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给戈尔巴乔夫撂下一句话：“如果您不辞去总统职务，我无法保证安全委员会继续支持您行使职权。”第二日傍晚，戈尔巴乔夫做出了足以影响世界百年格局的决定：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使苏联存活的希望彻底破灭。巧合的是，六十九年前的同一天，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列宁签署并同意了几个东欧国家加入苏维埃的决议。决议书中写道：苏维埃将永远存续，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苏维埃的地位。但这个坚定地宣言只存活了六十九年，而在它死亡时，列宁依旧躺在距离这间办公室不足数百米的地方。

通常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苏维埃国家的彻底消失。但苏联解体之后，其实还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名叫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简称德左共和国）。这个紧邻摩尔多瓦东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狭长国家，不但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国家制度，国旗和国徽全部保留了苏联时期的特点，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整个社会仍然弥漫着浓烈的苏联味道。这个先后被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了近四百年的国家，终于在苏联解体之后，迎来了独立。

国家制度方面，德左共和国仍然延续着苏联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公有制，是社会生产资料为集体而非私人所有的制度。马克思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公有制要求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而非资本家手里。”德左共和国由唯一的工人政党领导——将生产资料捏在国家手中。《宪法》中写着“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严格落实了公有制度。农业全部为国家所有，个体小农经济基本消失。对比苏联，当时的苏联也由唯一的工人政党领导，而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时期就已经解决。

除公有制外，德左共和国还继承了苏联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决策中实行集权制，并实行中央调节”。德左共和国的国家经济命脉行业如工业、农业、制造业等，全部掌控在国家手中。作为一个GDP总额不到14亿美元的国家，这一制度却使德左共和国政府财力相对雄厚，并成功度过了2008年经济危机，这一年失业率仅为4.1%，比当时欧洲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葡萄牙的失业率，还低3个百分点。

德左共和国与苏联最接近的，是按劳分配制度。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明按劳分配的本质：“每一位生产者给予社会的，是他的劳动量，他从社会中得到的，是符合他劳动量的回报。”其中“每位生产者只能得到符合他社会劳动量的回报”，是按劳分配思想的本质。《德左共和国劳动法》是德左共和国在按劳分配制度方面进行落实的法律文件。例如，其中有一条这样规定：“在制定薪资标准细则时，需要严格分清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凡是私人劳动，一律不计薪资，凡是社会劳动，一律计入薪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的严格遵循：如果个人劳动没有产生社会效益和价值，那这部分劳动的价值就只能体现在个人方面，就不是社会劳动量，也就无法从社会中得到回报。

德左共和国不但在各个方面都高度继承了苏联，其国土甚至还驻扎着一支苏联时期的红军：第十四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是苏联时期一支光荣的部队，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役，包括最后的柏林战役。柏林战役期间，第十四集团军第140独立坦克营和第290自行火炮营参与了战斗，并在攻克柏林动物园的战斗中成为中坚力量。现在驻扎在德左共和国的第十四集团军已改名为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由于德左共和国的国家主权一直存在敏感和争端，所以这支部队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

德左共和国的存在是诡异的。一方面，它是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活化石国家，另一方面，这颗活化石的国家制度已经远远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德左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一个可怜的弃子。那么，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此强大的国家集团，到底为何要解体？

戈尔巴乔夫

将任何历史问题归结于个人都是不合理的，但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确要负极大的责任，并需要担负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这一“罪名”。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莱亚德在其著作《俄罗斯重振雄风》中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两个决定，将苏联推向深渊：其一是在苏联实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二是如果东欧想抛弃共产主义，苏联将不予干涉。”

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原有的国家制度和经济体制已经显出严重疲态。例如农业方面，由于苏联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力发展重工业，同时引进当时发达国家的农业设备，使得苏联农业产量、农业种植需求，国民对农产品的数量和多样性等需求，与当时农业管理集中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农业技术已经可以满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和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的集中管控又不允许其快速发展。这一矛盾的结果是，苏联农民的种植意愿普遍下降，导致国家农业产量减少，严重依赖进口。这一矛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一九八三年达到顶峰，这一年的小麦贸易逆差达到近15亿美元，而三年前的这一数字，只有2亿多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一九八五年上台。上台后第二年，他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他对当时东欧国家出现的一些抛弃共产主义的倾向的态度，并明确提出苏联不会干涉这些东欧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戈尔巴乔夫做出这种承诺，并非是莫斯科对其它苏联国家的让步，而是戈尔巴乔夫在为即将到来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改革放风，但他在随后的改革方面，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经济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犯了“冒进错误”。《苏共二十七大纪实》中记载了当时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使国民收入在十五年内（1986-2001）翻一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量为4.7%。”结果，在改革的第二年，经济总量增量和国民收入增量都没有达到改革预期，前一项为4.1%，后一项为3.3%。更严重的是，由于改革前没有制定周祥的改革计划，没有将资源投入到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导致改革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接为六年后的苏联解体埋下隐患。

经济改革犯了冒进性错误，意识形态改革则犯了灾难性错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切感受到苏联需要开放，他的这一方向没有问题，但依然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列宁时期建立起来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写道：“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苏维埃的指导性意识形态，是刻不容缓的，是一切基础中的基础。”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在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领域，严格落实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长达几十年的反复教育下，苏联人民已经高度内化了这套意识形态。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等被苏联人民高度认可。相反，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改革过程中，并没有逐步地滴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大刀阔斧地灌输给苏联国民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决策直接导致苏联人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和担忧，当强烈的思想新潮涌入时，人们不可能迅速接受。

西方国家干预

除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面产生的众多错误外，苏联没有深刻意识到当时西方国家的外部干预，是其解体的外部原因。以美国为例，苏联解体前，美国对苏联及其周边国家的文化输出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正是这些文化输出，缓慢地蚕食着苏联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主流思想。例如，现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敌视，根本原因在于当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及其周边国家的干预。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接壤，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方面，将这两个国家列为重点对象。

西方国家向这些国家大量输出各类文化艺术产品，如书籍、影视、戏剧、绘画和音乐，无形中影响其人民的思想。而长期文化输出的结果，英国学者凯瑟琳·丹克斯在其著作《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中早有描述：“苏联（这里主要指俄罗斯）向其加盟国（如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廉价输出石油，而这些国家却将质量最好的商品输出到西方国家（西欧、北美）赚取外汇，而把质量最低劣的产品提供给苏联。”

除了文化输出，西方国家还对苏联卫星国进行革命输出，给这些国家埋下革命种子。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例。当时，由于匈牙利领导层在治国方面，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导致了匈牙利国民的强烈不满，结果在匈牙利国内爆发了革命。革命最终失败了，但这件事强烈地影响了匈牙利及其周边国家对苏联的态度，引发了他们对本国制度继承苏联制度的警醒和反感。匈牙利事件后，东欧许多国家相继爆发了类似革命，规模或大或小，但这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了：西方世界对苏联的蚕食是缓慢的，也是成功的。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革命输出，是导致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苏联解体遗留下了德左共和国这个弃儿，苏联时期的文化意识如幽灵般盘踞在德左共和国的土壤上，只是不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苏维埃国家，德左共和国还能支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