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崇商业，始于清末“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人认为，西方之所以称霸，是以工商为本，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与西方进行“商战”的需要，必须振兴工商业以维护本民族的各种权利。受这股潮流的影响，即使是“顽固不化”的传统士大夫也转入工商实践，以图救国救民。

清末民初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一边口喊“民主、自由”，一边端着刺刀搞侵略，抢占地盘，又谈何仁义？20世纪爆发两场世界大战，是这种“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幸亏在1945年之后，西方调转了文化方向。

也因此，在这段时期内的中国知识精英应对西方的文化思考，也要辩证地看待，有所损益，不能一味全盘继承。准确地说，既不可照搬西方，也不能抄袭中国古代，而是运用理性，基于传统情势，依据现实语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证实天道正义，呈现良心。如此而来，既尊重传统，永持民族文化本位，又自生自发出“现代性”，产生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的民族文化。

工商业自有其价值，依据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不能说古代重视工商业，也不能说不重视工商业。即使古代有“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也不能说完全是“天经地义”的“真相”。农，排第二，但是在古代饱受虐待，也没几个士说几句公道话。古代知识、科技不发达，整个社会理性不足，持有理性的能力也参差不齐，商业利润又偏低，虽然如此，也不能说商人完全不承担社会责任。没有进入文献记录的“历史”，何其多！而进入文献记录的“历史”，因话语书写者也是“有限理性”的，也应当接受审判。

商业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方式确实不同。我们不能贬低任何一种思维方式。

在当今，人人平等，这是良心的共识。士、农、工、商，自然是平等的。因此，不能抬高一个阶级，贬低另外一个阶级，而公然违背良心，只会引发仁人志士的愤恨。

当今中国人有一个“宣传”思维误解，缺乏对知识中立和知识良心化的体认，总认为书写什么就是“宣传”什么的一些独断论，持怀疑主义。其实，书写商业史、商业文化，是探求商业发展之“事实判断”，再上升为“价值判断”，以求呈现良心。良心有内外，内之于心，外之于礼法。制器立法以成均，兴利除害，让每个公民（包括企业公民）更自由更健康，减少伤害和痛苦；承担应有的责任；创造更好的价值；创造更好的道德人，这是王船山所谓呈现良心。

二、近现代湘商的辉煌成就

今人谈起“湖湘文化”，大都会说，湖南人会打仗，会从政，不会经商。甚至于说，在一些人看来，“湘商”根本上不存在。如2006年，著名作家王跃文以一篇《尚需时日话湘商》引发空前的讨论，认为“自古更无湘商的说法”。王跃文先生是好的作家，但未必是好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就经不起证据检验。清末、民国时期，官方公报、名臣奏折与批牍、往来电报、私人书信等史料里面的“湘商”2个字屡见不鲜。

事实上，“湘商”在近现代的辉煌成就，不亚于湘学、湘军、湘政。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的研究，湖南帮（湘商）在财力、势力范围上虽不能与山西、陕西、江西、安徽等商帮相比，但在中国众多的地域性商帮当中，属中上水平，处于前几名。

与此同时，近现代湘商在实践之中，形成了一个崇祀王船山的新传统，推崇王船山为湘商文化始祖、湘商文化精神领袖。“道化湘商，船山是始祖；文宣宪义，我辈开新基。”2019年9月29日，恰逢夏历九月初一王船山圣诞400周年，公祭湘商文化始祖王船山仪式在长沙梓园举行。

在贵州、云南、广西，湘商是第一大势力的商帮。在扬州的盐商中，湘商唐仓崧、王辅周、魏次庚均为清末民初八大盐商之一。其中王辅周为八大盐商之首。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湘商也趁机成为新疆、甘肃一带的第一大商帮。

武汉在清朝、民国时期是世界十分重要的商业中心，湘商顺水北上武汉，算是实力最大的外地商帮。武汉鹦鹉洲最先为湖南益阳、宝庆竹木商帮开拓，到了同治年间，鹦鹉洲已全部为湘商所独占，形成了著名的五府十八帮。在武汉码头上，宝庆帮、益阳帮、安益帮是实力最大的三大商帮。宝庆帮在武汉打出宝庆码头，向来是一个典型的湘商故事。有清—代，湖南茶始终是武汉茶叶市场的大宗商品，而武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市场，茶业公会以湖南帮、山西帮、湖北帮、广东帮、江西帮、江南帮(江、浙、皖帮)为主 ，其中以湖南帮势力最为雄厚，计有会员 24 家，山西帮、湖北帮、广东帮次之，各有会员十家左右。

在湖南本土，湘潭、益阳、常德、洪江等地，是传统的商业中心。据当今学术界研究，沅水是通往东南亚的商业交通要道。早在唐朝，长沙窑是“一带一路”上的珍宝，其所生产的陶器已出口东亚、东南亚、北非、西亚。明清时期，湘潭、益阳是湖南第一、第二商业中心，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美誉。湘潭独占地利，是连接广州、武汉的中转站。长沙开埠和粤汉铁路修通后，长沙逐步取代湘潭的地位，成为湖南第一商业中心。

魏源，作为思想家，是一个著名的“红人”。但是，很少有人晓得魏源出身湘商世家，魏源本身也有过经商经历。在陶澍改革江淮盐务之时，魏源带头买卖盐票，先是亏本，后来发了大财，为此有本钱买别墅，安心写《海国图志》，出版系列著作，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理想。

湘商领袖黄冕，早年追随陶澍，担任过两淮盐大使，在鸦片战争中失职，后被迫回湘经商，以盐、茶、金融业为主，开有永泰金号。太平军炸开长沙城一个缺口，他捐款抢修。他又帮曾国藩筹饷、铸炮，将功补过。在朱昌琳之前，黄冕家族是湖南首富。黄冕的儿子黄济，曾任重庆知府。黄冕的孙子黄锳与胞妹黄琼、堂妹许黄萱祜等捐资创办影珠女学（后改隐储女校）。

湘商领袖朱昌琳，以买卖粮食起家，后来扩大至茶叶、食盐、金融等行业，被称为是清末湘商首富。朱昌琳是郭嵩焘的好帮手，郭嵩焘创办禁烟公社、思贤讲舍等，朱昌琳负责经费筹集和日常事务工作。郭嵩焘祭祀王船山，朱昌琳是第一热心者。据说，朱昌琳在家里有木主（牌位），也悬挂有王船山画像，早晚祭祀王船山，每天要读王船山的书。有人问其聚财要诀，答曰：“务审时，如治国。”可见朱昌琳对王船山思想了如指掌。他受王船山思想影响，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办赈济，设医院，行募捐，颇多善举，并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资助。

还有一个湘商领袖魏鹤林，主要经营茶业、盐业、金融业等，实力与朱昌琳并驾齐驱。魏鹤林也是推崇王船山，读王船山的书。

还有一个平江的湘商领袖凌堂卿，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子承父业，开始经商，自平江扩张到长江流域。

龙璋，作为士绅领袖，也曾参与过郭嵩焘祭祀王船山的仪式。后来，龙璋成为了革命领袖、湘商领袖。船山学社成立初期，龙璋又是骨干力量。丁文江小时候家里贫穷，龙璋见他聪颖好学，收为徒弟，并提供资助，后来又安排胡子靖带他留学日本。日后，丁文江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士绅领袖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与岳麓书院山长、城南书院山长，被称作“保守派”，但在清末商业化大潮之中，他十分积极，与书法家黄自元、蒋德钧、陈文玮等人集资，创办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士绅领袖叶德辉，也被称作“保守派”，出身商业世家，中过进士，不愿当官，回家做学问和经商，是湖南第一藏书家、出版家。他是坡子街商团领袖，曾担任过长沙、善化两县总商团总、湘岸淮湘公所所长、盐业公会会长等职。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云：“贩安化茶致富：光绪年间湖南一省以贩运安化红茶至俄国出售后皆成巨富。其中尤以湘潭叶焕彬吏部德辉、¨¨余介卿观察金声、长沙朱雨田阁学¨¨三人为巨擘。三家之中，又以朱雨田阁学称最。”可知，朱昌琳、叶德辉都经营过安化茶。

朱紫桂，湘乡茶商，以侠义闻名，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侠商”之美誉。《清稗类钞》云：“朱紫桂业茶致富：湘乡朱紫桂，初赤贫，读书村塾，三月而辍，以樵采营生。成童，执爨于米肆，甚勤。巨商刘某委之司店事，尤干练。越数年，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时同治丁卯也。紫桂既小康，即以少失学为憾，而补读。既而逐岁贸茶，集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朱紫桂本是茶商刘麟郊的店员，特别有商业头脑，于是刘麟郊与朱紫桂合股经营，转战于湘潭、武汉之间，后来朱紫桂带领兄弟独立经营，成为武汉这个世界茶叶市场上的湘商领袖。朱紫桂致富之后，为弥补早年没读书的遗憾，每天读儒家经典，一是王船山的著作，一是《四书集注》，一是王阳明的著作。

朱紫桂家族作为外贸大茶商，也是清末湖南的首富，“远近闻其名，持片纸走天下，声号冠湖湘”。因此，“湖南茶税收入大增，官私饶足，几达四五十年”。在朱氏家族的示范下，湖南茶业贸易高潮迭起，湘中地区一大批茶业奇才纵横捭阖于武汉、湖南。如辛亥革命中上海起义的安化李燮和父亲李春轩是著名茶商。如戴海鲲，今双峰县三塘铺镇东合村人。戴海鲲在湘乡简易师范毕业后，一度以教书谋生，后来下海经商。他在汉口、安化、新化等地设茶庄，先后担任汉口长郡会馆会长，汉口茶叶工会主席。1936年，受命为中国茶叶公司总茶师兼汉口分公司经理。1940年任中国茶叶总公司顾问兼湖南分公司副经理。随着商业版图的开疆拓土，他相继在广州、香港、上海、重庆及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设茶庄或联号，其声望与事业，盛极一时。

朱紫桂亲自培养了湖南现代银行业的金融资本家朱奎峰。朱奎峰是秀才出身，40岁才开始经商，最初帮朱紫桂经营茶业，后来扩张到矿业、金融业等，在1914至1930年入股湖南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

劳氏家族的九芝堂，湖南中药业的典范。劳氏自江苏、浙江迁入湖南，浙江劳氏读书，江苏劳氏经商。浙江劳氏出了一个军政要人劳崇光，其岳父贺长龄，都是王船山的粉丝。贺长龄、罗绕典刊刻过王船山的《宋论》《思问录内外篇》。九芝堂是江苏劳氏创建的。据劳崇光的记载，两派劳氏交往密切，九芝堂的重要人物均与劳崇光以及其父亲有深交。劳崇光将王船山真精神注入了九芝堂，形成了九芝堂文化。

衡山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也是湘商领袖。尤其是聂云台，作为曾国藩的外孙，拥有先天的名望，主掌恒丰纱厂，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聂云台、张謇、荣宗敬、穆藕初，被时贤称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四大巨子。

中国民族化工之父范旭东，是王船山的粉丝，他创办永利碱厂、永利硫酸铔厂、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合称“永久黄”事业团体，立下四大信条，可谓为中国近现代企业文化立法。

禹之谟，字稽亭，湘乡（今属双峰）人。他少小从文习武，有侠客之行，扶危济困。他工书法、篆刻，又能作诗文，还精通历算，不屑于科举。1903年，禹之谟创立湘潭毛巾厂，是为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他又创办湖南工业学堂、惟一学堂（今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湘乡驻省中学（今湘乡一中）、邵阳中学堂、永州中学堂、衡州中学堂等。他曾被推举为湖南商会会董、湖南教育会会长、湖南学生自治会总干事。

湘潭梁焕奎家族，湖南矿业的大亨，创办华昌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锑矿所提炼产品畅销世界，曾经红极一时。梁焕奎是举人出身，自幼熟读王船山的书。湖南图书馆，梁焕奎家族是主要创始人。

此外，自清末崇尚商业以来，湖南的军政要人、文化名流、辛亥革命领袖大都有创办实业的经历，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李燮和、杨度。杨度当过梁焕奎的华昌公司总经理，而蔡锷也入了股。蔡锷为护国军筹措经费，派人回湘提款，梁焕奎立即支付。

三、为什么湘商领袖们喜爱读王船山的书？

商领袖们会经商，大都从小喜爱读王船山的书。真可谓“道化湘商，船山是始祖；文宣宪义，我辈开新基”！

这也不算什么，王船山是湖南精神的始祖、中国精神的火种、天下的良心，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在有良心的正义之士之间是“必读书”，并且从小就开始读。如章太炎9岁、谭嗣同10岁、熊十力13岁、谭人凤13岁、黄侃14岁、蔡锷16岁、张默君16岁、于右任17岁开始读王船山的书。状元、东南实业领袖、大生纱厂创始人、苏商精神领袖张謇，15岁开始读王船山的书。

另外，王船山的书，教人勇于担当责任，鼓励人争作领袖、圣贤、开山祖师。这有点励志的味道，也是让人喜爱读的原因吧。

湘商领袖禹之谟，他6岁入私塾，开始读王船山的书，一生最喜欢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范旭东14岁开始饱读王船山的书，受王船山《黄书》“建黄中”的影响，将其事业团体命名为“永久黄”，立下“永久黄”四大信条，即是王船山的真精神：“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湘商领袖龙璋从小熟读王船山的书，也追随郭嵩焘崇祀王船山，一生服膺船山真精神，以王船山思想出题收徒。龙璋经商发财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了救国救民，所以他为辛亥革命捐款多达30万银元。

作为保守派的湘商领袖王先谦、叶德辉，是学问通博的学者，自然饱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朱昌琳追随郭嵩焘崇祀王船山，在家里设有王船山木主，早晚祭拜王船山，每天要读王船山的书。湘商领袖魏鹤林也是推崇王船山，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朱紫桂，致富之后弥补早年没读书的遗憾，每天读王船山的书。

湘商领袖聂云台，继承家学，从小喜爱读外祖父曾国藩编的《船山遗书》。聂云台晚年重视家风建设，非常推崇家规家教，创办聂氏家族讲会，曰聂氏家庭集益会，创办《聂氏家言旬刊》（曾用名《家声》、《聂氏家语》等）。这是当今十分流行的家族企业的“家族办公室”的源头。聂云台还写过《保富法》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过经商或办实业经历的一些人，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李燮和、杨度都是王船山的粉丝，饱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读王船山的书。

其实，近现代最有名的儒商张謇，21岁开始读王船山的书。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东南实业领袖，一生践行王船山真精神。张謇21岁时读《船山遗书》时已参悟其道，并说“识得禹功兼贾策,船山不是一经儒”，大意是懂得大禹、贾让治水之道，即认为王船山精通治国平天下之道和儒家为商之道，并非只是一个传经之儒。

湘商领袖为什么喜爱读王船山的书？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可以开出民主和科学，引导人担当责任，创造更好的价值，创造更好的道德人。湘商领袖为证实自己的良心，喜爱读王船山的书。二是王船山的春秋公羊学“建黄中、一天下”思想有吸引力，反清复“明”非常契合人心。三是王船山精通经济学、法学，其经济宪义契合湘商的价值追求。1906年，《东方杂志》刊登了《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一文。此文认为，英国亚当·斯密与王船山的经济学思想相同，称颂王船山是“我国最大计学家”。计学家，即经济学家。但是，王船山早于亚当·斯密近100年。“勇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世人认可和政府采用，然而王船山的经济思想没有享受此待遇。四是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军政要人、文化名流与维新派、革命派大都在疯狂地阅读王船山的书，推举王船山为精神领袖，将王船山视为“湖南精神”的始祖、“中国精神”的火种，寻找自身言行的合法合理性依据。近现代的湘商领袖也不例外了，竞相读王船山的书，追认王船山为湘商文化始祖，建构湘商文化的合理合法的依据，创造湘商文化新传统。

也可以说，在古代中国，还有一个“赏善罚恶”的前提，如今看来也是一个“原因”。《尚书》上说，“天讨有罪”，“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可视为“赏善罚恶”，永持正义。上天为了捍卫正义，命令正义的担当者讨伐不义之人，保证有德者得福。失职、失责，不义，会受到惩罚，会迫使人读书求道，修德致福。相反，人的言行不受制约，天不讨有罪，会放纵恶人横行，读书也没什么现实价值了。

一言以蔽之，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有证实良心、正义的法宝。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王船山是一声雷，不读王船山的书，正义不张，良心难受。

近现代湖南人从陶澍、邓显鹤开始推崇王船山为“湖南精神”始祖、湖湘文化精神领袖，到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推崇王船山以建立“湘军”神话，再到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章士钊、黄兴、蔡锷、宋教仁、刘人熙、杨昌济推崇王船山，花了100多年时间使得湖湘文化走向最高峰。可以说，王船山是近现代湖南人、湖湘文化崛起的“第一推动力”。

在当时，宋恕、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林森、于右任、胡汉民推崇王船山为“中国精神”的火种、“天下”的良心，也实现了王船山的部分理想。因为王船山是中国的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所以被推举为“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洪门五大始祖之一。

王船山生前有两个预言，一是“吾书二百年后始显”，这个预言已实现；二是“五百年后吾道大昌”，这个预言还需要将近200年时间。因此说，王船山的理想尚未完全实现，仍需努力，要坚苦奋斗。站在“於穆不已”的角度看，端正中华文化慧命方向，是永恒的事情，何止200年、500年？

今天的湘商领袖们有无必要重读王船山的书呢？当然十分有必要了。一是继承湖湘文化传统，做好一个湖南人。二是王船山的春秋公羊学“建黄中、一天下”思想是一个永远未成待续的事情，需要时刻操持以端正中华文化的慧命方向，做好一个中国人。三是王船山作为湘商文化始祖、湘商文化精神领袖，是湘商文化世代相继正义的源头，继承王船山的真精神，继承湘商文化传统，以做好一个新时代的湘商领袖，早日实现湘商复兴。四是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高峰，王船山经济学、法学思想仍有价值，其经济宪义未成待续。而王船山领导学、王船山管理学，更是湘商的必备修炼工夫。五是呈现良心，持有正义，在新时代以身立法，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为世界未来文化开辟新方向。

不呈现良心，不永持正义，无有商德，湘商又何以立世？

有良心的正义之士，当然会读王船山的书。王船山引导人制器立法以成均，让人呈现良心，永持正义。

王船山的书是良心之书、正义之书，100年之后，200年之后，500年之后，仍然不会过时，因为良心会永明，正义会永持。

《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12月第2版。第1版定价98元，第2版定价1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