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远子

在马克斯·布罗德的笔下，卡夫卡是一个“非写不可”的文学圣徒。他的整个人生都建筑在文学事业之上，生活中再微不足道的时刻，也是他“创作冲动的标志和证明”。除此之外，布罗德还喜欢反复提醒读者留意卡夫卡眼中闪烁的热光：“宁可咬住生活，也不要咬自己的舌头。”“不要绝望，对你的不绝望也不要绝望。在一切似乎已经结束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力量，这正好意味着，你活着。”他说卡夫卡迈出了灰暗的绝望，走向明亮的绝望。

但在达尼埃尔·德马尔凯的传记《卡夫卡与少女们》里，卡夫卡却变得暧昧和复杂起来。在那本疑为伪作、但受到布罗德充分认可的《卡夫卡谈话录》里，卡夫卡几乎就没有谈过女性。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发现，卡夫卡终生都在绕着女人打转，简直就是一个靠吸少女的精气而存活的文学魔鬼。对于部分女性读者而言，这里的卡夫卡可能会让她们大失所望，甚至极其反感。

《卡夫卡与少女们》，（法）达尼埃尔·德马尔凯著，管筱明译，一頁folio|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9月版

不理解少女的风情

瞧，这个人。他处处留情，经常脚踩两只船，有时是三只。他用美妙的修辞来引诱少女，用才华来表达爱意。而在点燃对方的激情之后，他却又无法交出相等的火焰。所以他一再陷入“爱的险境”：“我爱一个姑娘，姑娘也爱我，可我不得不离开她。”他坚信“灵魂比肉体更能热烈而疯狂地相拥”（福楼拜语）。与肌肤相亲相比，他总是更愿意用书信交流。他用长篇大论来抚摸和折磨恋人，用她们哭泣的血“驱动”文学这架“机器”。作者德马尔凯甚至认为卡夫卡的大多数作品没有写完，是因为他从少女那里得到的光辉太过短暂，养料不足。

当然，书信里必须不时夹带照片，最好是童年时的照片。如果没有菲莉斯那张可爱的童年照，我们有理由怀疑卡夫卡甚至不会做出订婚的决定。永恒的少女是指引他升入文学殿堂的可怜的阶梯。一个想要登上峰顶的人必须忘掉身后的阶梯。

由此，我们想到一个本书作者并未明确提及的问题：这种依靠盘剥女性的情感来成就自我的“吸血”行为是否构成道德上的污点？

密伦娜，与卡夫卡相识于1920年。两人互相通信约一年半，数量可观，且极具文学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戳破一些泡沫。所有泡沫中飞得最高的那一朵无疑是爱情。在写给密伦娜的信里，卡夫卡直言不讳：“我爱的不是你，远不是你，而是我的生命，是通过你体现出来的我的生命。”这句并不动听的情话有着自私的真诚：如果我无法在你身上看见我自己，那么我还能爱你吗？生活是可悲的，但如果两个相爱的人都认同这一点，生活也许就没有那么凄凉。卡夫卡执迷于这种相认的瞬间，却忘了公认的爱情是拒绝不幸的。他并不理解少女的风情，而一个人是无法占有他所不理解的事物的。于是，他只能在爱情的大西洋上流亡，永远无法抵达幸福的“美国”。最后一个少女朵拉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卡夫卡的弥留之际，他已经没有力气在女人的眼睛里发现自己，他已经不再写作。

朵拉，卡夫卡最后的情人，和卡夫卡相识于1923年，两人相伴至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去世。

对女人的恐惧与迷醉

严格来讲，这世上有多少对恋人，就应有多少种爱情。但人们更愿去相信一种独立于所有解释之外的爱情，在这种情感之中，时间的刻度是“永远”，性只是点缀，所有要素都必须是欢快的。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却忘了爱情也在扼杀婚姻。守墓人卡夫卡选择在夜里睁大双眼。他“给予性欲很高的地位”，肯定爱与性之间的模糊地带。对女人的恐惧与迷醉交替支配着卡夫卡。肉体是救生圈，更是旋涡。在《城堡》里，那对恋人“就像两只在地上拼命刨来刨去的狗”，这种近乎惊悚的画面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卡夫卡也许会认同波德莱尔的判断：“爱情唯一而崇高的快乐在于确信自己在作恶。”由于对性爱之中的无聊与邪恶过于敏感，卡夫卡比同代人更早地进入了现代。

卡夫卡的夜晚因而是一个现代人的夜晚。“如果你说你爱我，我会惊恐万状；如果你说你不爱我，我会立即去死。”“有些人声称，因为有了太阳，我们才没有悲伤。他却认为，因为我们悲伤，所以没有太阳。”……也许我们可以说，所有被这些格言触动的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卡夫卡之夜。

这种体验很容易遭到不解的蔑视，卡夫卡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便充满了这样的困惑：你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艰辛，你甚至都没有饿过肚子，那么，你所说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坐在“靠背椅上统治世界”的父亲们未曾想过，这世上除了经济底层，还有精神底层。只不过和经济学的定义相反，在精神世界里，越丰富越饱满的人反而越是一穷二白。在逃离父母的尝试中，在抗拒工作的纠结中，在恐惧婚姻的寒颤中，卡夫卡感到自己一直活在“冥界的前厅”里，在“用一生来死亡”。

尤莉叶，1919年曾与卡夫卡有过短暂婚约。

在写给另一个少女闵策的信中，卡夫卡将生活之深渊说得更为透彻：“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自己的魔鬼，它折磨他，毁掉他的夜晚。这也说不上是好是坏，因为这就是生活：没有魔鬼，也就不可能有生活。因此，你内心诅咒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也就是说，要想顺利度过这样的卡夫卡之夜，必须承认并直面心底的魔鬼。

守住人的边界

我们无法斩妖除魔，却可以拥有一个驱魔仪式。对卡夫卡而言，这个仪式便是写作。不幸不会增加一个人的价值，但书写不幸可以，因为它能帮助人理解不幸。

卡夫卡相信一个应付不了生活的人，除了“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这命运的绝望”之外，还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这样的人“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谈话会马上并且永远失去其重要性，但如果将其记下来，“有时却会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他痛恨“与文学无关的一切”，为此他将写作的形式推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写作我需要独处一隅，不是像隐士，那还不够，而是像死人。”他必须像活死人一样住在地洞里写作，不这样做，他便无法“拂去寻死的念头”。

对卡夫卡而言，文学从来不是爱好，而是生命，是使命。他将文学发展成了宗教，写字桌是他的圣洗池，写字是他的祈祷，朗诵是他在唱赞美诗。于是，在卡夫卡与少女的情感纠葛之中，真正的问题也许只有一个：一个取悦于女人的人，是否还能取悦于神？卡夫卡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无从作答，他只能继续“彷徨于无地”。“我写作不同于我讲话，我讲话不同于我思考，我思考又不同于我应当思考的方式。如此下去直到进入最深处的黑暗。”他是一个靠无能取胜的文学英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克尔凯郭尔的自白放在他身上似乎更为合适：“母腹中的十个月足以使我衰老。”

我们很难去验证用写作来抵抗死亡之侵袭的有效性，但至少可以肯定，卡夫卡借助写作从死中逃了出来。但凡有谁承受过卡夫卡内心煎熬的哪怕十分之一，恐怕早就无法维系生命。而他不仅活到了最后一刻，还一直坚持写作，一直在寻求爱并给出自己的爱。这本身就已是生命的奇迹，或者说文学的奇迹。

那么，道德问题呢？世人看起来没有污点，也从不犯错，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去思考任何值得思考的问题，也从不去做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他们从未真正从“他们”退回“他”之中，因而“他们”总是可以战胜“他”，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卡夫卡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的力量优势。一个在过于饱满的精神世界里终日战栗的人，得到的总是空泛的议论。

卡夫卡与菲莉斯，1917年。菲莉斯和卡夫卡相识于1912年，两人两度订婚，又解除婚约。

卡夫卡想死，却又想要像少女一样活出真正的人味。在与少女的交往中，卡夫卡并不干净，但他渴望圣洁。这里的转折看似轻易，却像“地球运行轨道的半径那样长”。一个人与一群人的区别，便体现在这种转折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在对梅菲斯特之重力般引诱的克服中，卡夫卡守住了人的边界，并保持了仰望的姿态。他走出滂沱的室内，迎向倾盆大雨，他在雨中滑翔，但是且慢，“就这样，挺直身子，等待突然而至和无穷涌动的阳光吧”。

撰文：远子

编辑：张进、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