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亨廷顿：
预见特朗普时代的先知
卡洛斯•罗沙达
有时，先知能够准确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却对应该做什么一无所知。
特朗普总统最近在华沙的演讲，敦促欧洲人和美国人共同捍卫西方文明以对抗暴力极端分子和野蛮人的入侵。这则不可避免地令人想起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该观点认为，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会让位于普世主义的西方文明、好战的伊斯兰文明与自信肯定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1993年发表名篇扩展而成的著作中，亨廷顿把文明描述为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身份认同(identity)，它包括宗教、价值观、文化以及历史。他写道，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最首要的问题不再是“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你是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因此，当特朗普总统号召西方国家“鼓起勇气和意志捍卫西方文明”时，当他坚持我们只能接受那些“共享我们的价值观和热爱我们的民族”的移民时，以及当他呼吁跨大西洋联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谁”并坚守“历史、文化与记忆的纽带”时，我可以想象亨廷顿——他逝世于2008年末——在天之灵会不住地点头赞同。
也许，那会是一种辩护式的点赞(a nod of vindication)，但主要是一种郑重的认同。特朗普提出的“捍卫西方文明”的辞令，只是亨廷顿今天引起共鸣的一个原因，但这甚至并不是最有趣的原因。亨廷顿的著作，跨越了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被视作一种对美国的意义与目标的长期探讨，而这种探讨则解释了特朗普时代和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亨廷顿既记载了又预见了美国立国根基的斗争，而特朗普的当选则加剧了这种斗争。亨廷顿还预见到，或者坦率地说，激起了白人本土主义——因对西班牙裔移民的反应而产生——的高涨。他捕捉到了工薪阶层与精英阶层、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不和谐——这些都呈现于2015年总统大选。并且，他还告诫，一些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政客会吸引那些被边缘化的民众，然后背信弃义地抛弃他们。
这是特朗普的任期，但更准确的说，这是亨廷顿的美国。特朗普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没受过任何思想的影响，但他却是一位已故的政治学家的思想奴隶。
数十年间，亨廷顿发表的著作一部接着一部；人们会发现，他这一部著作的写作初衷往往源于上一部著作中未解答的问题。但是，它们也显示出深刻的矛盾。不只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著作的冲突也挺明显的。其中一部著作说，美国人是一个由信念而非血缘维系团结的特殊民族。而另一部则否认这种认为美国的本质在于信念、语言、文化以及边界的观点。其中一部著作，把新的族群身份(groups and identities)进入政治领域看作是美国民主的新生。而另一部则视这些族群身份是有害的、不利于美国的(anti-American)。
这些著作体现了特朗普时代前后美国面临的思想和政治挑战。在亨廷顿的作品中，美国的理想主义愿景混合着其最基本的冲动；那些对美国价值观的有力辩护暴露出一种在国家核心层面上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担忧。哪一种愿景将会胜出并决定着美国的未来。
若要理解我们当前的混乱时局，最相关的亨廷顿著作不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或者《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该著作的粉丝据说还包括那个自诩为白人民族主义者的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而是36年前发表的那部不太出名的、相当有预见性的著作——《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1981)。
《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
在这部著作中，亨廷顿指出，在美国信念的价值观(如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宪政主义)与政府遵循这些价值观的努力之间存在的差距正是美国生活的核心张力。“有的时候，这种不和谐是潜在的。而另一些时候，当信仰激情高涨时，它就极其残酷地显现出来；并且，在这些时候，美国政治的希望就会变成其首要的痛苦。”
无论是讨论健康医保、税收、移民还是战争，美国人都会始终不变地援引美国奠立于其上的价值观去质疑那些被看作不公正的现象。任何改革都不能仅仅是必要的或明智的，它们必须以表述和捍卫这些信念的形式而呈现。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反对者在攻击其政策时不仅宣称那是错误的，还会说“那不符合我们的风格”(that’s not who we are)。正如亨廷顿提出，“美国人的分化大大加剧，盖过了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纽带。”
该著作回顾了独立战争、杰克逊时期、进步时代以及1960年代——这些信念激情高涨的时刻。亨廷顿的叙述把握到了美国的当代。他写道，在这些时刻，不满情绪在蔓延，当局和专家遭到质疑；传统价值观如自由、个人主义、平等以及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主导着公共讨论；政治呈现出高度的两极对立与持续的抗议；对权力、财富与不平等的敌视日益激烈；社会运动集中于促进妇女权利与刑事司法这些事业的发展；并且，新媒体的出现致力于宣传报道与敌对新闻(advocacy and adversarialjournalism)。
亨廷顿甚至预测到美国下一次斗争的时间表：“如果以往的周期性仍然起作用，那么，一个持续的、重大的信念激情(creedal passion period)将会出现于21世界的第二和第三个十年。”
今天，我们正在按照亨廷顿的时间表进行。
亨廷顿指出，我们的激情具有一种周期循环的特征。愤怒不能长期持续，所以犬儒主义(cynicism，一种认为一切都已堕落的观念)会取而代之。我们也开始学会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今天我们或许把这称作“无所谓”的状态。)最终，虚伪出现了，我们便一起否认这种差距的存在——直到下一波醒世(moralizing)思潮。在特朗普时代，道德主义、犬儒主义以及虚伪三者共存于世，并且它们之间没有和平。
这种信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造成了美国的分歧和愿望，还在于它给出了一种现成的、简单有效的界定——即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American)。亨廷顿写道，这无关族群认同或宗教信仰，而是关乎到政治信念。“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独立宣言》第二段的段首。亨廷顿运用这种措施界定着我们自身。“谁坚信这些真理？——美国人。谁是美国人？——坚信这些真理的人民。曾经，民族认同与政治原则就这样的不可分割。”
在这种话语中，美国梦非常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从未被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和谐一致从未完成。即便如此，“美国政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悲观主义的篇章。 “批评家指出，美国就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亨廷顿在其著作的结尾写道，“他们是错误的。美国不是一个谎言；它是一种失望。但是，它能够成为一种失望，只是因为它也是一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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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
在接下来的20多年，亨廷顿失望了。在最后一部著作《谁是美国人？》中，他强调该书不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观点。亨廷顿修正了他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定义。尽管曾经这种信念至高无上，但在这里它只是盎格鲁-清教文化——包括英语、基督教信仰、职业伦理以及个人主义与不奉国教者(dissent)的价值观——的副产品。现在他说，正是这种文化形成了美国身份认同的真正精髓。
亨廷顿写道，威胁这种精髓的，就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亨廷顿认为，这波来自拉美尤其是墨西哥的新移民，无法像过去的移民那样被同化。并且，亨廷顿把西班牙语的威胁看作是一种影响美国文化与政治完整性的疾病。他宣称，“没有所谓的美国梦。只有盎格鲁-新教社会创造的美国梦。墨西哥裔美国人，只有当他们用英语梦想时，才会在这个社会共享这个梦想。”
很明显，亨廷顿1981年的著作曾经恰恰是错误的。当他列出那些曾根据他们的政治信念给“美国人”做出界定的学者名单时，亨廷顿引用了一个不知名学者的观点——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形容美国偏离了《独立宣言》中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除非你仔细阅读“美国政治”的段落或费心检查注释，否则，你是不会知道他正在引用他自己的观点。
亨廷顿确定，美国信念的原则，只是“如何组织一个社会的标志”。但是，“它们却并没有界定这个社会的范围、边界或构成。”因此，他坚称，你依赖某种同类和文化(kin and culture)；你就一定属于其中。他声称，拉美移民及其后裔，并没有像以往的移民那样，全面分散在整个国家；他担心他们只是为了寻求福利待遇，并警告说他们将会抢了本土工人的饭碗。亨廷顿也会兜售一些刻板印象，甚至还引用墨西哥人所谓的“拖延症”(mañana syndrome)说法。
墨西哥人也许都很懒散，但除了当他们抢其他人工作的时候。
我不晓得亨廷顿为什么会改变他的观点。他大概是感到这种抽象的信念不再能够经受住美国多样性的喧嚣，或许是学术与爱国精神的结合却对两者都造成了伤害。不管怎样，那些主张修建边界围墙和武力驱逐的人们将会发现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新的观点，因为亨廷顿运用军主义的想象(militaristic imagery)描述了墨西哥裔的威胁。“墨西哥移民正在通过向1830年代和1840年代美国以武力从墨西哥夺取的土地上移民来开展一场收复失地运动，”他写道，还提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非法的人口入侵活动”。
亨廷顿责备那些软弱的政客和知识精英，他们坚称多元化是美国全新的基本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对所谓的被压迫的受害者产生了那种被误导的愧疚。他说，所以他们鼓励文化多元主义甚于一种更为传统的美国身份认同。他采取自由贸易和松散的边境政策，而不顾民众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是一场对2016年大选的不可思议的预演。亨廷顿以“反欧洲文明”为由谴责多元主义，他呼吁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致力于维持与强化“那些自建国以来界定美国之成其为美国的特质”。
特朗普与希拉里
难怪，在特朗普培植起另类右翼(the alt-right)和希拉里谴责我们中间的“无耻之徒”(the “deplorables”)以前，亨廷顿很早就预见了美国白人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强烈抵制。他写道，“一种非常合理的反应就是，出现一场排外的社会政治运动，其主要的人员构成主要但不只是白人男性，基本上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抗议并试图阻止或扭转这些变化：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他们的工作被移民与外国抢走，他们的文化堕落，他们的语言将被取代，以及他们国家的历史认同正在被侵蚀甚至消失。这些运动将会同时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受到鼓动，它们可能会反对墨西哥裔，反对黑人，以及反对移民。”亨廷顿指出，在这些运动中更为极端的要素，就是他们害怕“那种曾使美国伟大的白人文化将会被黑人或有色人种的文化所取代，而这些文化——在他们看来，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是劣等的。”
是的，2004年，亨廷顿警告说，一股强调捍卫那种使美国伟大的价值观的种族主义思潮正在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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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已经重新界定了美国身份认同的实质，将其持续的显著性同战争结合起来。“独立战争造就了美国人，内战塑造了美利坚民族，而二战则促使了美国人国家认同的觉醒。”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书中写道。美国的身份认同，脱胎于原则信念，而今却靠船坚炮利来维系。当苏维埃的威胁退却，美国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对手。“2001年9月11日”，亨廷顿写道，“本•拉登结束了美国人的这种寻找。”
这是一场亨廷顿很早就曾预见的冲突。在其1996年的著作中，他就宣称将会有一场文明的冲突；他还写道，西方将会相对于亚洲和伊斯兰世界持续走向衰落。经济活力推动着亚洲的崛起，而穆斯林国家的人口增长则“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叛乱暴动以及移民迁徙提供着新成员”。就像特朗普嘲讽那些拒绝公开谴责“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的政客一般，亨廷顿批判了美国领导人如比尔•克林顿——他曾说过，西方与伊斯兰之间没有争执，而只与暴力极端主义者之间存在冲突。亨廷顿说，“1400年的历史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直被夸张讽刺为一根筋地(single-minded)号召武装起来反对穆斯林。当然，他的观点既不是狭隘的，也不是愚蠢的。他可能对中国更为关注，担心美国如果挑战中国崛起为亚洲霸主的地位而引起一场“大战”。不过，亨廷顿看到，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威胁远不只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他担心出现一场普遍的伊斯兰世界复兴，而政治伊斯兰只是“伊斯兰思想、实践与话语和穆斯林人口为伊斯兰教献身这场广泛的复兴运动”的一部分。亨廷顿引用学者们的观点，警告伊斯兰法律观念在西方社会的蔓延，公开批评“伊斯兰文化的本质不适应”民主，并指出伊斯兰教将会在数量竞争上胜过基督教。从长期来看，“穆罕默德将会胜出”，他写道，“基督教的传播主要依靠信徒的皈依，而伊斯兰教则凭借信徒的皈依的繁殖。”
这种预见激发了特朗普政治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和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的零和修辞(the zero-sum rhetoric)。前者曾是特朗普内阁推出穆斯林旅行禁令的幕后推手，而后者则曾在2016年署名出版了一本书，其中预示美国将会与失败的伊斯兰文明之间发生殃及数代的冲突。亨廷顿至少还很礼貌地考察冲突的双方。
“对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写道，“问题就在于伊斯兰文明本身，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文明，他们的人民笃信自家文明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受困于其在力量上的短板。对伊斯兰来说，问题不在于美国中情局或美国国防部。问题就在于西方文明本身，这是一种殊异于伊斯兰的文明，他们的人民坚信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并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种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明推广到全世界。”
他从未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那只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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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廷顿预见一个被自我怀疑、白人民族主义和敌视伊斯兰教所扰乱的美国，但他却并没有预测到一个特朗普式的领袖在美国的崛起。
但是，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种人物的出现。
可以看看他最早的著作。在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考察了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阵痛中如何努力改善他们的政治并用新的要求整合新的团体。亨廷顿解释说，结果却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衰退”。
《变乱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
这种政治衰退会体现在哪一种权威人物身上？纵观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亨廷顿看到了“人格类型反复无常的领袖大行其道”，他们的政府充斥着“公然的腐败……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专横侵犯，官僚办事的效率和绩效低下，城市政治团体普遍疏离，立法机构和法院的权威丧失，以及基础广泛的政党出现碎片化并时常完全解体。”
这些自封的革命者凭借分歧而成长壮大。亨廷顿解释说，“革命的目的是政治极化；因此，他尝试把政治问题简化和戏剧化，并把它们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截然分明的两分法之中。”这样的领袖，通过诉诸“种族与宗教信仰”和经济议题，吸引着新的乡村选民，只不过却迅速地背叛了他们的愿望。
亨廷顿写道，“一个民粹性的煽动家可能会出现，并发展出一群广泛的但缺乏组织的追随者，威胁着富人和贵族的既得利益。他可能会竞选上政治职务，然后被他一直抨击的利益所收买。”他解释说，这种利益包括那些领袖近亲属获得的好处，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责任与家庭义务之间没有区别”。
亨廷顿1957年《军人与国家》——一项关于军民关系的研究——就是对这类自我欣赏的领袖的写照，尤其体现于作者将军官的职业习气同法西斯强人的专横跋扈进行的对比之中。亨廷顿写道，“法西斯主义强调领袖的崇高权力和个人才干，以及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义务。”法西斯主义往往是直觉性的，它“很少使用或者也不需要系统的知识和客观的经验现实。他喜欢意志能够战胜一切外在障碍。”
《军人与国家》(1957)
这些障碍往往以民众抗议不受欢迎的领导人的形式而出现。今天，一些作家甚至从我们国家的剧变中找到慰藉，认为特朗普当选所带来的进取精神和能量将会巩固美国的民主。但是，在一部题为《民主的危机》(1975)的著作中，亨廷顿考察了一个类似的公民意识复兴的时代，但结局却并未令他感到振奋。
“1960年代见证了美国民主精神的急剧变迁，”亨廷顿写道。不过，他没有轻视认同政治，而是赞扬了在那个时代人们“显著提高的自觉意识”，还有非裔、拉丁裔、学生以及妇女群体的动员能力。他注意到，“平等精神和揭露并纠正不平等的冲动在这片土地上四处传开。”他解释说，问题在于，政治体制也开始受到民众对美国制度不信任的拖累。他写道，“1960年代民主的活力，对1970年代民主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最大的问题牵涉到最高的总统职位。“或许，1960年代与1970年代，对未来美国政治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比总统职位在权威、地位、影响和政绩上的衰落更重要。”亨廷顿写道。他担心，一个失去合法性的行政职位，不仅会危及国家团结，还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美国公民不信任他们的政府，那凭什么外国友人要相信？如果美国公司可以挑战美国政府的权威，凭什么那些敌对国家不可以？”
亨廷顿写作的时候正值水门事件发生后。而现在，白宫目前也面临着信任危机。特朗普如此沉迷于他的胜选以至于2016年大选中栽赃陷害的阴谋(a framed map)直到最近才被白宫注意到，他最好还是留意那些有关治理能力的告诫。
“一旦他当选为总统”，亨廷顿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总统的竞选联盟也就完成了使命。在他当选之后，支持他的多数派的规模，同他统治这个国家的能力，便几乎(若非完全)毫不相关……那时重要的是，在社会与政府中，他从重要机构的领袖那里获取支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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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特朗普写成是一种亨廷顿式的人物，令人感到诡异。一个是冲动的、反智的；另一个是审慎的、学究式的。一个总是通过辞不达意的发泄来交流，而另一个则为这个时代撰写了几部著作。我可以想象，亨廷顿会理解一个统帅对某个外国势力攻击美国选举制度如此冷漠，还对亨廷顿所推崇的尊重法治与职业伦理表现出不屑一顾。
使一个教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的，不仅在于他的远见部分地反映在特朗普的话语与呼吁之中，还在于他充分理解特朗普所践行的政治风格的危险。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同时出现，就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独特性的留恋和偏爱（their nostalgic and narrow view ofAmerican uniqueness）。亨廷顿，就像特朗普一样，都想要美国变得强大。并且，他开始渴望那种他认为使美国伟大而又分裂的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回归。然而，如果那种途径将导致自我封闭，妖魔化新移民并要求文化上的效忠，那么，我们同那些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们究竟有何不同？特朗普时代最大的痛苦就是，美国不是正在变得伟大，而是正在变得平庸。
并且，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