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文

本篇为“企业治理视角看日本近代经济体制变迁”系列研究的第六篇，前文回顾请见文末链接。

“一亿总中流”

在上篇中，我们讨论了从战后到第二波全球化前的这段时间里（1950s -1980s），基于当时的市场与技术环境，日本的经连会制度为什么得以长期延续。

经连会制度建立在以“终身雇佣”、“交叉持股”及“主银行融资”为标志的根源性制度上，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附带性制度。这些制度解决了战后投资不足的问题；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用复杂的权力制衡与博弈保证了市场竞争的机制，对企业经营者起到激励与监督的作用。

以“终身雇佣”为代表的劳资关系制度，内化为了日本市场规则的一部分，在企业生产活动的阶段就实现价值共享，而不是在之后借由政府对经济结果进行再分配。因此，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普遍惠及本国居民的良性模式。经连会模式下形成的“一亿总中流”——全民中产阶级，为消化工业品的过剩产能提供了旺盛的内需，成功实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是日本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关键原因之一。

1955年经济腾飞伊始，日本家庭的电视、冰箱与洗衣机保有率就出现急速飙升，到了1965年三者的保有率都已经超过80%。这反映了经连会制度中根源性的“终身雇佣”与附带性的“年功序列”，不仅为其雇员创造了足以购置大型家电的消费能力，更藉由其社会保障的属性确保了日本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彩色电视在日本的普及。1970年代初彩色电视问世之后，日本居民部门的彩电保有率迅速跳涨，短短三年内便走入了超过80%的家庭，反映出日本家庭在消费耐用品迭代上的强大购买力和强烈意愿。

图1 日本家庭消费耐用品的保有率变化 图源：Kenichi Oono

“三神器”（绿圈，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与“三C”（红圈，汽车、空调、彩色电视）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 (Ezra Vogel) 在其青年时代长期专注于日本研究，并于1979年写就著作《日本第一》。然而就像立了flag一样，《日本第一》发表后日本经济仅享受了十年的平稳增长，便遭遇了经济泡沫的破碎，跌入了“失去的年代”。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社会财富两级分化，同时面临着老龄化与少子化的问题——那个在经连会制度下如火如荼的日本，又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系列回顾：

【一】

战后日本企业的内部治理制度，即所谓的三神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工会”，既有其文化根源，亦有其经济理性。在终身雇佣制下，被雇佣者忠于企业并提升劳动技能，是该制度造成的附带效应，而非成立该制度的决定因素。

【二】

维新中，日本的国家权力转移到了新生权贵手中，资源分配向与政府勾结的财阀倾斜，现代化与工业化得以加速的同时，财富停留在财阀和政府的手中，滋生了内部问题。

【三】

随着一战后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日本制度上的顽疾开始显现，新兴中产阶开始没落，人民刚刚被分到的残羹冷炙，在衰退和萧条中再次流入了财阀的口袋，最终日本走向了疯狂的统制经济。

【四】

先通过限制股票派息回报，来强制企业将利润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扩大了可以调动的国内资源；再直接派人进驻财阀的控股本社，将几乎所有资源都投入军需工业。背负坏账的地区银行被大型核心银行兼并；由财政部指派，为每个军需企业配备结伴的贷款银行，必须源源不断地为战争机器输送血液。

【五】

通过根本性制度与附带性制度环环相扣的嵌套，经连会制度从生产方式上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制度，由企业承担社会支出，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财富分配的向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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