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47年的一个黄昏，以色列库姆兰地区群山之中，三个孩子正在放羊。由于天色逐渐变暗，他们决定赶着羊往家走。这时，三个孩子中的克哈里尔（Khalil）发现，自己的羊少了一只，他便让朋友们先走，自己前去寻找，然而他始终找不到这只羊。正当他在山中四处寻觅时，发现了一处洞穴，他走进洞穴，想看看羊是否在里面。他的确发现了一些东西——只不过并不是他的羊，而是几个破陶罐——于是，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就这样偶然问世了——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是：
朱玛·穆罕默德·克哈里尔（Jum'a Muhammed Khalil）
侯赛因·穆罕默德·塔希提（Hussein Muhammed Tahiti）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艾尔·哈迈德（Muhammed Ahmed el-Hamed）
当年洞穴里发现的陶罐
克哈里尔发现的，是创作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70年的手写希伯来语《旧约圣经》经文，距今已有2200年左右。当然，他是不知道这些的。发现经文后，他没有告诉自己的伙伴，而是来日一早独自入山，将经文带回了家。他将经文藏匿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一点点拿到市场上贱卖。经文流入市场不久，引起了专业人士注意，他们按图索骥，找到了克哈里尔，真相才终于大白。这件事发生后，立刻引起全世界考古学界，甚至整个学界的巨大反响。以色列封锁了经文发现地区，并派遣考古学者前往调查，结果，更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那片地区，几乎所有洞穴中都藏有经文。
当年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
经过考古发掘，最终在库姆兰山区中共计发现了约900部手抄本古卷。由于发现地库姆兰距离死海不远，死海又举世闻名，以色列决定将这批古卷正式定名为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旧约圣经》成书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左右，是一部由历代帝王、智者和民间人士一点一点撰写而成的经典。然而，流传至今的《旧约圣经》内容，是基于公元6世纪到9世纪期间，由马斯拉学士校勘定本的，而这之前的《旧约圣经》原貌，由于没有存世文献，是不得而知的。死海古卷的发现，将这一年代从公元6世纪，提前到了公元前2世纪，整整提前了800年左右。因此，死海古卷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她为历史上许多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圣经问题，画上了句号。
死海古卷解决了许多《旧约圣经》中的争议
现在流行于世的《旧约圣经》中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根据马斯拉本（由马斯拉学士敲定的版本），《诗篇》第22节，第16小节这样记载：“犬类围着我，恶者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句经文引申为：世上恶人多，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犬类围着我，恶者环绕我）；他们恶劣的言行，对我们造成了不好影响，使我们逐渐沾染了恶习，使我们流血（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段经文是在告诫人们，要学会观察和识别恶人，远离他们，从而避免被他们伤害。
然而在死海古卷中，这句经文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死海古卷中这样记载：“狮子围着我，恶犬环绕我；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死海古卷概说》，Lim. T. 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狮子围着我，恶犬环绕我”的意思与前面相同，但“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这句经文中，主语变成了“我”，而马斯拉本的主语是“他们”。当主语是“他们”时，强调的是“恶人”，突出的是恶人之坏；当主语是“我”时，强调的是自己，突出的是自己发生的变化，淡化了恶人这个客体。
这段经文的争论已历时千年，但反对马斯拉本的信徒和学者们，始终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进行反驳。死海古卷终止了这一争论。那么，为什么马斯拉学士要篡改《圣经》原文呢？
马斯拉学士翻译和定本《圣经》的公元6世纪到9世纪，是西方世界最黑暗的时期，却是阿拉伯世界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新约和旧约，以及其它犹太教经典的解释权，实际上捏在基督教教廷手中。西方世界中，基督教教廷掌握着两个重要权力，一是升天权，一是教育权。教廷决定谁能在死后升入天国，从而能够控制住绝大多数信徒的思想和言行。同时，教廷决定谁能接受教育，以及教育的内容，从而使那些不听话但聪明的底层人士，能永远乖乖地留在他们出生时的社会地位上。
这两个权力的目的，都是为教廷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对《圣经》的权威翻译，是教廷掌控升天权和教育权的实际载体之一。《圣经》中的文字，完全由教廷认定，自然，教廷要将自己的意志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圣经》里，同时也就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了信徒的脑袋里。这样，无数信徒阅读《圣经》后，才会按照教廷希望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马斯拉学士对《圣经》原文的篡改，就是为以上目的服务的。由于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受到强盛的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威胁，教廷有意指派马斯拉学士在翻译《圣经》时，刻意将经文中的负面人物、事件和意识形态，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从而潜移默化地灌输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旧约圣经》原本中“我的手和脚，像狮子一样”，被篡改为“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里的他们，是指所有恶人，异教徒，不信教者，以及阿拉伯世界。这样修改，突出了这些“恶人”的险恶，增加了基督教信徒与恶人的敌对意识，同时也增加了基督教的内部团结，甚至为后来的基督教东征奠定了基调。
死海古卷解决了许多《新约圣经》中的争议
除《旧约圣经》外，死海古卷甚至为后人解决了部分《新约圣经》中的争议。例如，历史上关于《马太福音》第10节第26小节，一直有一个争论。这一小节（名称是：不要惧怕）的前两句经文记载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句话引申为：当善人遇见强大的恶人作恶多端时，不要惧怕，因为恶人的恶行终将暴露。相反，善人要充满自信，要敢于宣扬正义，同时谴责不义。
历史上，反对者通过犹太教的其它经典，认为这两句《新约圣经》中的经文，是对《旧约圣经》中“恶人的口只有恶事，义人口中的事却不能隐藏”的模仿。然而，现今流传的《旧约圣经》中，这句话变成了“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恶蒙蔽恶人的口（《箴言》第10节第11小节）”。同样，由于反对者拿不出确凿证据，所以无法推翻这个疑点。死海古卷的发现，同样为这类问题给出了答案。死海古卷这句经文的记载，与现在流行的《旧约圣经》不同，而恰恰与人们一直怀疑的那句经文一致。说明后世在翻译《圣经》时，篡改了这句经文。
与前文提到的原因类似，后来的编纂者之所以篡改经文原貌，也是为教廷利益服务的。篡改前的经文（恶人的口只有恶事，义人口中的事却不能隐藏），强调“恶人”的嘴里只有恶事，对恶人的鞭笞和攻击较强。而篡改后的经文（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恶蒙蔽恶人的口），强调“恶人”的口是被“强恶”蒙蔽的，突出了恶人的被动受害者属性。
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死海古卷现藏于馆中
由于死海古卷的特殊价值和地位，以色列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允许极个别被选中的学者接触古卷。这些学者负责整理古卷残片和文字。由于研究人员数量太少，对死海古卷的整理工作又难度极大，所以整理工作进行了十几年，其成果都没有被公开。例如，死海古卷中有超过25000个很小的残片，研究者要像拼拼图一样，尽量还原残卷原貌，而他们却没有这个“拼图”的模板，因而不得不根据他们强大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完成这一工作。成果久久不能公布，招致了学术界和爱好者的广泛批评，批评这些学者“效率低下”以及“私吞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等等。在全世界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以色列方面不得不增加了一些学者参与研究，其中不乏一些以色列以外的学者。
这些学者将极个别的死海古卷残片，带到国外研究，后来，以色列干脆将这些残片（数量极少）赠送给国外作为礼物，珍藏在欧洲和美洲各地的博物馆里。当然，绝大多数古卷还是珍藏于以色列国家博物馆里。这些残卷每年都会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览。死海古卷的发现，是人类考古学历史上耀眼的皇冠和奇迹之一，为无数业内外人士带来了无尽价值，更为圣经学者提供了一份饕餮大餐，足以在未来几十年内，给他们带来无数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