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在其十一世以前，各国传教士对于在华的传教权便有争夺，特别是在中国的耶稣会、方济各会(佛兰西斯派)和多明我会之间，神学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葡属耶稣会自1585年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权，1622年罗马教廷设传信部，负责海外殖民地的传教事业，直接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便与葡萄牙出现矛盾。1632年以后，西班牙属下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教士来华，为争夺传教地与葡属耶稣会产生矛盾。以后，法属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来华，同样出现传教权之争，这些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礼仪之争”。

17世纪里，“礼仪之争”已进行很久。1633年，西属多明我会的黎玉花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到中国福建传教，攻击耶稣会不应当允许当地教徒保留中国敬天、祀孔、祭祖的礼仪传统，甚至禁止教徒执行中国的礼仪，引起教徒的反对。1643年，多明我会上书罗马教廷传信部，说明中国礼仪乃是异端宗教的典礼。

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根据多明我会提供的资料，在1645年颁布禁令，禁止中国礼仪。在华耶稣会传教士闻讯派代表卫匡国回罗马进行申辩，并提供中国人祭祖、祀孔乃社会礼仪相关资料，并非宗教迷信的资料。教皇亚历山大(1655-1667年在位)听取耶稣会的意见后，于1656年颁手谕：“如祀孔、祭祖的礼仪，果真属于社会礼仪，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相关礼仪。”多明我会反对，认为教皇此谕否定了前一禁令。不久，教皇克莱门特九世(1667-1669年在位)、罗马教廷圣职部又下令：“前述两项命令均有效。后者并不废除前者。应按实际情况看,具体情况和哪项命令中相吻合，即执行该项命令。”传教士们对上述三项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办，造成随后二十余年间传教局面比较混乱。

1676年，来华传教士纳瓦雷特在欧洲出版了《中国历史及宗教凤俗概观》一书，把中国礼仪之争的详况向欧洲做了介绍，从而使争论的范围更为扩大了。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到福建传教，他坚决反对中国礼仪，并再次把中国礼仪问题提交罗马教皇仲裁，于是中国的礼仪之争”进入了新阶段。颜珰派使者回罗马，耶稣会士赶紧行动，在他们的呈请之下，中国清帝康熙于1698年作出了中国祭祖、祀孔礼仪不是宗教迷信的批示，耶稣会士火速将这一消息送往罗马。

克莱门特十一世于1700年即教皇位后，公开支持多明我会，完全不把中国皇帝康熙的批示放在眼里，于1704年再下禁令，并派遣特使图诺来华执行，公开反对中国民俗、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斥责中国教会同印度巴拉巴尔教会的礼仪类同。克莱门特十一世认为印度坚持用古叙利亚语做礼拜的巴拉巴尔教派属于“异端”阿利乌派。这是教皇对事实的公然歪曲，中国民间祭祖、祀孔乃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绝不该与什么教派同日而语。康熙对外国传教士的争论本来就不感兴趣，康熙的原则是维护传统习俗，一是为保护来中国传播科技的耶稣会士；二是坚持中国人的祭祖、祀孔乃传统礼仪，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

教皇特使图诺抵华后，从1705年起，康熙多次召见图诺，以礼相待，多次向他闸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礼仪由来已久，罗马教皇无权要求中国教众放弃民族的礼节和传统。如果外国人在华不顾中国民俗，将很难传教。但是图诺是为执行克莱门特十一世的禁令而来，1707年，他不听康熙的一再劝告，终于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的禁令。康熙闻讯大怒，一面颁旨在华的外国传教土，凡尊重中国民俗礼仪并遵守利玛窦传教成规者，就领取传教印票，继续开展宗教活动，否则一律驱逐出境；一面派人把图诸押解澳门，长期拘押至病逝。

康熙坚持祭祖乃传统习俗的原则，但罗马教皇尽管权利已日趋下跌，却仍然故步自封、一意孤行，坚决支持多明我会。他甚至责备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是为讨好清朝。1715年，罗马教皇克来门特十一世再颁手谕，再次重申凡传教士必须遵守教皇禁令，否则将革除教籍。

1720年，教皇再派特使卡洛来华，带有“八项准许事项”，仅在中国教徒祭亡人、供牌位等一些细小方面略加放松，但仍拒不承认中国人固有的礼仪、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部分。康熙先后召见卡洛十余次，无奈卡洛的任务是为了贯彻克莱门特十一世的禁令，敦促在华耶稣会改变原来的方案，拒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康熙坚决驱逐了包括中国教会总主教在内的大批传教土，并作出明文批示：“以后不需要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了吧，免得以后多生事端。”

1721年，克莱门特特使卡洛离华前在澳门发表公函，宣布“他本人不能更动教皇禁令上一个字，也不能暂时停止禁令在中国的效力”。这是对康熙威严的挑衅。中国清政府对克莱门特挑战的答复是：自1723年起雍正、乾隆时代的长期禁教。康熙同克莱门特十一世的斗争，实质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策略上有情有法，既不一味的盲目“排外”，也不任他人摆布，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