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不爱读书，并且想方设法逃避读书，但他却对《四书》情有独衷，书中有多处描写：
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第三回）
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
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干，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说完了，饮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第二十八回)
根据脂批提示：“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可知红楼成书于乾隆年间。明清之期，八股文大行其道，把朱熹编撰的《四书集注》当成必读教科书，科举题目限定在四书内，使得读《四书》成为“时尚之学”（贾雨村语）。
但是，宝玉对科举是深恶痛绝的，不但自己抗拒科举，而且把“读书上进的人”，“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对于劝他读书上进的宝钗湘云等人，他丝毫不留情面，当场翻脸：“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一边对科举必读书情有独衷，一边对科举深恶痛绝，曹雪芹为何赋予宝玉这两种极端对立的情感？
这正是作者曹雪芹的巧妙之处，借助宝玉，表达他对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学态度。
《四书》是孔孟儒学经典，它是教人修身明理之书，不应成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它完整地表现了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学传承和发展。也正因为这样的传承和发展，后人才把孔子和孟子合称为“孔孟”，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书，它从“仁”的核心思想出发，教导学子们如何修身立世，如何与自己相处、与亲友相处、与世人相处，乃至与世界相处，既有认识论，也有方法论。掌握了《论语》中的思想，进可治国平天下，退可修身齐家，活成随心所欲的通达之人。
《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写的一篇文章，相当于一篇优秀习作。为什么说是优秀习作？因为曾参把孔子的修身思想进行了提炼，总结出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提炼和总结，把《论语》琐碎的记述变成了简单直接的议论文，更便于学习和吸收。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的一篇文章。子思不但是孔子的孙子，同时又是曾参的学生，《中庸》也是一篇优秀习作，提炼和总结的是孔子思想中的处世之道：不偏不倚、中正平和，避免走极端。
和《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一篇言论集，记录了孟子的言论。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他在继承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主张“民贵君轻”，强调统治者要加强德治，以民为本。
因此，读《四书》，不但可以了解孔孟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从中学到从修身到平天下的智慧。作为普通个体，如何活好自己；作为一家之主，如何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给家人幸福；作为有社会职权之人，如何行权和保一方平安幸福；作为统治者，如何让治下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能从《四书》中找到方法。
这才是读《四书》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曹雪芹对《四书》推崇的原因。因此，我们能看到，宝玉虽然顽劣，但他在待人接物上谦恭守礼、进退有度；他虽然不爱读书上进，却能把《四书》用来玩酒令游戏。
对于孔子，宝玉尤其推崇备至，把孔子的话当成至理名言，丝毫不敢亵渎。第五十一回，宝玉自比“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麝月说杨树“太下流了”，要比也应该比作松柏。
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宝玉经常说混话，因此他的那些极有价值的话常常被淹没，比如他对文武百官的议论：
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 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居庙堂之高的文武百官，却为了个人名节只拼一死，弃社稷安危和百姓生死于不顾，岂不枉读圣贤书？
因此，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把被贴上科举标签的《四书》讽刺为“时尚之学”。追求功名利禄，把《四书》当晋身的工具，竟然成为了时尚，催生出了贾雨村这样的“禄蠹”，完全颠倒了读书的目的和意义，也玷污了《四书》！
从太虚幻境薄命钗的分类，可看出曹雪芹对孔孟人伦学的认同
《论语·颜渊》中记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对人伦的表述：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其理论基础来自《易经》。据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 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尊卑贵贱，自盘古开天地就已经固定不变了。天有天伦，人有人伦，天地有尊卑贵贱，人也有尊卑贵贱：君尊臣卑、主贵仆贱；男尊女卑、夫贵妻贱。不过，这里的尊卑贵贱不带褒贬，指的只是序位之别，好比现在的男左女右，很多场所不能男女共用，很多场合要分上下级等。
曹雪芹对此是认可的，从他对薄命钗的排序可以看出来。
描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薄命，是红楼的一大主旨，为此，作者在第五回，通过贾宝玉神游太虚，以梦幻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三个薄命册，分别命名为“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其分类就是按照尊卑贵贱的标准来划分的。
“金陵十二钗正册”中所列举的十二个女孩，其身份都是主子，即便妙玉已出家为尼，也是出身于“读书仕宦之家”，其所享受的待遇也和主子一般。
"金陵十二钗副册"虽然只向读者透露了香菱一人，但从香菱的身份可知，这是比正册次一等的姨娘类别，属于半主半仆。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则地位再降一级，属于丫鬟，仆人类别。
有人说，从曹雪芹的这种分类，可见他也是个封建思想的维护者，并没有平等观念。
其实，不能这样粗暴地给他贴标签，这种分类是有道理的，其理论依据即是由孔子的人伦学衍生出来的职能划分。
自然界为什么有天伦？因为每个物种都有它天然的职能，比如天的职能是自强不息，通过天体运动带给地球生物生存能量；地的职能是厚德载物，用土壤承载万物，让万物有坚实的根基。这便是从天伦衍生出来的职能。
同理，从人伦衍生出来的职能则是“在其位谋其政”，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为君者的职能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盛世无饥馁”；臣子则要尽好臣子的本分，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辅助君主治理好国家。
每个人都因身份地位不同而拥有不同的职能，所享受的权益和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同。我们要看到君主拥有三宫六院锦衣玉食，我们也要看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危险来临时，职权越大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也越大，所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因此，曹雪芹对正册中的女子有很高的赞誉，也有很重的批判。作为嫡长女贵为皇妃的元春，其身份确实尊贵，但也正因为她的身份尊贵，她是承担责任最大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人。当初去“那不得见人的地方”，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家族的稳固。这是她作为贾府女儿该承担的责任。
含泪远嫁的探春，虽然只是庶女，但她依然只能以贾府女儿的身份，牺牲个人利益，为家族奉献。
这样的责任，只能出现在主子身上，不会让奴仆去承担，因为奴仆又有奴仆的职能，起协助主子的作用。
这就好比管理者和基层员工的区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管理者如果没尽好职能，其影响和伤害要比基层员工大得多。因此，“在其位谋其政”的“位”，既指尊卑贵贱的位分，又指职能和责任。曹雪芹对薄命册的分类，并无褒贬之意，强调的正是位置和职能。
对位置和职能的强调，还体现在晴雯的判词上：“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是导致晴雯薄命的根本原因，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行使了她这个位置不该有的职能，以奴婢之身，行主母之权。其后果是引发了基层婆子和丫头间的矛盾对立，给管理者造成麻烦和困扰，严重增加了管理成本。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告诉我们要守好位置，不要越界，尤其不要僭越人伦序位。否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每个人都要看清自己的位置，行使与位置相匹配的职权，不失职，也不越权，不偏不倚，这也是中庸之道。
都说红楼有自传性质，书中宝玉即为作者曹雪芹，是有一定道理的。作者曹雪芹在批判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的同时，自悔“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但也对宝玉这个不曾被世俗名利污染的孩子进行了肯定，并通过对宝玉的肯定，表达了他对孔孟儒学的态度：天下学子，当以孔孟儒学的《四书》修身明理，切莫把它变成“时尚之学”，谋取功利，否则就会成为像贾雨村那样坏了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