氏去世后，邹子璠又娶杨氏，生四男二女。因此，邹容共有兄弟姐妹12人。
邹容从小聪慧顽皮，爱好学习。他6岁就开始上私塾，经过几年努力，很快读完了封建教育规定要读的“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课程，并阅读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中国历史名著，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基，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父亲见邹容如此聪明好学，十分高兴，很希望邹容在当时中国传统的进身阶梯——科举考试上下功夫，一级一级考上去，取得功名，以光大邹家的门第，当然更希望邹容能在清王朝中讨得一官半职，改变邹家商人的轻贱地位。
但是，19世纪末叶中国的时代风雨与急剧变化，以及邹容个人的思想性格，使得这个聪慧倔强的四川少年不能再沿着封建传统的道路走下去。 首先是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后，进入了它的末世，处处显得更加腐败、黑暗、反动与残暴。满清王朝千方百计加重租税，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税多利息高。”在这重重搜刮下，广大人民已赤贫如洗，朝不保夕，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而皇亲、贵族与官府则层层盘剥，个个贪污，以人民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在政治上，清王朝高度专制独裁，把国家大权控制在少数皇族、亲贵、官僚手中，广大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与人身权利，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都是被歧视的贱民。政治黑暗，国防空虚，财政拮据，人民愤怒，社会矛盾加剧，全国各地的反抗与造反连绵不绝。仅在四川，1894年和1898年就发生了余栋臣领导的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重庆和大西南。所有这些，都给年幼的邹容强烈的刺激，在他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皇权专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还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统治者用一些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用一些“无用”、“无实”的八股时文，浪费年轻人的时间与精力，还用科举考试，引诱与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清政府的科举考试制度规定：一切读书人都要先参加童子试，即童生考试，这是学做八股文章、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属于童年应试的一级。但是参加考试的人太多，就必然有许多人虽然多次参加这种考试，却都没有考取，考到胡子变白，仍然叫做童生，社会上给这种人添上一个“老”字，呼之为“老童生”。就算童子试考的顺利，还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多场考试，场场中试，才能考上一个秀才。秀才仍是布衣，即老百姓，然后再到省里考举人，到京城里考进士，都考取了，还得到皇帝面前殿试，才能得到一个小官，算是当官的开始。每次考试时，要对考生进行搜身、监督等种种侮辱。不知有多少读书人被这种无用的八股葬送了青春和生命，被种种陋规腐蚀了心灵和人格。 倔强而自尊的邹容，对这种腐败丑恶的科举考试十分反感。在1896年，邹容11岁那年，他奉父命，跟着哥哥一同参加巴县的童子试。在临试时，有些考生见试题十分晦涩难懂，就要求主考官解释。主考官毫不理会。邹容忍不住站起来，同主考官辩论。主考官讲不过邹容，恼羞成怒，就胡说邹容违反考场规则，要差人打他手心20板。邹容又气又激动，对着主考官大声说：“我得罪的是你，为什么差人打我，要打你来打！”说完就愤而退出考场，不再参加考试，表示反抗。邹容回家后，被他大哥告发，被父亲打了一顿。
邹容在第一次参加这种考试时，就和这种束缚思想的八股制度发生了冲突。 以后，邹容对科举制度、八股文章与贪官污吏越来越憎恨。有一次他看到《神童诗》，其中有这样四句：“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不由得勃然大怒。邹容联想到现实社会中的那些穿朱着紫、贪污腐化的达官贵人，都是熟读封建教条、由八股科举步步爬上去的，就愤然挥笔对这四句诗做了圈改，成为这样的四句： 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 邹容这一改，就与原诗的意思截然相反，表达了邹容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清醒认识与鄙视厌恶。
邹容亲眼看到中国专制制度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全面的腐败与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形势下，落后的中国一次次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侮辱与掠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国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战争以后是经济的掠夺、土地的瓜分、商品的倾销、殖民文化的输入……，中国陷入了屈辱、破败、贫穷、愚昧的社会深渊之中。 就在邹容出生的年月里，外国列强对华侵略愈演愈烈。邹容出生的那年，即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法国侵略者通过越南，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仅仅过了九年，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当邹容初识世事时，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又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将清政府的军队打得大败而逃，被李鸿章等达官贵人大吹大擂、花费了国家巨额经费建立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台湾被日本霸占，东北被推向虎口。 随着外国列强侵略的扩大，邹容的故乡重庆也被新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列强的军舰、商船，载着大批侵略分子和大量商品，耀武扬威地驶到重庆的江面上，把大炮对准了重庆人民，然后在重庆辟租界，派领事，开洋行，设工厂，盗矿产，测航道，勘铁路……，各国的国旗在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飘扬，各国的政客、商人、军官、水兵、间谍在重庆街头昂首阔步。紧接着，列强各国公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沙俄占了长城以北，两广为法国所有，山东归德国，福建归日本，重庆所在的四川及整个长江流域则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古老的中国已是国将不国、行将沦亡了。
面对这些情景，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莫不痛心疾首。“救救中国！救救中国！”救亡的呼声惊天动地。这正如邹容少年时特别喜爱与崇敬的爱国志士谭嗣同所作《有感一首》所描述的：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的爱国主义感情与忧国忧民的思想，强烈感染了虽然年幼却已懂世事的邹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马关条约》的严重后果，后来在邹容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映。
令少年邹容欣喜的是，他看到英勇的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和专制主义的压迫，抱着救国、强国的决心，在19世纪90年代掀起了变法改革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改革派，办报纸，出书刊，立学校，建学会，大力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批判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与封建思想文化，鼓吹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设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在思想文化上废除科举八股，设立新式学校，派人到西方国家留学等等，使中国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各列强竞争······。
这股维新改革之风也吹到了巴山蜀水。各种维新书报在四川各地广为传播：四川的宋育人创办了《渝报》，刊出了他的《时务论》；接着，四川成立了蜀学会，发行《蜀学报》，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遥相呼应。当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等策动光绪皇帝在北京下诏变法，实行百日维新时，四川的两位著名人物杨锐与刘光第也成为北京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些消息传来，四川维新热潮更加高涨。
邹容这时虽然只有十二、三岁，但他也深受这时代感染，为祖国的觉醒而欢呼。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等著作，吸收新的知识与新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与深化。时代的启示，新思潮的洗礼，使年轻的邹容逐步抛弃传统的旧看法，确立起新的民主与科学的世界观。他更加不愿去从事他本已很厌恶的八股科举了！当邹容的父亲一再要他去继续赶考时，他直接明快回答道：“臭八股儿不爱读，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邹容在思想上已与专制统治者开始决裂，并勇敢地向旧世界挑战。
邹容不满意旧学问，就必然要寻找新学问、新世界。他感到在专制政府统治之下，中国是那样的闭塞落后，中国要革新、要前进，就必须放眼世界，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向世界寻找新知。于是，他便约同一些青年，跑到重庆的几个日本人那里，学习日语与英语，并学习“西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这使他眼界大开。他还在课外认真阅读书报，关心国内外大事，尤其关心北京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关心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斗争与命运。他还常常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遇到一些思想顽固保守、反对变法改革的人，邹容总是不问其身份如何、年龄多大，常常当面争辩、训斥，不留情面。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开始的“百日维新”，虽然曾给少年的邹容带来希望与欢快，但很快，只经过短短的103天，这场变法改革运动就被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顽固派血腥镇压了。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仓皇逃往海外；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清政府残酷杀害，血洒北京菜市口。
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
消息传到四川重庆，邹容悲愤异常。他尤其沉痛哀悼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不顾危险，千方百计找到一张谭嗣同的遗像，郑重将它挂在学校教室自己的座位旁，朝夕瞻仰与思念。他还在上面题了一首自己作的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尽管这首诗很短，手法也还不十分成熟，但却充满着邹容对谭嗣同深深的敬意与怀念之情，以及他要继承谭嗣同改革大业的决心，读来令人十分感动。这个13岁的少年，鲜明地表明他将沿着谭嗣同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为了中国的改革大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