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北辰 狂欢过后，一切趋于平静，今年双11在喧嚣中结束。按照惯例，接下来的一周，就是大众对快递包裹的望眼欲穿。 今年天猫双11共创造了12.92亿个订单。12日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也赶往中通，圆通，韵达，申通等快递公司，表示“感谢全国300多万物流人，大家创造了新的世界物流高峰。” 而几乎就在等待快递小哥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刷到一条新闻，读到一个久违的名词：“零工经济”。 最近，58同镇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对1.6万余名县域居民进行调研，发布了一份《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根据报告显示，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如网约车，外卖，网店等职业。“互联网+”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这意味着，网络已深深植根于下沉市场用工领域，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经济已成为县域民生的重要支撑。 早在许多年前，就有学者断言，零工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大重要的经济形态。而在当代中国，零工经济也已随互联网的下沉直达广大县镇。 什么是零工经济？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写道：“如果把当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而这把尺子的两端，正日趋由互联网搭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身披不同的颜色，终日穿梭于城市中间，维系着当代人的效率与体面。 其实谈及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多少有些误区，比如打零工“是因为经济低迷”，“是找到稳定工作前的过渡期”。事实上，大概两年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破除过这些误区。 首先，全世界投身零工经济的人并不少。在欧美，有10%到15%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还有10%到15%的人把打零工作为主业之外的副业。MBO Partners连续9年发布的《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状况报告》同样显示，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在持续增长，2019年达到4110万人，他们过去一年创造的收入价值1.28万亿，相当于美国2018年GDP的6.2%，等于西班牙GDP的总值。 其次，零工经济的井喷与全球经济的低迷并无正相关。相反，受益于灵活的工作形式和较低的准入门槛，自由职业有可能促进宏观经济的复苏，解决部分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调查显示，欧美国家就业市场中有1亿不完全就业人口，都表示想要更多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打零工看起来并非是某种“过渡”。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大约70%的自由职业者是自愿打零工，且与传统行业的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更为满意。 尤其在中国，也许是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某种乐观，也许是刻意渲染对城市中产处境的悲观，在一些传播甚广的文章中，互联网甚至“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阶层的壁垒。” 当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新事物出现，有人看到明面，自有人翻到暗面，自诞生以来，对零工经济的利弊一直都有争端。 早在两年前，《自然》杂志一篇文章就曾发问：零工经济是为人带来福利，还是增加了“剥削”？就像人性底色总在“自由”和“安全”两端摇摆，尽管个体看似自由，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保障，社会缺少一张安全网为他们兜底。 而平台与个人之间的这道桥梁，也并不像想象中那般稳固。牛津大学数字地理学家马克·格雷汉姆团队调查的68%的受访者曾表示：网络平台给予的工作机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但在零工经济平台上，明显供大于求，劳动报酬很低，且工作要求往往很紧急，导致很多人必须加班加点——关于这一点，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应该深有体会。 更何况，自由职业者并非真的“自由”。 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曾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金融资本与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 而关于零工经济的未来，就像她总结的那样：“当‘互联网+’的浪潮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对这类强控制-弱契约用工模式的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据此，我们将得以窥见未来工作变迁的可能方向，并深刻理解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改变将要把劳动者带向何方。” 嗯，在某种程度上，零工经济是洞察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让人们知道，在稳定与自由，安逸与焦虑，沉闷与活力，公平与效率之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实都在不停地左右摇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摇摆的力度尽量舒适可控。 作者：李北辰，独立撰稿人，国内数十家媒体专栏作家，曾供职《南都周刊》《华夏时报》《财经》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