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冷战结束20多年来，丰富的馆藏档案得到了匈牙利学界以及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系统整理，诸多专题性的档案文献集得以陆续出版，由此也大大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课题组总计收集到匈牙利文档案文献集43卷，内含档案文献3998件，收集原始档案100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4098件。本文主要介绍了匈牙利在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相关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情况。本文出自《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第1卷《匈牙利篇》。作者邰浴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
（一）从联合政府到苏联模式（1945~1953）
自二战结束至1953年的这段时期，无论是匈牙利国内的政治斗争环境，如以拉科西为首的匈共组织的逐步坐大及其随之发起的激烈夺权攻势，还是国际上初露端倪的冷战格局，如苏联出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战略需要而对东欧各国实行全面控制的强硬政策，都共同迫使匈牙利从一个带有某些西方民主制色彩的“联合政府”体制，逐步转向了以苏联模式为模板的集权专制体制。
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本课题收集的档案文献情况大体如下。
档案集《匈牙利所付出的战争赔款及其背景，1945~1949年》（含23件档案）主要收录了匈牙利在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与其占领国苏联就战争赔偿及战后义务等事宜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以及其具体履行情况的相关记录等文献，揭示出苏联当局借由索要战争赔偿、缔结贸易条约以及建立合营企业等方式，事实上已经逐步实现了对匈牙利国民经济的整体控制，而这也为其此后帮助匈共取得垄断权力创造了条件。
档案集《我们向莫斯科汇报……1944~1948年的秘密档案》（含40件档案）则主要收录了联合政府时期苏匈两国高层领导人交换政治意见的电报、信函以及谈话记录等文献，十分详细地呈现了苏联当局对匈牙利政策的具体内容、变化过程以及据此对匈牙利政局所施加的一系列重要影响。
档案集《拉科西时代的国家安全——关于二战后政治警察活动的论文与文献》（含5件档案）以及《关于匈牙利政治警察历史的档案文献，第一卷：政治警察部门，1945~1946年》（含64件档案）则是较为全面地收录了这一时期涉及政治警察系统的组建和运行的档案文献，揭示了匈共是如何利用政治警察系统来对其政治对手实施一系列政治打压并进而把控政权的。
1952年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在上海演出，出自《共和国早期影像》
档案集《卡达尔·亚诺什面对法庭——他的命运起伏，1949~1956年》（含71件档案）在此值得重点提及。卡达尔作为匈共高层领导集团中的重要一员，担任过匈共中央副总书记、政府内务部部长等党政要职。但是正如诸多党内同僚一样，他最终也未能逃脱拉科西的迫害魔爪。他于1951年5月被捕入狱，随后以“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及至拉科西失势才于1954年7月被释放出狱，并进而重返政坛参与推动了某些改革举措。这部档案集专门收录了卡达尔在此期间的相关档案，其中包括当局对其进行的讯问和审判记录等重要文献。这为学界研究卡达尔的政治命运起伏，乃至理解其在1956年底掌权之后所采取的统治方式背后的思想渊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档案集《裁缝的针与皮匠的刀——对小规模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的历史文献》（含92件档案）则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拉科西统治时期对工商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政策的相关文献，研究者可由此进一步了解匈牙利当局当时实施的经济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及社会影响。
（二）解冻时期（1953~1956）
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之后，拉科西的严酷统治遭到了新一届苏联领导人的批评，温和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得以出任政府总理，并着手实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匈牙利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政治氛围相对缓和的“解冻时期”。
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本课题收集的档案文献情况大体如下。
档案集《苏联大使馆的匈牙利文件，1953~1956年——大使基谢廖夫（Kiselev）和安德罗波夫的秘密报告》（含81件档案）收录了从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事件这段时期内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所撰写的一系列秘密报告。 考虑到匈牙利的“解冻”进程事实上是与苏联高层的人事变动及其政治立场紧密相关的，因此这些档案对于人们理解匈牙利在这段“解冻时期”内的政局变动是极具价值的，而这个过程中也蕴藏了促发1956年事件的种种诱因。
七卷本档案集《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记录》全面收录了当时的讨论记录，其各卷主题分别为： 《第一卷： 关于经济学的两次讨论》（含10件档案）、《第二卷： 关于哲学的讨论》（含7件档案）、《第三卷： 关于历史学的讨论》（含11件档案）、《第四卷： 前民主党派成员的会议以及关于新闻出版问题的讨论》（含18件档案）、《第五卷： 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含3件档案）、《第六卷： 关于教育学的讨论》（含10件档案）、《第七卷： 关于工业设计和医药科学的讨论》（含3件档案）。 这些记录无疑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动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
《1956年匈牙利革命： 档案中的历史》（含120件档案）和《1956年的白与黑——关于1956年革命历史的档案文献》（含126件档案）。 其共同特点是综合收录了与1956年事件相关的来自各方的重要资料，具体包括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层及匈牙利政府高层的会议纪要、相关决议和时事报告，苏联政府驻匈牙利办事机构或大使的相关报告，各国外交官的长途电报，西方国家政府对于事件进展的表态及评论等。 这些来自匈牙利、苏联、东欧各国以及英美等西方国家档案馆的多方档案资料，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1956年事件从爆发到终结的大致历史过程，以及在此期间匈牙利国内外各方政治势力进行的复杂决策和博弈的过程及其相关影响。
与此同时，档案集《每日警务报告，1956年10月23日至12月12日》（含316件档案）和《每日警务报告，1956年12月13日至12月31日》（含449件档案） 则遴选收录了这段时期匈牙利国内各个州县的警察局所撰写提交的每日警务报告，这无疑为人们研究当时各地的政治局势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档案集《领导层与1956年10月：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机关的档案文献，1956年10月24日至28日》（含27件档案）着重收录了1956年事件期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层的相关文献，详细呈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高层当时对于该事件的反应及应对的决策过程。 档案集《青年学生运动，1956~1958年——革命、抵抗与镇压》（含127件档案）则将目光聚焦于各个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群体，全面收录了他们在这场事件过程中所召开会议的相关记录、做出的相关决议以及公开提出的各种宣言和要求等文献资料，呈现青年学生群体对于这一关键时期的政治局势所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影响。
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参观上海国棉厂，出自《共和国早期影像》
还有一些档案集则着重收录了相关的外国档案，重点呈现这些国家与1956年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档案集《关于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波兰文献》（含172件档案）收录了波兰方面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事件期间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与波兰外交部之间的密电往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草案、波兰公共安全事务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关于1956年事件的记录、波兰当局就民众获知纳吉及其同僚被处死的公告后的反应所撰写的报告等。而档案集《1956年的匈南关系》（含135件档案） 则重点收录了涉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国家关系的相关文献，展现出两国关系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的具体走向以及这一走向又是如何影响南斯拉夫当局对于1956年事件以及纳吉等改革派领导人群体的态度和政策的。
档案集《斯纳哥夫的囚徒：纳吉·伊姆雷及其同僚在罗马尼亚》（含108件档案） 所收录的相关文献则进一步呈现了纳吉等改革派领导人在1956年事件被镇压之后所经历的流亡、被捕以及被押送到国外进行关押和审讯的具体情况，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三）卡达尔时期（1957~1988）
卡达尔·亚诺什在1956年事件之后成为被苏联当局选中的匈牙利新一任领导人。他在掌权之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匈社工党的一党体制，但是其统治风格总体说来要比拉科西温和务实许多。同时由于卡达尔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他也得以被赋予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改革以及谋求自由化的自主权。
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本课题收集的档案文献情况大体如下。
档案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位于布达佩斯的大城市临时领导机构的会议纪要，1956年11月8日至1957年5月27日》（含94件档案）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领导机构会议纪要，第五卷，1956年11月14日至1957年6月26日》（含208件档案）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卡达尔掌权初期匈社工党临时领导机构以及政府高层的会议纪要和决议文件，这些文献较为详尽地呈现了匈社工党执政当局在1956年事件被镇压之后是如何通过各种举措来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并进而巩固政权基础的。
档案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会议纪要，1957年7月2日至12月28日》（含27件档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1957~1958年》（含47件档案）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1959~1960年》（含32件档案）收录了卡达尔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期间匈社工党领导机构的会议纪要和决议文件，内容主要涉及匈社工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与改组、1961~1965年五年经济计划的讨论与制定、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等议题，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匈牙利内政与外交的主要情况。
档案集《卡达尔时期的“美好”时光——1970年代的历史文献》（含101件档案） 遴选收录了1970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府报告、会议决议和备忘录等档案文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有助于人们较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两卷本档案集《受限与保密，第一卷：1956~1963年的新闻政策与审查制度》（含176件档案）和《受限与保密，第二卷：1962~1979年的文学、出版与新闻政策》（含191件档案）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卡达尔时期涉及整个文化管理体制的档案文献。研究者由此能够较为清晰地观察到这一时期文化管理体制的整体情况以及当局是如何通过新闻和出版审查制度来屏蔽不同的声音，并进而维系其统治的。
档案集《国家安全工作的缩微读本——卡达尔时代的10月23日、3月15日和6月16日》（含21件档案） 别具匠心地围绕三个具有特别政治意涵的日子——1956年事件纪念日10月23日、1848年革命纪念日3月15日以及纳吉被处决的忌日6月16日，遴选收录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相关档案文献。每当临近这三个特别的日子，匈牙利的国家安全部门便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忙于防止和镇压民间自发的纪念或示威活动，该现象贯穿于卡达尔掌权的整个时期，因此也成了人们窥视匈牙利的民心向背以及统治者合法性焦虑的一个极佳窗口。
匈牙利是一个天主教信仰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因此梵蒂冈与匈牙利当局之间的关系一直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的档案集为《1960年代梵蒂冈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含147件档案），研究者由此可以对卡达尔时代的宗教政策走向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四）政治转型时期（1988~1990）
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本课题收集的档案文献情况大体如下。
档案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纪要，1989年》（含115件档案）和《1989年关于政治转型的历史文献》（含117件档案） 收录了这段时期内匈社工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和决议文件等重要文献，由此揭示了匈社工党高层在整个政治转型时期内的决策过程、政策取向以及具体谈判策略的变化过程。
档案集《来自左翼的政治转型推动者：改革派人士与改革派俱乐部，1988~1989年》（含278件档案）收录的相关文献，则进一步呈现了匈社工党党内改革派领导人以及基层改革派俱乐部在这段时期内的政治动向和相关影响，彰显了该群体对于持续推动政治转型进程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档案集《白板一块：匈牙利政治中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1988~1992年》（含233件档案） 收录的相关文献则为人们了解当时某些反对派组织的相关情况（包括其组建过程、人员构成、政治立场以及相应的谈判策略等）提供了一个窗口。
雨中的布达佩斯，出自《如切·格瓦拉般旅行》
在整个政治转型进程当中，匈牙利朝野双方举行的圆桌谈判无疑占据着某种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因此是否能够尽可能多地获知当时的谈判内容，便成了历史学家的首要关切。幸运的是，在反对派圆桌会议成立之后不久，该组织便接受了来自国家电视台的一组媒体工作人员的拍摄申请，授权对方将其所有内部会议都用录影的方式记录下来。此后，这一名为“黑匣子”（Fekete Doboz）的媒体小组还继而承担了对于圆桌谈判中级会谈委员会会议的录影记录工作。在匈牙利实现政治转型之后，相关的会议纪要及录影带都得以妥善保存到了匈牙利国家档案馆之中。对于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直至世纪之交才全部完成，其成果最终呈现为1999~2000年出版的一套八卷本资料集——《政体变革的底稿——匈牙利1989年圆桌谈判全记录》（含227件档案）。
值得提及的是，档案集《历史的杰作：冷战在欧洲的和平终结》（含122件档案）所收录的相关文献——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纪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各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评估报告等，将十分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匈牙利发生剧变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
总体而言，匈牙利在冷战时期的这段历史可以高度概括为一个走进和走出苏联模式体制的有机过程。而由于冷战的终结以及相关档案的陆续开放，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已经得到了较为全面而完善的搜集和整理，其中多数具有代表性的档案文献已被编辑成册并得以公开出版，至于那些尚未被收入档案集却包含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的档案文献，研究者也能够在相关档案馆中较为方便地查找获取到。这些情况都为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