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三俊的气节与家族文化
郑素明
【摘要】本人通过一年来的深入研究，试图从郑三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生角色定位入手，深度分析挖掘其 “忠臣”、“遗臣”、“遗民”的情怀，并联系家族文化及其社会交往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阐述郑三俊独特的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展示郑三俊在明末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生轨迹。终其一生，既有“忠臣”的忠君爱民、远大抱负的思想，又体现了其深沉、悲凉但又执着、坚守的意志。明朝灭亡、抗清驱夷失败后，“遗臣”笔下的国破山河。清朝初期，不事夷朝的“遗民”诗中参禅悟道的凄凉心境，诗人眼里的感伤情怀。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其社会交往群体诗文等作品的分析研究，去印证不同历史时期郑三俊的心理状态，达到文史互证的效果，以还原一个全面而又具体，真实而又被后人推崇备至的郑三俊。同时也希望南原郑氏后人要永远铭记先祖之德，始终牢记家族之荣，严格遵循家族文化的核心要义，自觉维护家族的崇高声望。
安徽省东至县葛公镇洪方，古称南原，是南原郑氏的发祥地，也是明末吏部尚书郑三俊的故乡。境内有仙寓胜境、龙池奋迹、鸡石效灵等名胜古迹，自古以来就是地灵人杰之地。
明代正德年间，郑正观在《南原八景序》中对南原郑氏祖居地做了详尽的描述，“池郡列天文斗牛之墟，而隶禹贡扬州之域，我建为池西属邑，而南原则邑东村落也。据崇山良禾（仙寓山）之麓，郑氏世居焉，始于唐宋，及我皇明之盛，虽更世易代不同，而所产有登甲科跻膴者，有由监胄典文教领民牧者，又有涵光林下为一乡望一邑望，以称湖海之豪者，非钟灵萃英于其间不可也。旧名南园，叔槐衢更园为原，取地有高平、广平之义而变易以从道耳。先是会大父司训雪牕先生揭其胜，题曰南原四景，今正观扩而为八，以景概物象风气，攸钟纪录或遗君子所惜，乃不袭其故，而补其阙云。据原之上游为湖，城冈环峦，拱水绕川，渟为郑氏发源之地，天之所以敷锡我郑氏以启一代昌隆之运者，实自此发其精华矣。”
及至崇祯时期，魏克顽在《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中赞叹道“公南畿池阳建德人，名三俊，字中一，别号玄岳，丁酉（公元1597年）举于乡，戊戌（公元1598年）成进士，以冲年联捷两畿，皆列异等，殆九华钟灵清溪孕秀而笃生者欤！”
一、显赫的家世
制曰：“国家有史，州县有志，宗族有谱也”。据此，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南原郑氏家族变迁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史。
据《南原郑氏宗谱》记载，南原郑氏家族自公元前806年始祖郑恒公以来，延绵一百多代，有着近三千年的历史，先代多名公钜卿，且世有表章，今亦柱石国家，光照族姓，所藉以垂不朽者。由此溯源，南原郑氏不仅是名门望族，且世代相传。
明朝嘉靖戊午年（公元1558年），由南京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希宪撰写的《重建家庙光裕堂序》记载“龙溪之郑历唐司徒、郎中、仆射三公而来，以至于今，德业相望，代不乏人，其于后也不既裕乎？厥子若孙，下及会元以至云礽，科贡叠出，世济其美，其于前也不既光乎？双溪君创学舍以榖后，立宗祠以祀先，而必合为一处，则以‘光裕’名堂，斯其称，情也已。”说明南原郑氏家族虽然历经风雨，却依旧显赫辉煌，并代有才俊，离不开其优秀家族文化的根植涵养。
（一）家族历史，源远流长
走进坐落在紫溪的南原郑氏四房宗祠“尚树堂”的大门，迎面楹联“荥阳绵世泽，秋浦振家声”昭示着南原郑氏家族是从河南荥阳迁居而来的。
一世友公，为周宣王（公元前828年至783年）同母弟弟，担任周王室司徒，后被封为郑国，史称郑恒公（公元前806年至771年），其地在荥阳宛陵之西南（今河南郑州市）。
直至十六世鲁公，因康公失国，遂以国为姓，避难陈宋间居之（陈：古颍川郡，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宋：古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后荣公、庄公皆居此。
三十一世兴公，迁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众公至熙公皆居此。
四十一世泰公、浑公，复由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迁回荥阳（今河南郑州市）。
四十三世庠公，值晋惠帝之乱，欲避之。以其子平公敕戍浙之峥嵘镇，镇属南近丹阳（古称歙州，今安徽黄山市歙县）秣陵，遂于永嘉元年（西晋，公元307年）八月十九日挈家渡江居之。今江南凡属郑姓者，皆其后裔。
四十八世思公，由丹阳迁新安郡北律邪村。新安郡，今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即杭州和徽州的部分地区。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为新安郡。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改郡为州，以州统县，将歙、黟二县并入海宁为歙州。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全国改州为郡，更歙州为新安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徽州得名始此，领六县，治所在歙县。
五十世汝公，由律邪村迁居歙州黄云岭。
六十三世选公，由黄云岭迁至歙州官塘，复由官塘迁祁门西乡之画锦都，即营前。
六十四世京公，由祁门西乡之画锦都（营前）迁建德禾城（今东至县葛公镇红旗岭村），始为南原郑氏之祖。
六十八世缵宗公，由禾城移居高田（今东至县葛公镇仙寓山村）。
七十六世才全公，由高田移居南原（今东至县葛公镇洪方村）。
直至八十三世，由南原分居建德（今东至县）各地。
（二）家族仕宦，名公钜卿
按照封建社会《礼法·祭法》的规定，“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于是，唐朝天佑十六年（公元916年）二月，皇帝敕赐司徒、郎中、仆射郑氏家庙，供祀郑传、郑鲁、郑玫三公，以慰万民之请，庶忠贞垂百世，劝善昭无穷。
建于祁门、浮梁的郑氏祖庙见证了其家族的辉煌，郑氏司徒公伯仲正功在国、泽在民、福在一方者，分别在祁（祁门）营前、浮（浮梁）新居建庙以祀之，祁庙旧有方省玄岳记，浮庙旧有彰状元汝砺记，后惟兵燹俱失，但现存有碑记诗文。
宋朝有官方春秋祭奠基地三亩，立有当朝敕封的司徒、郎中、仆射公遗像、柱国、文功武德等坊，郑氏家庙等匾，堂寝齐舍，门廊墙垣，代立奉祀。
状元彭汝砺题诗曰：“兄弟三人冠仕途，一方黎庶乐耕锄。朝廷崇任平奸恶，济济公侯载画图。”
状元王十朋题诗曰：“大唐之际兵戈扰，兄弟同心却爪牙。保障乡帮施德泽，奠安黎庶乐生涯。功勋已著昭千古，官诰犹存绚五花。庙食至今遗荫在，子孙簪笏继声华。”
浮梁州主张时言题诗曰：“唐末英雄鼎沸时，司徒曾此义兴师。三军锐气消群寇，百姓蒙恩解倒垂。协力昆仲筹智策，结缘大圣救颠危。惟怀一德存乡党，历代绵绵立庙祠。”
进士徐昇泰题诗曰：“伯仲匡扶昔旧然，崇祠遗像几千年。神灵濯濯归香火，功业巍巍表世贤。万里长空飞鸟尽，两株乔木暮云连。游题已有汪夫子，珠玉诗成思涌泉。义胆忠肝气肃然，金戈铁马事多年。战功俱得萧曹略，荣显何殊寇邓贤。当户山容云碧锁，映皆春色草春连。祠堂今古俨遗像，泽治云礽若涌泉。”
状元方岳题诗曰：“谁立名祠古营中，至今黎老说英雄。当场猛气凌苍兕，保国忠诚贯白虹。羽扇大挥灭寇焰，毛锥一掷动神功。同时更有制蛟手，昆玉相辉照九重。”
元末毁于兵火，明朝洪武年间重建基地一亩一角。
浮梁县尹王微题诗曰：“观风偶过郑公乡，山水含兹雨露光。隙地尘埃无半点，故家乔木有千章。诸孙生意皆安业，烈祖神灵每降祥。自愧邑官才德薄，何劳歌咏播甘棠。”
状元曾启题诗曰：“唐季干戈扰帝乡，奋身日月与争光。当时民庶沾恩泽，今日儿孙守宪章。祠宇春秋崇祭祀，神灵朝夕降帧祥。阴阴乔木阶墀下，瞻仰何殊召伯棠。”
裔孙贵州布政司参政郑景曜和郑可信诗曰：“木爵何人可许唐，泥兹兄弟共传芳。观风尽说瓜藤好，崇祀应知天地长。怆惕四时恒接梦，宦游千里几焚香。于今衣紫谁之赐，进酒祠堂草木光。”
裔孙教授郑茂林题诗曰：“昌江原是先公里，今袭广文宦故居。隐隐荫笼千古树，尹尹声彻四时书。挥戈堂上胥金紫，挟策阶前有后儒。愿得苍株枝更衍，一番雨露一番濡。”
明朝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元宵后日，裔孙郑蘭题写庙词：“我祖天生杰豪，文武全才，轰轰烈烈。乘时奋击，大呼为晚唐扫除巢贼，群州士女欢呼，地携土归，朝赐剑履升阶，三杯御酒醺醺醉。天子呼为弟，官诰重重，云礽叠叠”，千寻古树，万年灯火。今古誇奇异，后裔欲绳祖，武仗威灵，左提后挈，那时节佐皇家，浴日补天，万显得男儿志。”
明朝万历、天启、泰昌、崇祯时期，四朝重臣、“三部”尚书郑三俊所言：“赵高既放，杨左同褫，犹存八劲，号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也”，说明郑氏一族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六十四世京公在唐昭宗乾符间为宣歙池观察使，迁州司户，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
六十五世传公、鲁公、玫公在黄巢之乱奉旨举兵，抚慰宣、徽、饶、歙、睦、池、抚、信八州百姓，靖寇勋业灿然，唐僖宗敕封传公紫金光禄大夫、检校郎中、上柱镇国将军；鲁公宣州司马、检校郎中；玫公总制正都统检校尚书左仆射。
传公携五子延芳、延琚、延褒、延瑛、延昇欲返祁门大营（时名营前），浮梁百姓惧贼反复，攀辕泣留。传公不忍别，加上西峰寺神僧清素谏曰：“地形瓜藤形，富贵绵延不绝如缕，请从民愿。”传公于是留下五子定居浮北藤溪，初名新居，后尊称祖庙里、庙里。乾化六年（公元916年）敕建司徒庙，供奉郑传、郑鲁、郑玫三公。
八十二世郑景曜，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甲申科进士，官至贵州左参政；郑志达，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岁贡，官至桃源县县丞。
八十五世郑正义，明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辛未科进士，官至大理寺评事，次年卒于京师；郑正观，明朝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岁贡，官至遂安教谕；郑正行，明朝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岁贡，官至吉安训导；
八十八世郑三俊，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进士，加封太子少保，官至吏部尚书；郑三谟，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甲子科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广东高州知府；郑三復，例选岁贡，官光禄寺署丞；郑三原，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2年）岁贡，官句容训导。
二、系统的教育
据《建德县志》和《南原郑氏宗谱》记载，南原郑氏一族在官办教育机构任教授、教谕、学正、训导的多达近百人，这是与其家族拥有的系统教育分不开的。
据《明熹宗实录之五十八》记载，明朝时期徽州及皖南地区的学院教育非常发达，总计134所，有官办的，也有私立的，南原郑氏黄龙庵书院就是其中之一。
据《南原郑氏宗谱》记载，郑三俊在24岁考中进士之前，一直在家乡求学，先后就读于南原郑氏私塾学堂、黄龙庵书院、唐山寺书院。
从郑三俊题写的《方贞述（方孔炤）先生墓志铭》“神宗（明朝万历皇帝）末年，上江气谊最盛，建德、桐城对江也。方氏如鲁岳，仁植、桥梓二公与余尤合。”可以看出晚明时期上江地区士风盛行，人才辈出，群贤汇聚。而当时的上江指的是南京以上的长江上游地区，也就是现在的皖江一带。
唐朝杜牧曾赋诗《题乌江亭》感慨“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由此可知，皖江一带的教育至唐朝以来就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郑三俊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没有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一）幼年时期受到严苛的宗族祖训家规约束
南原郑氏祖训分为“五要、十一不要”，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树德”，以成家族之风——“毋为奴隶以辱先也”，释其义为“奴隶，下人也。上辱先祖，下辱自身，岂自爱自重者为之哉，切宜记之。”
南原郑氏家规分为“四要、八禁”，而最为核心的是“尚书”，以成家族之教——“谨教读”，释其义为“家饶固当隆礼延师，家贫亦必多方曲成。族内倘有不贤父兄，不尽心力以教子弟；及子弟甘自暴弃，不肯实心奉教。皆公祠仆责，其富者仍议罚，以助贫者不能教之需。”
郑三俊在《祭弟子来文》中对此有过表述：“吾弟生而孝友、矜名、义雅、好文翰、拆节、小心，为先大父所称，入成均（泛称官设的最高学府）为刘太史赏鉴，先大父尝曰：‘此吾家千里驹也！’，自染奇疾，触辄迷昧，犹口喃喃，诵诗书作韵语不休。”
由此可见，南原郑氏的宗族教育是非常严苛的，从小就必须受到祖训、家规的约束，行为举止都必须符合道德规范。
（二）少年时期受到严格规范的宗族私塾学堂启蒙
郑氏宗族一直是名家钜族，南原郑氏自六十四世分迁以建德（今东至县）来，世居以下者，皆有隐德，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拥有自己祖庙、祖堂、祖祠，随后各个分支又陆陆续续修建了“三祖”合一的宗祠，并在宗祠里设立私塾学堂，用以教育培养族中子弟。
相传郑三俊在黄龙庵书院读书时非常用功，有次先生见其很晚了才钻进黑蚊帐里睡觉，于是一时兴起，吟了句“乌龟帐，帐乌龟，爬上爬下”，郑三俊意识到先生在考他，略一思索，将头伸出帐外，续道“黄龙庵，庵黄龙，飞进飞出”，先生一听，不觉暗暗惊奇，觉得这小子将来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于是心思多半用在郑三俊身上了。
八十九世祖郑思旭在《读书吟》中写道：“晨钟敲便起，霜重不开门。炉红拭几席，水暖净壶冰。沐竟展卷读，疑深逐句寻。古人未见我，我思见古人。自得匪耳食，劳我真精神。血花呕盈斗，苦茗啜数升。寻得孔颜乐，梅花天地心。”说明郑氏子弟读书是非常用功和刻苦的。
其又在《夏夜宗祠阅族中诸子会课》中写道：“几阵寒芒绕栋楹，雄才伯仲费评衡。无花眼力推前辈，有价文章让后生。轼辙谩夸苏氏子，机云不羡陆家名。灯前搦管丹黄遍，拭目宗祊彩凤鸣。”说明郑氏子弟不但要努力学习，还要接受严格的考试。
（三）青年时期受到成熟发达的书院教育
据《明熹宗实录之五十八》记载，天启五年魏忠贤以余懋衡、郑三俊、毕懋良为东林党领袖之名，将徽州及皖南地区所属书院134所悉数尽毁。当然，郑三俊求学过的郑氏宗族黄龙庵书院、游学过的唐山寺书院也在劫难逃。崇祯元年，阉党覆灭，开始逐渐恢复，至清朝后期曾一度达128所。
1630年，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郑三俊为其青年时期因游学与佛结缘的唐山寺题写了《唐山寺碑记邑志》“唐山古刹，法侣甚盛，三四十年前，多儒者游，时有老衲照公嘻嘻以喜作佛事，尤与余善。丙申丁酉间，余师养初设皋比于此，四方响臻，余来无下足处，照公独意重余，舍余西楼精舍。寺左乔木中生瑞竹，偏以期余，余自去。照公久溷风尘，每晤必勉余早息，几希乎，有道者，呜呼！照公此意日月不能老也。”讲述自己于公元1596年至1597年间，为了备考乡试、殿试，来到本县唐山寺书院听金养初老师讲学，因人多而无处落脚，受唐山寺主持老衲照公施舍，免费提供一间寺院讲经的精舍供其学习居住。
郑三俊果然不负师恩众望，于1597年考中举人，1598年考中进士，联捷两试，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成为明朝的股肱之臣，国家的栋梁之才，享有“天子三问”之资，天下第一清品之誉。
因于佛缘的郑三俊始终心存感恩，慈悲为怀，倡导大爱。至此，他的一生与教育结缘。为官期间极力改善民生，发展教育，与普度众生的佛教理念一脉相存，所任之地全部将他列入名宦。先后进入北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现为河北省元氏县）报德祠、北直隶真定府真定县（现河北省正定县）名宦祠、河南归德府（现为河南省商丘市）名宦祠，列入福建名宦、家乡南直隶建德县（现为安徽省东至县）乡贤祠。
三、丰富的经历
郑三俊于1598年考中进士后， 初授直隶元氏知县，累任直隶真定知县，南京礼部主事、郎中，河南归德知府，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浙江布政司参政提督粮道，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添设右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1643年5月辞官归隐。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召，晋文渊阁，未至。
从以上经历了可以看出，郑三俊经历了明朝的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时期，既担任过府、州、县的主官，也经过寺、部的历练，做过吏部、户部、刑部的尚书，史称四朝元老，“三部”尚书。同时也是南明弘光、隆武政权倚重的核心人物，其人生经历异常丰富。
吴应箕在《寿郑玄岳冢宰序》中对此也有记载，“然公自通籍至今，官几五十年，往时同辈无论登朝，即优游林下者有几！”
（一）任职经历
1598年—1601年 直隶元氏知县；
1601年—1603年 直隶真定知县（1600年冬至1601年秋身兼元氏、真定两县知县）；
1604年—1609年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郎中；
1610年—1613年2月 归德知府；
1613年3月—1618年10月 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1618年10因其父郑国光去世，按例丁忧守孝）；
1620年10月—1621年2月 浙江布政司参政提督粮道；
1621年3月—1622年4月 光禄寺少卿；
1622年5月—1623年3月 太常寺少卿；
1623年4月—1623年9月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1623年10月—1623年12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1624年1月—1625年8月 户部添设右侍郎（1625年8月受魏忠贤迫害，以东林党之名被弹劾，赋闲在家，但仍在籍，没有被废籍）；
1628年5月—1634年9月 南京户部尚书兼管吏部事；
1634年10月—1637年3月 南京吏部尚书；
1637年4月—1638年2月 刑部尚书（1638年2月因屯豆事件被罢免，赋闲在家）；
1642年1月—1642年6月 刑部尚书；
1642年7月—1643年5月 吏部尚书（1643年5月因举荐王昌时引咎辞职，告老归隐）。
（二）仕宦隐退
辞官归隐是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始于东晋，盛于唐宋，及至明清蔚然成风。陶渊明《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表达东晋时期文人士大夫已经开始向往田园生活。《归去来辞》中“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更是赤裸裸地表达了他们对官场的厌恶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1615年，郑三俊在提督福建学政任上与吏部文选司郎中董应举深入的讨论和交流过辞官归隐的问题。董应举在《答郑玄岳》信中写道“《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可不慎哉！轻去非贤者之难，贤而不轻去乃贤耳。君臣之义不明，人得自擅，今以为高。古之所谓不臣，古人有言：‘冠一免，岂可复，着去而复出，成何道理。’昔之二品乃有疏辞，今小官辄辞，无论非真，亦岂典制。夫真恬之品不在山林，极清之流岂绝树筑，当官而察其微，论洁而考其归，三黜不去者，何尝非恬！闻戒而受者，何曾非清耶！然辩之不精，反以开贪鄙之门，犹未易言，在中才当引其趋，在贤者当扩其见，所愿二、三兄弟脱出，近时贤局少，维天纪不以己为，去就乃为世界，有赖人耳。”
1635年，郑三俊在写给任户部郎中、堂兄郑三谟《都甫兄闻余有解绶之意寄诗因次其韵》的诗中写道“凭栏千里暮烟浮，况是年华又晚秋。脱尽残枝生旧冷，朅来孤绪起新愁。雁行欲下留清咽，鸰影空怜寄远忧。底事关心容颜改，白云何处且登楼。”真切地表达了要辞去南京吏部尚书，归隐家乡的想法。
1636年，郑三俊在《祭弟子来文》中写道“丙子，余以尚书两考，应再上考功，弟不欲余行，余亦不忍别吾弟，而去疏凡六、七，上乃权奸设伏机阱不容，不久而余不免矣，竟致吾弟抱恨而死，呜呼痛哉！”真实记录了他给崇祯皇帝上疏六、七次，强烈要求辞去南京吏部尚书，归隐家乡，与亲人团聚的实际行动。
同时，他的弟子吴应箕在《南太宰郑玄岳先生请告不得暂归里中时将赴内召因赠》诗中写道“黄发清朝近已稀，主恩偏惜老臣归。久疑八座留南国，未见三台变少微。天意已知忧圣世，苍生不愿说先几。即今言事多徐乐，应笑违时独布衣。”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已经官至二品、在南京吏部尚书任上的郑三俊就非常迫切的要求辞官归隐，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恩准。
1643年5月，已年满七十岁的郑三俊，官至吏部尚书，晋升一品官衔，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也看到了真实的社会和政治生态，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权力真相，与自己的理想追求渐行渐远，选择归隐是情理之中的事，只待时机。
1、1625年8月任户部添设右侍郎期间，受魏忠贤迫害，以东林党之名被弹劾，赋闲在家，实际是明朝后期涉及魏忠贤的朋党之争。
据明朝《东林朋党录一卷》记载，郑三俊虽然被列入《东林党人榜》，但并未废籍，仍是在籍闲居官员。
根据《崇祯长编卷之七》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即1628年3月，“吏部尚书房壮丽等题覆废籍诸臣，削夺者复官补给诰命，闲住者复官遇缺酌起，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思诚，户部右侍郎毕懋良、郑三俊”。
2、1638年2月在刑部尚书任上因屯豆事件被罢免，蒙冤入狱，五日后获释。
据《崇祯实录卷之十一》记载，崇祯十一年二月癸卯日，下刑部尚书郑三俊于狱。初，宝源局铸造钱，穴墙构奸；又有隐屯豆七千余石者，事下刑部，如律抵罪。上以为轻，屡履如故；並逮郎中熊经、主事骆方玺、王家录讯之。
丙午日，御经筵毕，召詹事府、翰林院诸臣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考选，孰为得人？”少詹事黄道周言：“树人如树木，须养数十年，始堪任用。近来人才远不及古；况摧残之后，必须深加培养。”既复班，又讯之；对曰：“立朝之才，本乎心术；治边之才，存乎形势。先年督府未讲形势要害，事既不效，辄谓兵饷不足；其实新、旧饷约千二百万，可养四十万之师。今宁、锦三协兵仅十六万，似不烦别求供之用也。”庶子黄景昉请宥郑三俊，上曰：“三俊蒙徇，虽清何济！”又命诸臣各陈所见，上曰：“言须可行。如故讲官姚希孟等竟欲折漕一年，事岂可行！”杨廷麟奏言：“自温体仁荐唐世济、王应熊荐王继章，二臣皆败，荐者无恙。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举之效，得乎？”上色动，默然久之；命诸臣出，宴午门之庑。
南京应天府丞徐石麒入贺，上言：“郑三俊昔事神祖，历著劳勚。迨事皇上，十年矣。一生风力，屡挫奸佞；四壁萧然，素标清骨。今为司寇，炊烟不继。下理之日，奸胥弊役酌酒相贺；廉介之风，尚可想见。虽一時胶守成例，往复移会，似属推诿，罪诚有之。至于朋谋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皇上始终保全。当三俊考满，人皆以得进勋阶为荣；独乞身再三，不蒙俞允。向令皇上俯从其请，赐之骸骨，岂不为熙朝优老盛事乎！而忽酿骫法之罪，三俊之辱，亦朝廷之辱也。失出，臣子小过；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轻拟’之过深督三俊，将来必承顺风旨以锻炼为能事，而反负皇上慎狱之本意矣。”庚戌，上御门，召诸臣申饬。释三俊于狱，令其回籍；虽诸臣互救，上亦知其清节也。
3、1643年5月因举荐王昌时，引咎辞职，请养终老，归隐家乡。
第三次辞官，由于郑三俊对崇祯皇帝的昏庸无能、官场的腐败十分绝望，对腐朽没落的明朝政权完全失去信心，对南明弘光政权起用阉党，引发内部争斗也倍感失望。
晚年的郑三俊正如《池州府志》记述的那样“披缁入山，自号巢云老人，筑一室名影庵，日抄录性、理、史、鉴诸书于其内，足迹不一，越户限二三亲旧访之，宛然一老僧相对也”。晚年别号“遁夫”寓意遁入空门，禅修悟道，功德圆满，将人生的辉煌推向了灵魂深处的巅峰。
四、完整的人格
江恒的《太宰郑公传》记载“公在朝，朝廷有大利病，必洞原竟委，不遗力让能，及在乡，乡人利病亦如之，白诸当道，釐剔尽致而后已。若隐情惜己，自比寒蝉，不为也。它如赈凶岁，置社仓，使乡人无转徙，至今桑梓赖之。”说明郑三俊在朝时致力于国家建设和民生改善，归隐家乡后倾心于家乡的社会事业发展和南原郑氏家族的文化建设。
（一）教书育人的思想
成长于封建大家族的郑三俊，从小就受到了系统完整的封建科举教育，而青年时期因游学与佛结缘，始终心存感恩，慈悲为怀，倡导大爱。至此，他的一生与教育结缘，无论是为官，还是居民，都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善民生、振兴一方的主要措施，与普度众生的佛教理念一脉相存。
1598年，郑三俊初为元氏县令，就兴办乡学。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乡邑立社学四十余所有奇，选知书有行谊者，群俊秀童蒙教之。而蒙养者，胥正栋儒林向上士训其勤举子业，面命耳提，文风日见其兴。”
同时，郑三俊在给家族同辈兄弟《柬家庭兄弟》的信中也谈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自己读书学习的方法“读书，读也，可不读也。可会者常读，常不读，常读。不会者常不读，常读，常不读。大要在襟期不俗，灵根无染，光明显见，首洁尾澈，绝无模棱支节之病善矣，眼底功名可笑，侥幸匪独不佞。”又言“时以初莅任，百务蜎聚，忙忙无所措手，蚤夜料理。”再言“世间事全仗自家精神，失意愈加抖擞，精神到事业亦到。”
1610年初，郑三俊任河南归德知府后，立即重修了范文正公讲院，成立了雪园书社，招募士子，课而授之。据清顺治年间纂修的《归德府志》记载“郑三俊，字玄岳，池州府建德人。万历三十八年来守于宋，五年之中百废俱举，清廉特著，刑不滥及而人畏之若神明。创宋范文正公书院，择九邑之俊髦者，养而课之，共六十余人，皆以科第显其后，为清流宗。三十九年冬，郡中火发，拜火返风，祈雨即雨，祈晴即晴，境无旱干水溢焉。后为大冢宰，年九十卒于家”。
那个时候的郑三俊已经官至归德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商丘市委书记，却亲自登台授课，自此商丘文风蔚然，名士崛起，侯恂、侯恪都是他的学生，一生执弟子礼。
河南商丘人为表彰郑三俊的功德，将他与范仲淹、欧阳修齐名，进入名宦祠竖牌纪念。2017年6月22日《商丘日报》报道，商丘市又将他列为中华圣人文化传承者。
1613年初，郑三俊擢升为福建提督学政，更是全力倾心于教育。据《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记载：“郑三俊，号元岳，建德人，万历戊戌进士，督学入闽，奖防滞才，搜罗无遗，一切竿牍屏弗通，与刘宗周齐名”。
此时的郑三俊已经是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却亲自登台授课，为福建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先后有七十多人科第显后，入仕为官。其中黄道周、黄景昉、刘中藻、洪承畴等名士，都是他的弟子门生。
学生黄景昉在《宦梦录》中记载“太宰郑公三俊为余督学师，乡举后同林选部传给谏晋谒，色严冷，不假一辞也。其后见之京师，乃温蔼家人不啻。闽数十年督学，竞推公第一，鲜继者”。
学生刘中藻在《洞山九潭志》中记载“辛未春读书郑玄岳老师家中，游梅山寺见梅花有怀泂山。”说明其被郑三俊选拔参加童试、乡试中举后，于1630年前后来到在南京的郑三俊府中接受“一对一”的教育，当时的郑三俊已经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兼管吏部事务，却亲自对自己在福建任提督学政时选拔的童生进行继续教育，直至其于1640年考中进士为止。由此可见，郑三俊教授学生之严苛。
吏部文选司郎中董应举在寄给郑三俊的《答郑玄岳书》中写道“兄督闽学，上下相信，正可行道，转眼秋场，尤须选拔科举。文体正，则中者亦正矣，挽回文运亦在于此。科后再考一番，则士人回目，他省效之，流风余韵可及，十年之外，兄之所学乃为显著。昔杨文襄在陕八年，所许名世、魁世之士百不失一，亦以久而成功。”
其儿女亲家，翰林院检讨孔贞时在《寄郑玄岳亲家》信中写道“闽之泉，即南之苏也。亲家之衡鉴前茅于此，而中权后劲可知矣。常见多才之地，上有必操之柄下之人，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常少。今闽来者，无不颂亲家如鉴、如衡、如泰岱之峙，案头尽书声，酒垆无饮士，士风丕变 如响应声，真令人欢然绝倒。”
江桐在《龙池洞赋》中 写道“高山可仰，歧路不患乎。亡羊万里，指撝希望能穷乎。练马霞起，赤城续建，标于天柱，流飞瀑布。嗣倒峡于文澜则斯洞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深切缅怀了郑三俊为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二）为官清廉的思想
《明史郑三俊传》记载“郑三俊，为人端庄严谨、纯正清明，在朝廷上正气凛然”。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纂修的《元氏县志》记载“郑三俊，直隶建德人，进士，万历二十六年任。年少老成，能文章，善政事，民之父母，士之师宗，久而不忘，立碑思慕。调真定县，历任刑部尚书，举朝推重，天下第一清品”。
吏部文选司郎中董应举在《答郑玄岳》信中写道，“前遇贵邑令君来见弟，谓令曰：‘郑兄清正，其家倘有所请？幸勿听。’令曰：‘归德谆谆此事，然其家自朴茂，有诸生数人，不请事也。’弟乃知兄之教行于家，抵都下见洛人问兄政绩，皆曰：‘清而才’。来书又以才力所限为歉，何也？获上治民，昔人为一，今人为二，盖有上获而民不治者矣！心乎上即不必以民获也，心乎民即不必为上治也，惟不获而见我之为心者益微，惟不遽获而知民之怙生者益笃矣。承示苏令，清峻有骨，幸勉图其终。”
1642年5月，沈寿民到南原嘉树堂侍陪老师郑三俊，并作诗《东山篇奉玄岳师》赞美老师为官从政的道德品格，“东山先生草堂中，门瞰巴陵对祝融。当窗麋鹿羆与熊，垂头帖足驯无穷。果然至德鸟兽通，况復端委摄群工。天子前席遇隆宠，金台密语号元功。是时做歌有崆峒，亦见白沙颂刘公。缅邈数世叹未逢，诞我夫子今则同。玉峰横天郁鸿濛，兰水迎潮深瀜瀜。平生出入鉴青穹，何以格之曰孤忠。有时正笏气如虹，虺蛇狐狸不敢雄。有时归田一亩宫，天下安危系厥躬。蹇子弱植渐昏瞢，豁然指示日当空。扁舟来自澄江东，为忆华容絜芳风。嗟彼五岳皆巃嵸，谁其尊者岱与崧。”
江恒在《太宰郑公传》中写道“公秉铨，大指以抑侥倖、振孤寒为急，势当极重不可返，物情大郁，上下争睨，独侃侃发舒，宁失上意以申公论，盖统钧不数月而仕路一清，迨去国未幾，而国事不可为矣。”
吴应箕在《寿郑玄岳冢宰序》中写道“今皇上十有五年，锐意治平，用首辅言，尽起林下诸贤，群臣交推，以为历事五朝，清节峻望，为天下第一者，无如建德郑公，于是以原任宫保大司寇起用，盖特旨也。未弥月，而太宰缺，上熟察、群臣谓无如公贤，又奉特旨晋吏部，且趋之者再，天下士大夫皆举手加额，以为太平可立见。”
（三）忠君爱民的思想
郑三俊不管是被朝廷重用或是罢免,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忠君爱民一直是他的思想倾向和行动指南，具体表现在为国尽忠、礼法皇权、为民请命、为国谋才等方面。他在《平众愤消隐祸疏》中写道“奏为恶珰已影圣明，斧断宜速，恳乞立赐处分，以平众愤，以消隐祸。事窃照东厂太监魏忠贤凭宠张狂，擅作威福，皇上左右皆其腹心，外廷之罗织皆其爪牙。”其为国尽忠的思想尽显无遗。
1606年，郑三俊在任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时，特撰《金陵梵刹志后序》阐述其尊儒重教、礼法皇权的忠君思想，“高皇帝神圣，深究三教之理，洙泗而外，兼采迦维，一时高僧辈出，而所以护诸丛林，法亦详微。金陵梵刹，于斯为盛。嗟夫！同一象教也，萧氏用之，以酿太清之乱。高帝未尝不用之，而成洪武之治。何也？萧氏撷其粗，而高帝茹其精也。”又言“余籍手成事，因宣言于简，俾后之观者，想见我高皇帝统一道真，而于辟佛、尚佛纷纷边见，皆可无设，其为得志之精乎？如夫睹仙陀之庄严，侘其盛概，览吟笔之富丽，增其藻思，斯亦志之粗者而已。”
1629年4月，郑三俊在《明崇祯修山志郑序》（九华山志）写道“计侯之作镇名山者，不日且将殿天子之邦。而余不佞，徼宠我侯，今以读山志者读政谱，且将以读今谱者读后谱，永未艾矣。”借佛教圣地九华山表达了自己的忠君爱民的思想。
他在《岁旱苦饥疏》中写道“题为岁旱苦饥情形可虑，谨述在途见闻仰乞：圣恩宽恤，以固民心，以消隐患。事臣南直人臣以多病奏疏丐身，未蒙矜允，不敢不力疾之任。道路所经几于千里，皆臣桑梓之乡，以臣目击民间怆悴之状，艰难之情，与夫洶洶之劳，有不敢不直陈于皇上之前者。臣乡接连江楚，为谷粟所自出之地，从来有‘江楚熟，天下足’之语。迩年灾祸频值，盗寇横生，米价倍腾，臣乡又倍之，今岁春夏无雨，小民粮食播种之期已过矣。赤尘满望，霖澍未沾，闻之江楚皆然。臣所过郡县，束作正兴，有栽插一、二分者，有全未栽插者，陂池塘堰尽皆枯竭，使十日无雨则全无禾矣。”看似其为民请命，其实是其心忧天下。
他在《直臣可惜疏》中写道“奏为直臣可惜，臣谊虽缄，恳乞圣恩，召还宪臣，以慰舆望。事伏念宗周与臣出处略同，迂愚每以贾罪于明时，拙诚于恒见，原于君父昔年罢弃。”奏请崇祯皇帝起用被天启皇帝罢免的一代大儒刘宗周，为国谋才。
1603年，郑三俊在《南正村起集碑记》中写道“余官槐阳之明年己亥（万历27年即1599年）大旱，又庚子大蝗。余躬救赈之务，足迹几遍，邑人罔不识余面者，并各得以其饥苦辗转之状来告，而各酬之，余亦籍是无憾。”其爱民思想跃然纸上。
魏克顽在《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中写道“岁入庚子，举恒郡提封亢旱不雨，至仲夏始雨，农家方布种南亩，而雨又不能沾足。垂西成四郊又蝗蝻，且瘟疫大作，而菜色民愈沉吟无所托命。邻封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就食南移者，过吾邑日以百数，目不忍见，而耳不忍闻也。独我公当旱时湛肃躬祷百神，祷辄应。下令蝗蝻捕获者，给谷如其数。精制药饵，遣医生常川居药肆，人至而人济之。其窎远村落，以药付各乡约长。凡染疾者，抵家问遗。间有疾不可起，命陨而不能葬者，给钱二百页，以为棺资。吾邑庶几有秋，而旱蝗瘟疫不大为灾。釜鬲获安，而养生送死无憾也，畴非我公赐乎！公尝乘舆公出，目击流民货女以为路费者，公大为心恻，即令偿买者价而赎其女以归，因念及同行者十数辈，皆骨立濒死，随令约长日食以粥，其给米视元民咸藉以活，兹非乾父坤母之量与诚，足以覆载宇内而不遗失。”
1657年，沈寿民在《祭影庵郑师文》中写道“呜呼！维公有心，维我则知。我侍夫子，衔忍生离。期三岁以重谒，奄再稔而莫追。公欢帝旁，小子畴依？而况诜诜吾侪其并登以国士者，乌能不搏膺仰恸，轻千里而陈辞？”用“公欢帝旁”证明郑三俊至死都要追随先皇帝崇祯，为国尽忠，为民请命。
五、不屈的气节
“胜国遗民在，贞心匪石坚”说的旧臣不事新朝，以遗民自居是最好的选择。
（一）不事新朝，抗清驱夷
1644年4月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标志着明朝的灭亡。
据《建德县志》记载“国亡后，洪承畴造访欲其再出，竟逃避不见。”记录了明朝灭亡后，洪承畴曾代表清廷找过郑三俊，想让他入阁清朝，但其避而不见，表明了郑三俊不事新朝的决心。
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留都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据《南明史》记载“南明弘光已酉年（1645年）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召，晋文渊阁，未至。”原因是郑三俊等一批东林党人认为南明皇帝朱由崧的祖母是明神宗朱翊均宠爱的郑贵妃，明朝后期的“红丸”、“梃击”、“移宫”等著名案件都与郑贵妃有关。神宗与郑贵妃都非常喜欢老福王朱常洵，想要立他为储君，只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坚决反对才希望落空。加上起用马士英、阮大铖等“阉祸”大臣。东林党魁首钱谦益、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担心，朱由崧继位后会算老账，于是反对立他，转而支持立潞王朱常淓为帝，当然不会为弘光政权效力。郑三俊是东林党的领袖和核心人物，不去就任弘光政权的内阁大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并不能说明郑三俊不去抗清驱夷，为光复明朝效力。
1645年5月，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1645年6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福州称帝，改元为“隆武”，建立南明隆武政权。
此时，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以及首辅、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分别给郑三俊写信，请他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交界的区域组织抗清驱夷的军事力量。
隆武皇帝在信中写道“监国传谕玄岳郑先生：孤想望风采，二十年于此矣。岩庙将兴，必有隆栋；时雨欲降，山川出云。追维往岁先生于飞之日，亦即孤垂翼之时也。介狄不惩，元夫是忌。曾几何时，两都乎焉，凡我耆旧，哀痛如何！孤藉太祖高皇帝之灵，为闽粤士民之所推戴。此中倪髦思慕先生，如师父母。孤念闽粤僻深，必欲克服神京，实资上游之力。贵池北揭安庆，南挹昌康，建瓴东下，力少功多。先生能与袁临侯商其利钝乎？信州以西，衢严以东，豪杰不少，亦藉先生发其先声耳。孤与闽粤士民卧尝薪胆，不敢以蟠灌之老役于仡夫。傥以高皇帝之灵，惠然来教，孤将拥彗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意思非常明确，请郑三俊出面与江左督军袁继咸商量组织抗清驱夷的军事力量，发动抗清驱夷的军事行动。
同时黄道周在信中写道“玄师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苦，欲问何门？方新安未陷时，皆仰师云霓，不日入关，即六真书亦深以紫气为望。至朱盛浓过，乃知河汉。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间必有伟人若韩、岳、李、郭之伦，宁当以归之。吴次尾，今亦安在？谢车骑用寡，亦需八千，但可一试耳。若持久恢复，非三万人不可。虞雍公、刘信叔手段，犹之剑首一吷而已。某以空手招募三月，仅四千人，一粒一锥，皆自呼吁，朝廷真以寒冰置之。牛羊不字，老师能为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为国家，今人为自家发衽。安可不力？如谓此道殊于颜回者，则闭户可耳。数日将復新安，四顾将呼，谁为助者？东崖今幸已出，老师幸趣装。三十年悟梦，发于今日，勿使余生独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帑力，为某助具桴鼓。如朝夕还山，亦籍吾师授以安枕也。”这里更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黄景昉（字东崖）已经效力于福建隆武政权，请郑三俊迅速整理行装，赶到福建与他们会合。
再看信中提到的吴应箕（字次尾）是如何与郑三俊讨论军事行动的。“箕流落一生，志气未没，从前同辈，半已通籍，今皆化为烟埃，行若狗彘，安知天下不留箕以有待哉？且生平师服惟一先生，此事原当先生倡而应箕和，但处时地先生有不能轻发者，不若箕之拚弃身家，即不济亦可愧天下衣冠反颜从者耳。昨承严训，审机度势，透畅军机，而不知池之抗顺皆士大夫为之，实不足畏也。今金督抚照应应箕如同一体，已遣祁兵一千与箕合营，并率黟兵四千过羊栈宕，且泾城已復，饶、金覆而失，石斋已过信州，先生试看征诏乃亲笔者，世有如此英主而不中兴者哉？先生当为奋蹈欢呼，且可当病中七发也。督抚已题箕兼理池太道事，其意谓箕足当一面者，又引诏书谓箕恢复建、东二邑，昨差官赍诏手书谆切，使即取二邑之粮以足军糈。箕俟安顿祁兵，即往贵邑，然一切秉命先生，幸为之倡率，晓谕四乡，则箕更荷覆露矣，箕即欲遣某某奉迎行在先生贺表，即使之赍为之便也。幸一一远示为祷，趋谒非远，言不能悉。”这封信里表明郑三俊给隆武皇帝送去了贺表，说明愿意辅佐福王隆武皇帝，并积极组织抵抗力量。那么，郑三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据《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记载：“郑三俊，号元岳，建德人，万历戊戌进士，督学入闽，奖防滞才，搜罗无遗，一切竿牍屏弗通，与刘宗周齐名”说明郑三俊督学福建时，培养一大批有识之士，有七十多人科第显其后，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源，最为著名如黄道周、黄景昉、刘中藻、洪承畴等。第二，据《南明史》记载，隆武皇帝依靠的武装组织是福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及他们的私人军事力量，他们均为郑氏后人，与郑三俊同祖同源同宗，有家族情谊的优势。
于是郑三俊分别到祁门、浮梁郑氏祖庙以祭祖的名义发动了抗清驱夷的宣言，他在《锦江祭祖文》中写道“粤稽乾符，盗贼蜂起，芝巢首难，根蔓江楚，及于闽粤，其时饶、池、徽、信之间，往复蹂躏。于惟我祖，竹林昆季，挺生南北，凤翔义檄，激发天下。我祖三公，崛起布衣，号召举义，协应荥阳，卒使六州无扰，逆势渐蹙，再造有唐。功并隆于庙社，福尤庇乎乡帮，宠尊朝列，食报桐乡。其敕葬于严岚者，岿然为我祖万年之藏。俊忝华胄，久窃冠裳，病淹林壑，远缺趋跄。迩者国步艰难，亦復何异于乾符、永和之世。而讐耻未雪，乱贼滋张，绵思祖德，低徊难忘。敢陈牲醴，一瓣致虔，在上在旁，惟神永奠，庶其鉴之。”表达了自己要效仿先祖司徒郑传、郎中郑鲁、仆射郑玫三公，平乱驱贼，安邦保民。同时他又在《建置饗堂祀田记》中写道“余迁祖唐检校、尚书、左仆射郑公，葬于浮之长宁都严岚里，子姓繁庶，迁居省直，代有贤人，各称世家，木本水源之地实在于此。故即朝代鼎新，图谱尝存，蒸尝不改。神庙初一坏之，土见侵强邻，告约诸宗，毅然力扦，得使勋臣陵墓不湮樵牧，昌江诸宗之力也。余自丁酉辱贤书、游历仕籍，凡三展谒。今归老林下三年矣，相望百里。越岁，始一度岭俢频藻于墓下，旋遭兵祸，逾月乃归。粤稽史传，今日世界凌夷乱贼蜂起，政无异于乾符永和之世。缅维我祖竹林昆季，号召举义，激发天下，上懋匡復，下隆保障，卒使乘舆反正，宗社又安一代忠勋，千古不磨，宜其子孙千亿，血食万年者也。崇祯戊辰、己已间，门人传令，特为竖表立碑。山原墓地久已清復，惟是祀产无多，统祠未建，追远之典不备，萃涣之义未周。昌江诸宗久欲增置祭田，合竖祖庙，远宗之来，皆有归栖，甚盛举也。浮之父母闻而助之，况其子孙乎。余谨以一言为之倡，浮之宗人文行气谊，犹不忘先世之遗风，自可任此三年之间伫观成事。七十老人犹拟策杖荐馨，亲稽岁月，缀之谱末，亦子孙百世之庆也。”这是一篇动员郑氏子弟及当地广大民众踊跃参加抗清驱夷的军事行动。
同时，吴应箕给江左督军袁继咸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与江督袁临侯书》信中分析了江左一带的军情状况。第二封《与江督袁临侯书》信中阐述了具体军事行动计划和行动部署，信中写道“昨不肖以左帅（左玉良）情形达之敝乡太宰及当路，同社诸君欲其主持庙算。”这里的“敝乡太宰”就是指归隐家乡建德南原的郑三俊，非常清楚表明了郑三俊是具体主持战事的组织和谋划者。
（二）先朝遗民，士林领袖
1646年底，隆武政权灭亡，抗清驱夷失败。
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纂修的《建德县志》记载，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建德县由磁州人贡生武宏世任县令，说明建德县在1647年前由南明政权控制。
据《经略洪承畴奏对笔记》记载，郑三俊得到了学生洪承畴的说情和保护，免遭清廷的追杀，安然脱身，以遗民自居。刘城在《万罗山与郑公话别》诗中写道“一路看山更问津，先生来此为遗民。风流坐指鸠筇稳，日暮行吟蜨化频。旅次共箪皆衲子，寺旁有石号逻山。立谈未几匆匆别，恐遇兜鍪讶角巾。”表明此时的郑三俊已经是遗民了。
同时他又是明朝万历、天启、泰昌、崇祯四朝重臣，“三部”尚书，东林党领袖人物，明末清初复社的灵魂，兼具诗人，有一大批追随的士人和弟子门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身份的背后都充斥着深沉的忠君爱民情怀，并借用不同的人生角色抒发出对时代、命运的感慨和不甘。
沈寿民在《祭影庵郑师文》中记载“呜呼！贞臣在难，喻妇则嫠。或碎而迅，或完而迟。要固心其如结，亦异轨而偕归。莫墨胎后人之为义，胡不陨躯捐脰于马首？而犹闻西山之上有伯夷，薇也若给，曷命衰也？呜呼！清漳飞血，会稽绝糜。或文或谢，亶其庶几。皜皜兰水，鼎三而持。刘也其朋，于黄则师。譬诸翔龙变化，朝崑崙而夕涨海，虽董父遇之而不敢豢；抑或泰岳东镇，总神灵而降云雨，虽康回触之而不能亏。是盖天护硕果以不食，而世珍高羽以为仪。”清楚地表明了郑三俊虽然做了遗民，却坚贞如墨胎、伯夷，气节如文天祥、谢皋羽。
做了遗民的郑三俊，却重返东林了，与复社成员来往密切，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复社骨干成员刘城的和诗《寄题郑公云影庵》就是一个明证，“僻坞萧疏草树深，老因禅悦返东林。一瓢米汁军持伴，门外钟声带湿侵。”、“几时著笠侍浮屠，不饭腥羶分自癯。未演法中三昧在，曾邀诗里十僧无。”
江恒在《太宰郑公传》中记载“殆甲申三月之变闻，哭临幾绝，遂被缁入山，屏世务，不使关白，晚益简冗，绝交游，惟门人宣城沈寿民、贵池刘城、同邑江杏时或过从，相持悲愤而已，坐卧小庵，日手录性理史鑑诸书，寒暑不辍。小子桓时随侍山中，杖履对之，萧然如老衲寒僧也。晚号巢雲老人，以八十四岁薨於所居之影庵。影庵者，诛茅数椽耳，人比之袁闳土室云。”因此，沈寿民受其影响，也以遗民自居，终身致力于著述，成为“复社五秀才”；吴应箕成为了明末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刘城与吴应箕合称“贵池二妙”，是复社的骨干成员；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方以智与郑三俊来往密切，均在江南一带活动，并先后来到南原请求郑三俊为他们的父亲题写墓志铭。
以遗民隐居后，郑三俊以惊人的隐忍和顽强的坚守成功塑造了一个重名守德、坚贞不贰的忠于明朝的“遗臣”形象，正如沈寿民在《祭影庵郑师文》中讲述的那样“我皇九天，臣孤下遗。奚相从其弗乐，而又何屑屑乎寝范粲之辙，阖陈咸之扉？”成为明末清初汉族被外族霸凌的特殊历史时期重要的标杆人物。
复社领袖沈寿民在《与郑继之》信中写道“谒南原而别，弹指告期，心如游云，往来左右，诚不可道，里格刻晷停也。私惟老师德厚气完，八十之年犹日初旭。弟幸不早随朝露，猥得以芒鞋竹杖，岁追陪于暖霞寒石之间，谢砌兰芝，王门龙凤，行将遍识。”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郑三俊是徽州、池州等皖江地区复社的灵魂。
归乡后的刘中藻为纪念郑三俊的师恩，效仿老师“龙池奋迹”的做法在其家乡凿石筑一山房，名曰“石莲山房”，石洞大约五六平方米，在石洞的一侧，刻有“刘子读易处”几个字，并和老师郑三俊《宿龙池洞》诗，赋《龙池洞》诗一首，“万壑通幽处，悬岩斗水开。断云随鸟云，飞瀑卷山来。难劝雷霆静，惟闻风雨哀。遐心思穴石，满种一峰梅。”这首诗体现了身在山野的刘中藻，在叹息自己在动荡的时局面前毫无办法，他想洁身自许，可是树欲静却风不止，充分体现了他矢志继承老师郑三俊忧国忧民和义胆忠心的报国情怀。
归隐家乡的郑三俊在《宿龙池洞》写道“朝看瀑布如飞雪，暮听雷声自眉睫。栖鹘时鸣涧草边，四山凛凛风飕烈。凄切常闻夜雨声，光怪欲发青粼血。曈曚日出已三竿，山中犹自云雾结。云深那识隐苍虬，雾散方知豹彩别。何时结社三池间，清心日远尘氛绝。”就是其真情的告白。
六、优秀的家风
据《南原郑氏宗谱》记载，八十五世祖暨郑三俊的曾祖父郑正行，辞去吉安教谕的官职，回到家乡南原编修宗谱，致力于家族文化建设，为南原郑氏家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此可知，郑三俊的成长离不开优秀家族文化的教育培育，更离不开优秀家族家风的根植涵养。
（一）南原郑氏家族文化建设的情况
南原郑氏家族历来注重文化建设，先祖遗训把家族的民族气节教育放在了首位，纵观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实与南原郑氏家族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南原郑氏家族，从世祖郑恒公开始就声名显赫，被敕封为百家姓的第七位，直至唐朝达到巅峰，更是威名远扬，有“李姓皇帝，郑家天下”之说，如此显赫的家族离不开优秀家族文化的根植和涵养，方可行稳致远，永葆家族的崇高社会声望。
据《南原郑氏宗谱》记载，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母亲就是南原郑氏先辈，其民族气节也来源于郑氏家族文化的根植，从其为外祖家族题写的《郑氏宗谱跋》，就足以说明其民族气节涵养于其母亲郑氏家族文化。“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者，能并以传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一世，乃画其像与凡格矣。虽盛而不久，夫亦无谱之故也。郑氏谱而復像，可传千万世，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仰止之心，未之有也。”
由此可见，南原郑氏自唐朝末年由徽州祁门迁居池州东至以来，把重辟疆土、保业守成当作第一要务，因此非常重视家族的文化建设。
1、遗训重在树立民族气节
六十五世延光公留有遗训“夫洪嘉之世，剖裂封疆，建立郡邑，更名易号，何代无之。当徽州之始，乃新安汪、王华之。起建也，增以歙州之额。当县乃吴公欢之起立也，加以祁门之名。自吾祖选公，于唐永泰元年，由歙官塘迁祁营前，子孙居之非徙，以守成为难。当危疑之际，立大业创制之难也。”教育子孙要效仿先辈世代创大业、守大业，为国家效力。
八十二世通四公也留有遗训“公讳才，尝采松一枝，花一枝，分植于庭，集子孙厉声曰：“善似青松恶似花，松常冷淡不如花。忽然一日严霜至，只见青松不见花。”以青松示节，象征南原郑氏家族的民族气节。
2、祖训重在弘扬优秀家风
南原郑氏祖训分为“五要、十一不要”，具体内容。
凡为吾祖之孙敬父兄：父兄尊与我也，出入必随行，有事必代劳，毋凌忽以犯长上，方为孝顺子弟也。兹子弟：子弟幼于我也，中也必养不中，才也必养不才，毋以子侄不省而弃绝之，方为贤父兄也。和邻里：里居之相近也，凡事须要相接，以礼仪出乎尔者，反乎尔也。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患难相拯恤，方为仁厚之俗。时祭祀：祭祀所以报本也，凡我庶民立春、清明、季秋、冬至，皆可尽一念之诚。苟失祭祀，则是忘祖宗。忘祖宗，则是不孝。不孝，则家道乖戾，岂可乎！力树艺：树艺所以养生也，父母、妻子皆藉乎此。若非劳心勤力，则农工商贾虽服其劳，而所出有限，所用不给终。如无树艺，人矣何益。毋胥欺也：欺之一字，世之大患也。君臣相欺，则国亡；父子相欺，则家丧；历历可数。至于夫妻、长幼、朋友，欺字一萌，祸亦随至。未有受欺，而不返者也。毋胥讼也：事不得已，而求伸于公庭，理之宜也。若以小事、小忿，而屑屑与人相较健。讼之流耳，虽得舒忿，而家资尚不能守，况未必能舒乎！毋犯国法也：国法，所以一天下也，当铭刻守之。苟犯徒，流绞斩，曾有放过何人。切宜以理制欲，以道御情。毋蹈此患，以致家破身亡。毋虐寡弱也：寡弱，家之不能无也。有一等人，因他寡弱，就要剥他肥己，稍有不顺，则恃人众势强，视他如粪土。曾不思天理循环，今虽寡弱，安知后日不众强乎！今虽众强，亦安知后日不寡弱乎！毋博弈也：博弈，本败家戏也。孔圣以人无所用心之不可耳，非教人博弈也。溺意于斯，家业倾消，未有博弈而能创业垂统也。毋斗争也：斗争，是不能忍耳。若思上辱其亲，下亡其身，皆由于斯，则斗争尤不可不忍也。纵无大咎伤大义，终非睦族之道。毋学歌舞以伤俗也：歌舞，本乐家事耳。凡我良民，必须诵读诗书，法圣贤，纵不能攀龙附凤，亦可以正家善俗。苟不能然，亦当力艺，以给家用，安可歌舞以荡风俗。毋攘窃奸侵以贼身也：攘窃奸侵，皆以为人不知耳。殊不知祸机之所伏也，日久自然彰露。天理绝不相容，王法亦难逃避。则是自害其身，害其身是害其亲，亲可害乎！身可害乎！毋鬻子也：子所继先肇后也，君子虽贫不鬻祭器，况贫又可以鬻子乎？若子多，出继则可。不然，则父子之义何在哉！毋大故勿出妻也：妻之为言齐也，与夫继先启后之义也。若犯犯出，不得不出。苟非大故，亦当容忍，以存大义。毋为奴隶以辱先也：奴隶，下人也。上辱先祖，下辱自身，岂自爱自重者为之哉，切宜记之。
有一于此者，生不耻于族，死不入于祠，戒之！敬之！
3、家规重在建设良好家教
南原郑氏自八十三世分迁各地以来，因族居星散，风不古若，为维善俗，于清朝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农历三月六日，特约各股户长公议齐家之法，在先达原有家规的基础上，重新设立戒约，分为“八要、四禁”。
老父师台：恩尝硃批，禀准给印，照张掛祠内，触目警心，则乡愚有束，争讼得息，人心以正，风化以端。生等幸甚，合族幸甚。为此具禀，须至禀者。
计开条约于后敦孝弟：事亲从兄，伦莫大焉。族内倘有不念明发，不笃同气，及以卑凌长，冒犯长上者，重则送公法处，轻则宗祠责罚。完国课：自古善良，靡不急公。族内倘有拖欠钱粮，拖延租税，致累他人，赔偿者坐落房长押令完纳，违者带入宗祠仆责。保祖墓：风水为合姓，命脉攸关。庀荫亦族运，盛衰所系。不论己众山场，但属祖墓上下左右，概不得侵葬、侵伐及盗买盗卖等。敞至合源两岸，庇荫皆同此论，犯者严处，不许入祠。尊祖庙：庙堂乃灵爽凭依，观光攸系，自当保守净洁，无得堆积俗秽，并引水冲害、阻塞界流，上下左右庇荫皆同祖墓例论，犯者分轻重罚处。崇祀典：祭产创自祖宗礼仪，定于先达族内。倘有欺隐祖业，及盗买盗卖者，追出仍带入宗祠仆责。至春秋两祭，尤当丰洁。如菲典仪，侑销公物者，议罚违者不许入祠。谨教读：家饶固当隆礼延师，家贫亦必多方曲成。族内倘有不贤父兄，不尽心力以教子弟；及子弟甘自暴弃，不肯实心奉教。皆公祠仆责，其富者仍议罚，以助贫者不能教之需。端士习：士居四民之首，当以立品为先。族内倘有言行不端，不守卧碑，恃衿滋事，确有证据者，公祠议罚，令其改过自新，怙终不悛，送公法处。脱有棍徒，藉端雪忿，污蔑士品者倍处。尚勤俭:或农或贾，各务本业。食时用礼，当节财源。族内倘有游手好闲，奢侈过度，耗费家资致蹈匪僻者，公祠仆责，俾以自悛。禁刁唆：党乡本无事，衅起于扶唆，或阴谋以下石，或借刀杀人，包藏祸心，颠倒曲直，靡所不至。有此不屑，一经察出，除送公法究外，仍不许入祠。禁凶架：酗酒实多事之端，打降为致命之由。族内倘有藉酒行凶，蓄意谋杀者，罪在不宥，经公究治。禁专利：买卖有时价，无得任意低昂。取利有定律，岂容狼心准折，甚至斗斛进出不一，戥秤取与或殊，总属不法受害实多。有此，除送公严究外，仍听宗祠议罚，令其改郤前非。禁贼窃：从来良莠不锄，则嘉禾不茂。窃贼不剪，则良善何安。凡器物家藏，禁蓄山材，田园花利，不肖窃去，深可痛恨。倘经查实捉获者，除送公法究外，仍不许入祠。
（二）郑三俊对南原郑氏家族文化的践行与贡献
1、明确了南原郑氏遗训的核心要义
郑三俊公以《石门四松并序原委》“余七世祖才公，笃行好义，乡称善士。尝作训语诫子孙曰：‘善似青松恶似花，松常冷淡不如花。忽然一日严霜至，只见青松不见花。’语载郡邑善人志中。夫华态易歇，强梁难久，惟善可永恃。汉昭烈有言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心无不善者，若使父兄有教训，耳目有观感，非甚下愚，当知兴起。余缅怀祖德，因以青松名桥，又以名庵，将令往来观者，羹墙如见，或亦风教之一，助云石门四干挺异，人以为瑞效子美，作《四松》咏纪之。”诗曰：“子美夙称诗，草木留家句。四松每不忘，时复见题署。岂其忧斧斤，尝怀千秋惧。忆昔吾先公，善行标邑志。列植松与花，善恶俨相配。悠然冷落姿，负与众芳异。迨其岁寒时，朝槿何足恃。天道昭休清，男儿重志气。节坚道俞贞，高下罕可俪。吾宗敬桑梓，训言誓无悖。结意在青松，时时交相励。崛哉石门西，老松何苍翠。一本合几围，四枝挺奇瑞。南北与西东，亭亭良可贵。鹳鹤栖应止，众禽纷自避。人仰青松歌，里怀通德义。名桥亦名庵，来往书襟佩。触目拟参前，勿俾先懿坠。”进一步明晰了这种气节精神的实质与内涵，把南原郑氏家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具体化，充满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气节精神。
2、明确了宗祠文化的准确内涵
宗祠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乐园，承载了一个家族的家国情怀。晚年辞官归隐后的郑三俊致力于南原郑氏家族的文化建设，重修了南原郑氏家谱，并亲笔为紫溪南原郑氏四房宗祠题写了三幅楹联，警示南原郑氏后人不忘祖德，奋发有为。
一是正门楹联“荥阳绵世泽，秋浦振家声”警示南原郑氏后人要有忧患意识，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家国情怀。以此教育南原郑氏后人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入仕，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入仕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宗族的家国情怀。
正如南原郑氏八十五世祖郑正观撰写的《南原八景序》所言“峤之阳为龙池，峭壁悬崖，而上豁然中虚若堂，色呈碧绀，影湛云霞，萦纤曲折，以人莫知其所终，穷经生诵读其中者皆能大有所就，故曰龙池奋迹。”
晚年辞官归隐家乡的郑三俊作《影庵》诗抒发了壮心不已的赤子情怀，“朝去扫白云，晚来卧明月。一心抱区区，冷如松间雪。欲拟老前峰，苍天不可说。谁是舞剑琨，空击唾壶缺。”
二是正厅楹联“通德蔼流风门第欲高还树德，尚书绵世泽履声思继在攻书”教育郑氏后人要学习先辈尚书、树德的情操，有立足社会的视野。中国自古就有“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人生终极追求，南原郑氏做为名门望族更是必然。
首先，南原郑氏有严苛的宗族祖训家规教育。南原郑氏祖训分为“五要、十一不要”，其中树德最为核心的是“毋为奴隶以辱先也”，释其义为“奴隶，下人也。上辱先祖，下辱自身，岂自爱自重者为之哉，切宜记之。”家规分为“四要、八禁”，其中尚书最为核心的是“谨教读”，释其义为“家饶固当隆礼延师，家贫亦必多方曲成。族内倘有不贤父兄，不尽心力以教子弟；及子弟甘自暴弃，不肯实心奉教。皆公祠仆责，其富者仍议罚，以助贫者不能教之需。”
据郑三俊在《祭弟子来文》中写道：“吾弟生而孝友、矜名、义雅、好文翰、拆节、小心，为先大父所称，人成均为刘太史赏鉴，先大父尝曰：‘此吾家千里驹也！’。自染奇疾，触辄迷昧，犹口喃喃，诵诗书作韵语不休。”由此可见，南原郑氏的宗族教育是非常严苛的，从小就必须受到祖训、家规的约束，行为举止都必须符合道德规范。
其次，南原郑氏有严格规范的宗族私塾学堂教育。郑氏宗族一直是名家钜族，南原郑氏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拥有自己祖庙、祖堂、祖祠，随后各个分支又陆陆续续修建了“三祖”合一的宗祠，并在宗祠里设立私塾学堂。
八十九世祖郑思旭在《读书吟》中写道：“晨钟敲便起，霜重不开门。炉红拭几席，水暖净壶冰。沐竟展卷读，疑深逐句寻。古人未见我，我思见古人。自得匪耳食，劳我真精神。血花呕盈斗，苦茗啜数升。寻得孔颜乐，梅花天地心。”说明郑氏子弟读书是非常用功和刻苦的。
其又在《夏夜宗祠阅族中诸子会课》中写道：“几阵寒芒绕栋楹，雄才伯仲费评衡。无花眼力推前辈，有价文章让后生。轼辙谩夸苏氏子，机云不羡陆家名。灯前搦管丹黄遍，拭目宗祊彩凤鸣。”说明郑氏子弟不但要努力学习，还要接受严格的考试。
据《明熹宗实录之五十八》记载，明朝时期皖南的学院教育非常发达，总计134所，有官办的，也有家族私塾学堂，南原郑氏黄龙庵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天启五年，被魏忠贤以余懋衡、郑三俊、毕懋良为东林党领袖之名，将徽州书院悉数尽毁。当然，郑三俊求学过的郑氏宗族私塾学堂、游学过的书院和讲习所也在劫难逃。崇祯元年，阉党覆灭，开始逐渐恢复，至清朝后期曾一度达128所。
1646年，郑三俊在浮梁祭祖时撰写的《建置饗堂祀田记》所言“余迁祖唐检校、尚书、左仆射郑公，葬于浮之长宁都严岚里，子姓繁庶，迁居省直，代有贤人，各称世家，木本水源之地实在于此。故即朝代鼎新，图谱尝存，蒸尝不改。”又言“余谨以一言为之倡，浮之宗人文行气谊，犹不忘先世之遗风，自可任此三年之间伫观成事。”
由此可见，南原郑氏家族以此联为遵循要求，世代传承家族的核心价值文化，崇尚祖先的品德与操守。
三是大殿楹联“积善读书行孝义，光宗耀祖赖文章”倡导郑氏后人要践行家族的核心价值文化，遵循先辈忠君爱民的思想
1645年，郑三俊在给侯恪题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秋浦郑三俊曰：‘噫！吾年家子，又门弟子也。方吾守雪园时，创建范文正公讲院，集诸士，月旦其中，君兄弟迭为冠军者数年，及后举进士，立朝嶙峋，辅我以直节。’”其文人士大夫精神尽显无遗，忠君爱民思想跃然纸上。
1657年，沈寿民在其恩师郑三俊去世一周年时撰写的《祭影庵郑师文》中写道“呜呼！公忠勋炳两曜，名德重元鼋。贻嗣贤以清白，擢众正于布韦。凡百有口，人歌人碑。吾独太息乎十余年之内，艰贞震厉，无宁终日，不啻齿嚼冰雪，而手扦熊羆。此则韩欧诸公未有遭其不幸，而今驰哀门下者将更痛于文昌之祭吏部、两苏之哭少师！”由此可见郑三俊宁做遗民、不事夷朝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