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崇商业,始于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人认为,西方之所以称霸,是以工商为本,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与西方进行“商战”的需要,必须振兴工商业以维护本民族的各种权利。受这股潮流的影响,即使是“顽固不化”的传统士大夫也转入工商实践,以图救国救民。
清末民初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一边口喊“民主、自由”,一边端着刺刀搞侵略,抢占地盘,又谈何仁义?20世纪爆发两场世界大战,是这种“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幸亏在1945年之后,西方调转了文化方向。
也因此,在这段时期内的中国知识精英应对西方的文化思考,也要辩证地看待,有所损益,不能一味全盘继承。准确地说,既不可照搬西方,也不能抄袭中国古代,而是运用理性,基于传统情势,依据现实语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证实天道正义,呈现良心。如此而来,既尊重传统,永持民族文化本位,又自生自发出“现代性”,产生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的民族文化。
工商业自有其价值,依据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不能说古代重视工商业,也不能说不重视工商业。即使古代有“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也不能说完全是“天经地义”的“真相”。农,排第二,但是在古代饱受虐待,也没几个士说几句公道话。古代知识、科技不发达,整个社会理性不足,持有理性的能力也参差不齐,商业利润又偏低,虽然如此,也不能说商人完全不承担社会责任。没有进入文献记录的“历史”,何其多!而进入文献记录的“历史”,因话语书写者也是“有限理性”的,也应当接受审判。
商业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方式确实不同。我们不能贬低任何一种思维方式。
在当今,人人平等,这是良心的共识。士、农、工、商,自然是平等的。因此,不能抬高一个阶级,贬低另外一个阶级,而公然违背良心,只会引发仁人志士的愤恨。
当今中国人有一个“宣传”思维误解,缺乏对知识中立和知识良心化的体认,总认为书写什么就是“宣传”什么的一些独断论,持怀疑主义。其实,书写商业史、商业文化,是探求商业发展之“事实判断”,再上升为“价值判断”,以求呈现良心。良心有内外,内之于心,外之于礼法。制器立法以成均,兴利除害,让每个公民(包括企业公民)更自由更健康,减少伤害和痛苦;承担应有的责任;创造更好的价值;创造更好的道德人,这是王船山所谓呈现良心。
二、近现代湘商的辉煌成就
今人谈起“湖湘文化”,大都会说,湖南人会打仗,会从政,不会经商。甚至于说,在一些人看来,“湘商”根本上不存在。如2006年,著名作家王跃文以一篇《尚需时日话湘商》引发空前的讨论,认为“自古更无湘商的说法”。王跃文先生是好的作家,但未必是好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就经不起证据检验。清末、民国时期,官方公报、名臣奏折与批牍、往来电报、私人书信等史料里面的“湘商”2个字屡见不鲜。
事实上,“湘商”在近现代的辉煌成就,不亚于湘学、湘军、湘政。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的研究,湖南帮(湘商)在财力、势力范围上虽不能与山西、陕西、江西、安徽等商帮相比,但在中国众多的地域性商帮当中,属中上水平,处于前几名。
与此同时,近现代湘商在实践之中,形成了一个崇祀王船山的新传统,推崇王船山为湘商文化始祖、湘商文化精神领袖。“道化湘商,船山是始祖;文宣宪义,我辈开新基。”2019年9月29日,恰逢夏历九月初一王船山圣诞400周年,公祭湘商文化始祖王船山仪式在长沙梓园举行。
在贵州、云南、广西,湘商是第一大势力的商帮。在扬州的盐商中,湘商唐仓崧、王辅周、魏次庚均为清末民初八大盐商之一。其中王辅周为八大盐商之首。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湘商也趁机成为新疆、甘肃一带的第一大商帮。
武汉在清朝、民国时期是世界十分重要的商业中心,湘商顺水北上武汉,算是实力最大的外地商帮。武汉鹦鹉洲最先为湖南益阳、宝庆竹木商帮开拓,到了同治年间,鹦鹉洲已全部为湘商所独占,形成了著名的五府十八帮。在武汉码头上,宝庆帮、益阳帮、安益帮是实力最大的三大商帮。宝庆帮在武汉打出宝庆码头,向来是一个典型的湘商故事。有清—代,湖南茶始终是武汉茶叶市场的大宗商品,而武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市场,茶业公会以湖南帮、山西帮、湖北帮、广东帮、江西帮、江南帮(江、浙、皖帮)为主 ,其中以湖南帮势力最为雄厚,计有会员 24 家,山西帮、湖北帮、广东帮次之,各有会员十家左右。
在湖南本土,湘潭、益阳、常德、洪江等地,是传统的商业中心。据当今学术界研究,沅水是通往东南亚的商业交通要道。早在唐朝,长沙窑是“一带一路”上的珍宝,其所生产的陶器已出口东亚、东南亚、北非、西亚。明清时期,湘潭、益阳是湖南第一、第二商业中心,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美誉。湘潭独占地利,是连接广州、武汉的中转站。长沙开埠和粤汉铁路修通后,长沙逐步取代湘潭的地位,成为湖南第一商业中心。
魏源,作为思想家,是一个著名的“红人”。但是,很少有人晓得魏源出身湘商世家,魏源本身也有过经商经历。在陶澍改革江淮盐务之时,魏源带头买卖盐票,先是亏本,后来发了大财,为此有本钱买别墅,安心写《海国图志》,出版系列著作,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理想。
湘商领袖黄冕,早年追随陶澍,担任过两淮盐大使,在鸦片战争中失职,后被迫回湘经商,以盐、茶、金融业为主,开有永泰金号。太平军炸开长沙城一个缺口,他捐款抢修。他又帮曾国藩筹饷、铸炮,将功补过。在朱昌琳之前,黄冕家族是湖南首富。黄冕的儿子黄济,曾任重庆知府。黄冕的孙子黄锳与胞妹黄琼、堂妹许黄萱祜等捐资创办影珠女学(后改隐储女校)。
湘商领袖朱昌琳,以买卖粮食起家,后来扩大至茶叶、食盐、金融等行业,被称为是清末湘商首富。朱昌琳是郭嵩焘的好帮手,郭嵩焘创办禁烟公社、思贤讲舍等,朱昌琳负责经费筹集和日常事务工作。郭嵩焘祭祀王船山,朱昌琳是第一热心者。据说,朱昌琳在家里有木主(牌位),也悬挂有王船山画像,早晚祭祀王船山,每天要读王船山的书。有人问其聚财要诀,答曰:“务审时,如治国。”可见朱昌琳对王船山思想了如指掌。他受王船山思想影响,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办赈济,设医院,行募捐,颇多善举,并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资助。
还有一个湘商领袖魏鹤林,主要经营茶业、盐业、金融业等,实力与朱昌琳并驾齐驱。魏鹤林也是推崇王船山,读王船山的书。
还有一个平江的湘商领袖凌堂卿,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子承父业,开始经商,自平江扩张到长江流域。
龙璋,作为士绅领袖,也曾参与过郭嵩焘祭祀王船山的仪式。后来,龙璋成为了革命领袖、湘商领袖。船山学社成立初期,龙璋又是骨干力量。丁文江小时候家里贫穷,龙璋见他聪颖好学,收为徒弟,并提供资助,后来又安排胡子靖带他留学日本。日后,丁文江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士绅领袖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与岳麓书院山长、城南书院山长,被称作“保守派”,但在清末商业化大潮之中,他十分积极,与书法家黄自元、蒋德钧、陈文玮等人集资,创办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士绅领袖叶德辉,也被称作“保守派”,出身商业世家,中过进士,不愿当官,回家做学问和经商,是湖南第一藏书家、出版家。他是坡子街商团领袖,曾担任过长沙、善化两县总商团总、湘岸淮湘公所所长、盐业公会会长等职。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云:“贩安化茶致富:光绪年间湖南一省以贩运安化红茶至俄国出售后皆成巨富。其中尤以湘潭叶焕彬吏部德辉、¨¨余介卿观察金声、长沙朱雨田阁学¨¨三人为巨擘。三家之中,又以朱雨田阁学称最。”可知,朱昌琳、叶德辉都经营过安化茶。
朱紫桂,湘乡茶商,以侠义闻名,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侠商”之美誉。《清稗类钞》云:“朱紫桂业茶致富:湘乡朱紫桂,初赤贫,读书村塾,三月而辍,以樵采营生。成童,执爨于米肆,甚勤。巨商刘某委之司店事,尤干练。越数年,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时同治丁卯也。紫桂既小康,即以少失学为憾,而补读。既而逐岁贸茶,集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朱紫桂本是茶商刘麟郊的店员,特别有商业头脑,于是刘麟郊与朱紫桂合股经营,转战于湘潭、武汉之间,后来朱紫桂带领兄弟独立经营,成为武汉这个世界茶叶市场上的湘商领袖。朱紫桂致富之后,为弥补早年没读书的遗憾,每天读儒家经典,一是王船山的著作,一是《四书集注》,一是王阳明的著作。
朱紫桂家族作为外贸大茶商,也是清末湖南的首富,“远近闻其名,持片纸走天下,声号冠湖湘”。因此,“湖南茶税收入大增,官私饶足,几达四五十年”。在朱氏家族的示范下,湖南茶业贸易高潮迭起,湘中地区一大批茶业奇才纵横捭阖于武汉、湖南。如辛亥革命中上海起义的安化李燮和父亲李春轩是著名茶商。如戴海鲲,今双峰县三塘铺镇东合村人。戴海鲲在湘乡简易师范毕业后,一度以教书谋生,后来下海经商。他在汉口、安化、新化等地设茶庄,先后担任汉口长郡会馆会长,汉口茶叶工会主席。1936年,受命为中国茶叶公司总茶师兼汉口分公司经理。1940年任中国茶叶总公司顾问兼湖南分公司副经理。随着商业版图的开疆拓土,他相继在广州、香港、上海、重庆及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设茶庄或联号,其声望与事业,盛极一时。
朱紫桂亲自培养了湖南现代银行业的金融资本家朱奎峰。朱奎峰是秀才出身,40岁才开始经商,最初帮朱紫桂经营茶业,后来扩张到矿业、金融业等,在1914至1930年入股湖南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
劳氏家族的九芝堂,湖南中药业的典范。劳氏自江苏、浙江迁入湖南,浙江劳氏读书,江苏劳氏经商。浙江劳氏出了一个军政要人劳崇光,其岳父贺长龄,都是王船山的粉丝。贺长龄、罗绕典刊刻过王船山的《宋论》《思问录内外篇》。九芝堂是江苏劳氏创建的。据劳崇光的记载,两派劳氏交往密切,九芝堂的重要人物均与劳崇光以及其父亲有深交。劳崇光将王船山真精神注入了九芝堂,形成了九芝堂文化。
衡山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也是湘商领袖。尤其是聂云台,作为曾国藩的外孙,拥有先天的名望,主掌恒丰纱厂,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聂云台、张謇、荣宗敬、穆藕初,被时贤称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四大巨子。
中国民族化工之父范旭东,是王船山的粉丝,他创办永利碱厂、永利硫酸铔厂、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合称“永久黄”事业团体,立下四大信条,可谓为中国近现代企业文化立法。
禹之谟,字稽亭,湘乡(今属双峰)人。他少小从文习武,有侠客之行,扶危济困。他工书法、篆刻,又能作诗文,还精通历算,不屑于科举。1903年,禹之谟创立湘潭毛巾厂,是为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他又创办湖南工业学堂、惟一学堂(今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湘乡驻省中学(今湘乡一中)、邵阳中学堂、永州中学堂、衡州中学堂等。他曾被推举为湖南商会会董、湖南教育会会长、湖南学生自治会总干事。
湘潭梁焕奎家族,湖南矿业的大亨,创办华昌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锑矿所提炼产品畅销世界,曾经红极一时。梁焕奎是举人出身,自幼熟读王船山的书。湖南图书馆,梁焕奎家族是主要创始人。
此外,自清末崇尚商业以来,湖南的军政要人、文化名流、辛亥革命领袖大都有创办实业的经历,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李燮和、杨度。杨度当过梁焕奎的华昌公司总经理,而蔡锷也入了股。蔡锷为护国军筹措经费,派人回湘提款,梁焕奎立即支付。
三、为什么湘商领袖们喜爱读王船山的书?
商领袖们会经商,大都从小喜爱读王船山的书。真可谓“道化湘商,船山是始祖;文宣宪义,我辈开新基”!
这也不算什么,王船山是湖南精神的始祖、中国精神的火种、天下的良心,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在有良心的正义之士之间是“必读书”,并且从小就开始读。如章太炎9岁、谭嗣同10岁、熊十力13岁、谭人凤13岁、黄侃14岁、蔡锷16岁、张默君16岁、于右任17岁开始读王船山的书。状元、东南实业领袖、大生纱厂创始人、苏商精神领袖张謇,15岁开始读王船山的书。
另外,王船山的书,教人勇于担当责任,鼓励人争作领袖、圣贤、开山祖师。这有点励志的味道,也是让人喜爱读的原因吧。
湘商领袖禹之谟,他6岁入私塾,开始读王船山的书,一生最喜欢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范旭东14岁开始饱读王船山的书,受王船山《黄书》“建黄中”的影响,将其事业团体命名为“永久黄”,立下“永久黄”四大信条,即是王船山的真精神:“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湘商领袖龙璋从小熟读王船山的书,也追随郭嵩焘崇祀王船山,一生服膺船山真精神,以王船山思想出题收徒。龙璋经商发财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了救国救民,所以他为辛亥革命捐款多达30万银元。
作为保守派的湘商领袖王先谦、叶德辉,是学问通博的学者,自然饱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朱昌琳追随郭嵩焘崇祀王船山,在家里设有王船山木主,早晚祭拜王船山,每天要读王船山的书。湘商领袖魏鹤林也是推崇王船山,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朱紫桂,致富之后弥补早年没读书的遗憾,每天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聂云台,继承家学,从小喜爱读外祖父曾国藩编的《船山遗书》。聂云台晚年重视家风建设,非常推崇家规家教,创办聂氏家族讲会,曰聂氏家庭集益会,创办《聂氏家言旬刊》(曾用名《家声》、《聂氏家语》等)。这是当今十分流行的家族企业的“家族办公室”的源头。聂云台还写过《保富法》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过经商或办实业经历的一些人,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李燮和、杨度都是王船山的粉丝,饱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读王船山的书。
其实,近现代最有名的儒商张謇,21岁开始读王船山的书。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东南实业领袖,一生践行王船山真精神。张謇21岁时读《船山遗书》时已参悟其道,并说“识得禹功兼贾策,船山不是一经儒”,大意是懂得大禹、贾让治水之道,即认为王船山精通治国平天下之道和儒家为商之道,并非只是一个传经之儒。
湘商领袖为什么喜爱读王船山的书?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可以开出民主和科学,引导人担当责任,创造更好的价值,创造更好的道德人。湘商领袖为证实自己的良心,喜爱读王船山的书。二是王船山的春秋公羊学“建黄中、一天下”思想有吸引力,反清复“明”非常契合人心。三是王船山精通经济学、法学,其经济宪义契合湘商的价值追求。1906年,《东方杂志》刊登了《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一文。此文认为,英国亚当·斯密与王船山的经济学思想相同,称颂王船山是“我国最大计学家”。计学家,即经济学家。但是,王船山早于亚当·斯密近100年。“勇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世人认可和政府采用,然而王船山的经济思想没有享受此待遇。四是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军政要人、文化名流与维新派、革命派大都在疯狂地阅读王船山的书,推举王船山为精神领袖,将王船山视为“湖南精神”的始祖、“中国精神”的火种,寻找自身言行的合法合理性依据。近现代的湘商领袖也不例外了,竞相读王船山的书,追认王船山为湘商文化始祖,建构湘商文化的合理合法的依据,创造湘商文化新传统。
也可以说,在古代中国,还有一个“赏善罚恶”的前提,如今看来也是一个“原因”。《尚书》上说,“天讨有罪”,“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可视为“赏善罚恶”,永持正义。上天为了捍卫正义,命令正义的担当者讨伐不义之人,保证有德者得福。失职、失责,不义,会受到惩罚,会迫使人读书求道,修德致福。相反,人的言行不受制约,天不讨有罪,会放纵恶人横行,读书也没什么现实价值了。
一言以蔽之,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有证实良心、正义的法宝。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王船山是一声雷,不读王船山的书,正义不张,良心难受。
近现代湖南人从陶澍、邓显鹤开始推崇王船山为“湖南精神”始祖、湖湘文化精神领袖,到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推崇王船山以建立“湘军”神话,再到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章士钊、黄兴、蔡锷、宋教仁、刘人熙、杨昌济推崇王船山,花了100多年时间使得湖湘文化走向最高峰。可以说,王船山是近现代湖南人、湖湘文化崛起的“第一推动力”。
在当时,宋恕、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林森、于右任、胡汉民推崇王船山为“中国精神”的火种、“天下”的良心,也实现了王船山的部分理想。因为王船山是中国的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所以被推举为“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洪门五大始祖之一。
王船山生前有两个预言,一是“吾书二百年后始显”,这个预言已实现;二是“五百年后吾道大昌”,这个预言还需要将近200年时间。因此说,王船山的理想尚未完全实现,仍需努力,要坚苦奋斗。站在“於穆不已”的角度看,端正中华文化慧命方向,是永恒的事情,何止200年、500年?
今天的湘商领袖们有无必要重读王船山的书呢?当然十分有必要了。一是继承湖湘文化传统,做好一个湖南人。二是王船山的春秋公羊学“建黄中、一天下”思想是一个永远未成待续的事情,需要时刻操持以端正中华文化的慧命方向,做好一个中国人。三是王船山作为湘商文化始祖、湘商文化精神领袖,是湘商文化世代相继正义的源头,继承王船山的真精神,继承湘商文化传统,以做好一个新时代的湘商领袖,早日实现湘商复兴。四是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高峰,王船山经济学、法学思想仍有价值,其经济宪义未成待续。而王船山领导学、王船山管理学,更是湘商的必备修炼工夫。五是呈现良心,持有正义,在新时代以身立法,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为世界未来文化开辟新方向。
不呈现良心,不永持正义,无有商德,湘商又何以立世?
有良心的正义之士,当然会读王船山的书。王船山引导人制器立法以成均,让人呈现良心,永持正义。
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100年之后,200年之后,500年之后,仍然不会过时,因为良心会永明,正义会永持。
《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12月第2版。第1版定价98元,第2版定价1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