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日军开始南京大屠杀1937年：一群外国人全力救援25万难民

在11月，南京的外籍人士就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负责收容难民，叫做“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推选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为主席。

拉贝是德国纳粹党员，而德国同日本是盟友，在日军眼中拉贝的份量会重一些。

他们设置了大约3.86平方公里的地区，设置了26个难民收容所。日本拒绝承认安全区，但出于舆论考虑仍然声称“只要没有军队驻扎，就不会攻击安全区”。

日军从13日开始大屠杀，手段极为凶残。当时来不及逃走的南京市民，就只能躲在安全区内，总人数一度高达25万人。至于没有来得及进入安全区的几十万市民，基本都被杀害。

自然，安全区也不安全，日军肆无忌惮的冲入安全区抓走男人杀死，强奸妇女，抢劫财物。

除了安全区以外，栖霞寺住持寂然法师在寺内也设立收容所，最多时有2.4万难民。

城北的英国和记洋行曾收容上万难民，但日军厌恶英国，很快将这个收容点摧毁，难民几乎都被杀死。仅仅14日当日，日军就总这里强行抓走数千人，集体屠杀。

江南水泥厂因为是德资企业，在厂长卡尔·京特的保护下，这里收容了4到5万难民。

由于被日军暴行震惊，安全区委员会的20多名外籍人士以及其他的外国友人，不顾自己安危，全力保护中国难民。为此他们遭到殴打、恐吓，多人险些被杀害。

更可怕的是，日军在南京的残酷虐杀行为，对于这些外籍人士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冲击，很多人留下终身心理阴影。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能理解战争的残酷，但虐杀比战争本身还要残酷百倍。一些研究屠杀的历史学者，往往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很多人陷入抑郁状态。这些暴行挑战了人类的底线，刷新了人对于自我的定义。日军在南京的杀人吃脑、对婴儿口中小便、活人火炬、当街分尸、奸杀幼女老妇行为，连禽兽也做不出来。

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魏特琳女士，目睹的暴行超过了心理承受力，受到很大刺激。她在1940年精神失常，1941年自杀身亡。

这里我们要说说拉贝先生。

拉贝先生的别墅就在南京大学边上的小粉桥。萨胖因上学关系，路过这个别墅前后不下几百次。

说来惭愧，我真的不知道这就是拉贝先生的故居。

后来这个故居长期关闭，不接待外客，萨胖就是有心参观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无巧不成书，有一次我的运气真的很好。当时有事路过故居时，正巧一批德国游客来参观（推测可能是拉贝的后代或者是德国什么组织来访），故居竟然开门接待游客。萨胖迅速钻入洋人群中，借机参观了一通，把要办的事早就忘光了，结果被媳妇臭骂一顿。

参观完了故居，我真的是很感慨，也大为出乎预料。

拉贝故居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楼房不算大，充其量同萨胖家在南京的老房差不多（是民国时期我太爷自己盖的）。

拉贝故居的园子也不大，比乡下普通农民院子要小。

这么小的地方，拉贝却在这里至少保护了600名中国平民，可以说基本是到处都是人，家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脚。

可见，拉贝已经用尽全力了。

对于基督教国家，神职人员都会传播一种人道主义的观念，认为这是符合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精神。这种人道主义保护弱者的概念，是不分民族、种族的。自然，基督徒历史上也有残忍的屠杀行为，进入近代以来这种事情就大为减少。尤其二战西线，英法德美之间罕有屠杀现象，甚至英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比英国本土社会还低。

拉贝本人是汉堡人，众所周知汉堡人是德国的笑料之一。德国人认为汉堡人古板、固执、严肃、严重缺乏幽默感，所谓“八个汉堡人在一起才能领悟一句笑话”。

拉贝本人也是如此，他不苟言笑，做事认真负责到死板的地步。

拉贝年轻时代的26岁就来到中国经商，29岁成为著名的西门子公司雇员，走遍了半个中国。虽然他不会说中国话，却也算是个中国通，毕竟居住了30年。

拉贝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有着德国人的日耳曼种族优越感（这在德国是普遍现象），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在德国一战崩溃后，拉贝也曾痛不欲生。所以，他很快选择支持纳粹党团结工人、农民阶级，振兴德国。要知道，当时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鼓吹屠杀之类，是颇有号召力的。二三十年代，很多德国人把纳粹党当做民族救星，实际上希特勒确实迅速恢复了德国的经济、军事以及大国地位。战争结束时，纳粹党已经有850万党员，占德国人口十分之一。

拉贝为了振兴国家，顺理成章的加入了纳粹党。这没什么奇怪，救了3000犹太人的辛格勒也是纳粹党员。

从1931年开始，拉贝任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曾代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成为德国在华外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上海打响以后，拉贝认为南京很可能也会发生战争。最初拉贝没有选择离开，只是认为公司的事情需要有人负责，不能丢下西门子公司的中国籍雇员，仅此而已。

后得知日军从上海开始一路屠杀逼近南京，拉贝才被惊呆了。虽然他经历过战争，但从没有经历过血腥残暴的屠杀、虐杀。从一个人基本良知的角度，拉贝毫不犹豫的站出来保护难民。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对于疯狂的日军，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们的屠杀，只剩下拉贝手中的德国国旗以及纳粹党旗。

至少德日是盟友，拉贝又是在华地位很高的德国人，日本才有几分顾虑。就是这几分顾虑，让拉贝得以救了很多人。

大家不知道的是，拉贝当时已经有50多岁，身体很不好，患有相当严重的糖尿病。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拉贝为了保护难民，昼夜不得安宁，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患者不能劳累，于是拉贝的病情迅速恶化，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2次昏倒在街头。

面对很可能到来的死亡，拉贝有着基督徒特有的镇定和仁爱精神。他曾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我的生命的话，我也要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无辜百姓。

拉贝这些伟大的行为，却为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留下了很多屠城血证，拉贝回国以后就被调查，受到警告，不得泄露日本屠杀的真相。

拉贝固执的性格让他没有接受警告，在德国汉堡、墓尼黑、汉诺威等市多次发表关于屠杀的演讲。因此，他被盖世太保逮捕，直到战争结束始终被软禁在家里。他已经被列在“阴谋反对帝国罪”的黑名单上，随时可能被逮捕、处决。

德国投降后，拉贝也被逮捕，毕竟他是纳粹党资深党员。后苏联朱可夫元帅认为拉贝没有罪行，将其在1946年释放。

拉贝已经失去生活来源，糖尿病恶化到随时可能死亡的地步，几乎活不下去。

好在宋美龄很快找到了拉贝的下落。随后他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国民政府每月金钱接济，第一次就汇款2000美元（当时是一笔巨款）。可惜，德国已经崩溃，有钱也无法买到物资，南京市长沈怡就又在瑞士购买食物，每个月寄给拉贝。他还向拉贝发出邀请，让他全家陪他来中国安度晚年。

只是，拉贝的身体已经无法远行，也不可能来到陷入内战的南京。

拉贝全家得以度过战后物质匮乏的难关，包括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艰难日子。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1949年4月民国政府撤离南京为止。

有些很多认为纳粹党是恶魔，那么拉贝就是一个披着恶魔外壳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