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简介

孙复(992～1057) ，字明复，号富春，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祖籍郓州（即今山东省东平县），出生于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居泰山八年从事经学研究与讲学，创立泰山学派，世称泰山先生，庆历二年(1042)，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迁殿中丞。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十月二十七日葬于郓州须城县庐泉乡之北扈原（今东平县梯门镇东瓦庄村）。孙复毕生以弘扬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为文注重明道致用，他认为“明道”之文，除“列圣人之微旨”外，还包括“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等具体切实内容。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著名者有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皆一时精英，大有作为。东平穆修、龚鼎臣等，都是泰山学派中人。

孙复文风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朝主持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先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他与石介一同在国子监任职，在太学讲学，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复古劝学主张，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孙复和石介不仅开创了太学的兴旺，同时也为古文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代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推崇孔孟

孟子在北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并未入经，只能归入“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部”。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并不能与孔子并提，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景祐四年(1037年)，孔子第四十五代孙、龙图阁学士、兖州知府孔道辅，访得四基山西麓孟子墓，遂于墓旁建庙并立庙记碑。孔道辅邀请泰山著名学者孙复撰写《新建孟子庙记》，刻录在碑，共600余字。碑文内容为概述孟子之功，尽表孔道辅之意。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导“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裂，至盂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部”入“经部”。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孙复的成就和影响

孙复一生专事治学，著作颇丰。他倾注毕生心血，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三卷、《睢阳子集》十卷、《易说》六十四篇。从孙复著作内容看，他研究的学问，主要是阐述周孔之道，尤以经学见长，其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春秋》学。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思想，而实质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有关。除《春秋》学外，其学术思想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提倡儒家，维护“道统”。《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二是排斥佛、道二教。孙复撰写《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试图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复兴儒家文化。三是抨击科举时文。他对当时士人热衷于四六时文的现状大为不满，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作文应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孙复开了风气，以后治《春秋》者相继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孙觉、刘以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但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孙明复小集•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毕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对此，欧阳修评论说：孙“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对此，史家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可见，孙复不仅为理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内容，同时还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理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理论形态，孙复是这个理论形态的先驱者，其作用与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古代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语。

孙复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他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孙复《诗集》中收录一首《谕学》，咏叹了一生求学与治学的理想追求：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

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

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

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

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

击喑驱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悴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孙复逝世后，友人梅尧臣为赋《哭孙明复诗》祭之：“旧业居东岱，中年谒紫庭。要途无往迹，至死守残经。”对他的生平事迹及其志向作了简明概括。

（陈国梁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