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戈尔丁（Nan Goldin）经历过许多风暴。长达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摄影师从不畏惧揭露人性中最黑暗、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但依然会为纯粹的快乐和不可能的生存奇迹陶醉。她把温柔的镜头对准了正在承受生活之苦的人们，增强了我们的同理心，也增进了我们对人类境况的了解。

艾滋、毒瘾、疾病和自杀带走了她的许多朋友和同龄人。她说：“只剩我一个人了，所有我以为会陪我一起变老的人都死了。”但是，戈尔丁自己也差点没挺过去。她对非常容易上瘾的处方药奥施康定（OxyContin）产生了危险的药物依赖，好在最终“堪堪”死里逃生。现在，她正在努力阻止阿片类药物依赖席卷美国。

戈尔丁的个人展最近在伦敦玛丽安·古德曼画廊（Marian Goodman Gallery）拉开了帷幕。这是她继2002年在白教堂美术馆（Whitechapel Gallery）之后首次举办大型个人展览。这场名为“塞壬”（Sirens）的展览展出了她几十年来丰富的作品，还首次播映了她的三支全新视频作品。数码幻灯片《失去的记忆》（Memory Lost，2019）关注吸毒成瘾的生活，《莎乐美》（Salome，2019）探索了诱惑与报复的主题，《塞壬》（Sirens，2019）则是由拾得影像制作而成的。展览还会展出《另一面》（The Other Side，1994-2019）新编版。这本书最早出版于二十多年前，新编版收录了戈尔丁向自己的跨性别朋友致敬的影像，以及许多尚未公开的片段。

这次，我们来聊聊从戈尔丁本人和她非凡的照片中学到的一些人生经验。

为你所在的族群创造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

1970年代起，戈尔丁一直和变装皇后生活在一起。她的著作《另一面》（1993）展现了这些人的魅力与反抗。2018年与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副馆长Lanka Tattersall对谈时，戈尔丁剖白道：“我很爱他们。真的，他们是我见过最美的人。”

她还回忆了第一次在波士顿市中心被变装皇后Ivy、Naomi和Colett迷住的情形。“我一下子就着了迷。我跟着他们，还用超8毫米胶片给他们拍了一些视频。那是1972年，也是我（对变装皇后）长达二十年迷恋的开始。”

她被吸引住了。最终，她来到他们在社会边缘创造的、独立自足的奇幻世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她说：“那时候，白天上街对他们来说是件吓人的事。那个现实世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世界。正常人觉得他们是怪胎，男同根本不喜欢他们，女同又觉得他们是在模仿女人。”

然而，戈尔丁坚持说，她的照片拍的不是边缘人群。“有一种误解认为，我的作品是关于边缘人群的，”她进一步解释道，“但我们不算边缘人群，因为我们自成一个世界。我们不关心顺性别者是怎么想我们的。我们没时间关心他们，他们不在我们的雷达侦测范围内。这是冒犯了正常社会，但和驱逐无关。”

把艺术作为一种疗伤手段

对于戈尔丁而言，摄影就像是她生命必需的养分——事实也确实如此。“摄影救过我的命，”2014年她接受《卫报》（The Guardian）采访时说，“每次碰到什么吓人或令人痛苦的事，我都是在摄影的帮助下活下来的。”摄影不仅为她提供了一种疗伤方式、一种让她自己的生活清晰可辨的方式，更是证明她存在的方式。她告诉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Lanka Tattersall：“我想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改变。我一直认为，哪怕我是个孩子，如果我来到这个世界，却无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影响这个世界，那我就白活了。”

戈尔丁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桩也是最重要的一桩悲剧是1965年姐姐Barbara的自杀。当时，戈尔丁11岁，Barbara18岁。“我和姐姐非常亲近，能够意识到一些她自杀的原因，” 2016年，她告诉《纽约客》（The New Yorker），“我注意到，她的性欲和对性欲的压抑是她选择自我毁灭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也就是1960年代早期，一个愤怒又有性欲的女人是可怕的、不可控的，她的行为举止超出了社会的容忍范围。于是在她18岁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躺在华盛顿市郊通勤列车的铁轨上。那是她出于强大的意志所作出的行为。”

15岁时，戈尔丁得到了一台宝丽莱相机（Polaroid）。事实证明，那台相机成了她的救命稻草。“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在那之前我总是不开口。”她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说，“那台相机给了我和人接触的机会。”当时，她正在和Steidl一起宣传再版的《另一面》。

“我会在碰到困难或遭遇改变时给自己拍照，以便在变化中找到立足点。自拍成了我坚持自我的方式。”——南·戈尔丁

摄影是她记录、保护回忆不受修正主义影响的方式，也是她维护自身完好无损的方式。2000年，她告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我的作品是在记录生活，没有人能篡改这份记录。我会在碰到困难或遭遇改变时给自己拍照，以便在变化中找到立足点。自拍成了我坚持自我的方式。”

从戈尔丁1984年令人难以忘怀的自拍作品《被打一个月后的南》（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中可以看出，相机也是她宣泄的工具。一张摄影作品中，戈尔丁透过淤伤、流血的眼睛看向观众，展现了对家庭暴力毫不畏惧的态度。她的红色口红、耳环似乎和她的伤痕有些不协调，但却让画面显得更加心酸：她化过妆，试图拾掇满身淤伤和肿胀的自己，这非常勇敢也非常令人同情。

一次因为药物依赖接受了一段时间康复治疗后，戈尔丁发现，摄影成为了她康复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1988年开始戒毒后，我每天都会自拍，好让自己习惯自己的皮肤，”她在著作《性沉溺者的歌谣》（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1986）中写道，“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因此，为了让我习惯我自己，我每天自拍，给自己勇气，把破碎的自己重新拼凑起来。”

《被打一个月后的南》 （1984）

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学会很多

戈尔丁在她2014年的著作《伊甸园及其后》（Eden and After）中记录了她对童年的迷恋。她说，儿童身上有更多人类与生俱来的智慧、自然天生的双性性格。2014年，她在泰特美术馆录制TateShots系列对谈视频时，她解释道：“孩子们来自另一个星球。小婴儿从其他地方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们更接近我们来的地方和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年幼的那几年他们知道更多东西。然后他们会接受教导，慢慢遗忘。”

《狂欢节上的墨西哥摔跤手》，1982

接着，她重述了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个四岁的孩子问一个小婴儿：“宝宝，你还记得上帝吗？我开始忘记了。”

这些影像提醒我们，纯真中蕴藏着智慧，在这个世界腐化我们很久之后，尝试重新找回童真的自我很重要。《狂欢节上的墨西哥摔跤手》（Mexican Wrestler at a Carnival）这张漂亮的照片记录了一个孩子获得快乐和自然率真地自我表达的能力。回想这个项目带给她的感受时，戈尔丁说：“我很少看到成年人有那种纯粹快乐的状态。”

利用你的平台行使正义

戈尔丁会挥拳向上。她用自己的相机升华她的拍摄对象，把他们永久定格在影像中，赞美他们的美丽与脆弱。她告诉TateShots，她的作品“出自同情与爱”。另一位用镜头捕捉边缘地带人们开创性生活的摄影师戴安娜·阿勃丝（Diane Arbus）给了戈尔丁很大的启发，但阿勃丝作品中的冷漠让戈尔丁很不安。“我和阿勃丝拍的人聊过，”戈尔丁告诉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Lanka Tattersall，“他们总说，她会等到他们看上去很疯狂的时候再拍照。”阿勃丝和戈尔丁就像硬币的两面，戈尔丁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善意。她说：“我没法因为愤怒拍照，我只能为了爱拍照。”

但是，戈尔丁并不害怕将矛头指向“滥发药物者”——这里指的是Purdue Pharma。这家臭名昭著的美国制药公司是Sackler家族的产业。1996年以来，他们一直在生产、兜售极易上瘾的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戈尔丁坦率地谈到了自己的毒瘾。现在，她一直在集中精力抗争Sackler家族及Purdue Pharma公司。她认为，他们该为阿片类药物的泛滥负责。戈尔丁在《艺术论坛》（Artforum）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Sackler家族。据她所说，这些所谓的慈善家多年来向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捐赠了大量资金，用以“洗白”自己的名声。她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的一次集体抗议活动上谴责了Sackler家族，说：“他们通过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大学洗他们血淋淋的黑心钱。”

“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另一代人消失。”

——南·戈尔丁

戈尔丁成立了处方药成瘾干预组织P.A.I.N.（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旨在追究 Sackler 家族靠药物成瘾牟取暴利的责任。这个组织针对的是那些从Sackler家族巨额财富中受益的机构，比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Modern Art）、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Louvre）。反Sackler抗议活动中分发的宣传册鼓舞大家“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打击滥发药物的人”。

打击阿片类药物泛滥现象是戈尔丁目前的工作重点。她告诉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Lanka Tattersall：“这是我的新工作，我现在一心扑在这上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一直全心扑在这场斗争上：她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弱势群体的宣传，是在尝试保护她所爱的人。目睹过大多数朋友被艾滋疫情夺去生命的她说：“我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另一代人消失。”

把想要传递的信息放进你的艺术作品中

2017 年，戈尔丁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拍摄的影像中中谈论了她一生“最典型的作品”《性依赖叙事者》（1985）。她介绍了自己最初是怎样天真地开始记录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的。她对色彩的理解有限，也不是特别了解光线对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她糟糕的视力，所有这一切加总到一起，反而给她的作品带来了独特的质感，但这并非刻意为之。本质上，她关注的是内容而非技巧，那些总想“谈论设备”的男摄影师让她感到很惋惜。

所有照片、影像都是主观的，它们不仅是摄影师创意、决定与干涉行为的产物，而且人们通常认为，拍摄对象，或者说拍摄对象被拍摄的这个瞬间，会因为拍摄的动作而发生改变。但是，由于戈尔丁与拍摄对象之间的相互信任、她“局内人”的身份，以及她不愿携带过多设备的作风，她对拍摄对象的干涉比其他肖像摄影师少很多。她还在视频里透露道：“我（拍照时）甚至连一个啤酒瓶都没动过。”

她接着讲道：“重要的是内容。”信息就是信息，媒介载体是无关紧要的。“我其实不是真的对摄影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艺术。”

用艺术点亮一盏灯

1998年接受《独立报》（Independent）采访时，戈尔丁思考道：“我认为掩盖事实是错误的。”她的摄影作品总是直面那些被污蔑、被保密、令人难以启齿的事物。她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把生活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像她告诉《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那样，“揭开耻辱的面纱”。2014年，她接受《卫报》采访时回忆道：“我姐姐很小的时候就把对郊区的厌恶教给了我。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奉行双重标准，‘别让邻居知道’就是真理信条。”

说到她接下来P.A.I.N. 的工作和她拍摄的瘾君子人物肖像时，戈尔丁告诉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Lanka Tattersall：“现在大家还没有正视药物成瘾的问题，大家说起这个问题还是会觉得羞耻。我要去拍摄那些有毒瘾的人或者那些（因为毒瘾）失去了亲人的人，我要谈论毒瘾可能意味着什么，我要把它放到公交站台（让大家都看见）……”

《失去的记忆》（2019）于近期在伦敦玛丽安·古德曼画廊首次展映。这是戈尔丁为阿片类药物泛滥发起的Sackler运动后，创作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她试图通过“站在毒瘾患者的角度，用镜头讲述他们的生活”来纠正这种平衡。作曲家、器乐演奏家Mica Levi为这支数码幻灯片制作了充满感情色彩的新配乐，带领我们走进瘾君子恐惧黑暗的个人私密世界。

南·戈尔丁“塞壬展”将于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1月11日在伦敦玛丽安·古德曼画廊展出。

Dazed Digital

专题编辑：C.

英文原文：Emily Dinsdale

翻译：钱功毅

排版：Kii

图片: Nan Gol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