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德国杜佩遗址公园采用公众自我管理、自我展示、自我运营的思路，通过公众实验考古的方式，进行遗址各方面的活态展示，对我国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对杜佩遗址公园的活态展示和运营模式进行剖析，以此提出对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启示和借鉴点。
德国杜佩遗址公园采用公众自我管理、自我展示、自我运营的思路，通过公众实验考古的方式，进行遗址各方面的活态展示，对我国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对杜佩遗址公园的活态展示和运营模式进行剖析，以此提出对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启示和借鉴点。
德国杜佩遗址位于德国柏林西南角，距市区仅半小时车程，是13-14世纪的一个古村落遗址。 1967年开始，德国考古学家着手对它进行全面发掘，并在遗址上建立了遗址公园，于1975年首次开业。 它以遗址为场地，通过实验考古的长期持续推进，实现对历史的触摸、聆听、体验、参与与复活。
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成果进行复原，打造公众考古实验场所。
杜佩遗址公园的复原与展示，无处不体现出实验考古的影子。 在场景复原方面，从菜地的种植到房屋的构建细节，都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成果进行复原； 公园的管理、展示与运营，始终坚持实验考古并向游客传达中世纪生活成果场所的发展基调。 这种展示和运营模式对我国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01
复原和展示：活化历史场景
在复原和展示历史文化场景上，杜佩遗址公园做了这样三件事：
1、再次展现建筑与人的关系
对于聚落遗址来说，如何向游客传达历史的样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国内大部分遗址是通过文字、图片、语言来进行描绘，游客在感知和理解上始终存在这障碍。 得益于郊野土地的相对宽松，杜佩遗址公园选择了在遗址周边重新复制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在杜佩遗址公园内可以看到的是中世纪小镇和村落的典型建筑，这些建筑完全按照考古勘察对建筑材料和结构的研究成果进行复原，在整体布局上也按照遗址格局进行布置。 在这一场景中，游客能够获得更加强烈的直观感受。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也不过是建造了一个真实比例的模型。 杜佩遗址公园采取了更“聪明”的办法。
它将人的元素放进场景中，“演员”身着中世纪的服装“生活”在这个场景内，这种方式与国内一些沉浸式旅游演艺的做法有些接近。 游客可以通过“演员”们的服装、行为、活动的片区，充分了解聚落遗址的社会结构。
2、让生产回归到原本的场景中
在国内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一组模型在场馆中，或一个表演者在提供的特定舞台（如橱窗）中进行历史生产方式的重现，这种方式总让人产生一种对文化的陌生和隔阂。 杜佩遗址公园的做法则更加亲切，无论耕作、纺织或是其他生产活动，都让重建的小镇回归到了原本的场景中。
游客将会看到中世纪的耕作工具和技术在农田中出现，纺织、陶艺等手工艺都在布店、陶坊等建筑中展现，这将游客的行走、观览、触摸甚至购物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探索文化的主动性。
3、建立地理坐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然联系
遗址公园的文化展示内容仅仅只能是遗址本身吗？ 杜佩遗址公园明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属于地方文化但不仅仅局限于遗址文化的非物质文化展示，中世纪的纺织技艺、编制技艺、冶铁制钢技艺、制陶技艺等等都可以在其中得到体现。 遗址公园则成为了遗址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共同舞台。 参观者不仅可以参观复制品，还可以通过志愿者们对中世纪工艺技术的现场展示和介绍、被邀请参加中世纪时期的游戏等方式，更鲜活的了解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02
运营：融入本地生活
遗址是遗址所在地的文化根脉， 它和本土居民的生活应当息息相关，一个在现代社会还能够发挥持续作用的遗址公园无疑是成功的。 在这一方面，杜佩遗址公园也有三点值得借鉴：
1、提供本地就业和兴趣平台
杜佩遗址公园目前在少数专业人员的带领下，由一个600多名社会志愿者构成的工作组进行管理。
志愿者们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从年轻人到退休老人，背景丰富多元。 他们因兴趣及专业聚集到一起，根据个人的兴趣分工为不同小组，进行售票、讲解、展示、角色扮演等管理和运营工作。
志愿者通过提供讲解服务、出售遗址公园旅游商品以及蔬菜水果的销售获得收益，实现维持遗址公园复原和维护的开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遗址公园负盈不负亏的问题。 同时，由于社会民众的互动参与，遗址公园逐渐成为连接遗址和当地民众之间的一个桥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当地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
2、提供周边休闲放松的空间
杜佩遗址公园为本地居民的休闲放松预留了大片的空间，中世纪的园艺风景和散养在公园内源自古老品种的山羊、小猪和野牛们也因其Q萌可爱的长相受到大人小孩们的喜爱。 公园也因此成为本地居民日常休闲的空间。
3、提供文化传承教育的场所
杜佩遗址公园设立了丰富的研学教育课程，从养殖的蜂箱采集蜂蜜、收获种植作物果实的自然拓展到模拟考古复原、研究的特色活动，这些课程内容都与遗址历史息息相关。 不仅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历史文化传承教育的场所，还让游客可以通过参与研学活动与当地文化、居民进一步融为一体，同时创造了遗址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3
启发和借鉴意义
杜佩遗址采用公众自我管理、自我展示、自我运营的思路，通过公众实验考古的方式，进行遗址各方面的活态展示，对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1、考古遗址展示方式——打破遗址博物馆定式
杜佩遗址本身没有建设博物馆，通过多样化、活态的展示方式，遗址展示没有脱离原生环境，极大程度发挥了展示和教育功能，更好地实现了出土文物与遗址展示的结合， 让遗址既能起到 “氛围烘托及遗址景观环境保护” 的作用，其本身也能成为展示系统中吸引观众的组成部分。
目前，在我国 90%以上的遗址公园都建有遗址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是考古遗址公园中最主要、最常见的保护展示设施。 但多数博物馆里公众可参观和参与的内容非常少。 另外，个别博物馆在遗址中体量庞大，过于醒目，多采用地上形式和现代化的建筑材料，与遗址周边环境非常不协调，从景观上将遗址分割开来，公众缺乏全面真实和完整观察了解遗址的途径，影响了遗址本体的展示。
因此，在遗址博物馆选址、设计之初，应充分考虑其与遗址的关系，综合考虑整个遗址公园阐释和展示的整体性、系统性。 遗址博物馆不能只是建在遗址上的博物馆， 而是通过文物阐释遗址及其内涵的博物馆， 是考古遗址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2、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设计——遗址表面人工干预度及未来可持续考古的发掘空间问题
在杜佩遗址公园中，各种植物按照原有的种类进行模拟种植，没有刻意追求整齐，人工设施很少，甚至连普通的围栏都不多见，保持了较好的原始状态。
国内有一些遗址公园内的植被，人工痕迹明显，或为修剪整齐的草坪，或是高大漂亮的景观树木，与遗址本体历史缺乏联系。 大量硬化地面，建设大规模永久性民俗村、公园性质的仿古建筑，对未来进行持续的考古发掘有很大影响。 目前大型宫殿建筑的复原展示，多数采用的方法是将原发掘基址填土，在其上一定高度处依原基址轮廓形态夯筑砖砌，这样参观者就可以在地面上较直观地感受建筑的规模和结构。
此种展示方法对保护遗址本体本无可厚非，但对后续的考古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此类遗迹因早期发掘技术的局限，很多关键学术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由于永久性保护和展示建筑的建设，很难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发掘研究。
3、考古遗址公园的阐释和复原——“考古遗址公园带我们走进的是历史，而不是公园”
杜佩遗址上的所有复原和模拟活动都与历史息息相关，甚至在特定纪念日的儿童复古游戏活动，种植、采摘水果等活动，都能感受到与历史的联系，充分发挥了遗址本体和外延所具有的教育和实践功能。
我国真正与遗址有关的教育内容还是偏少，21世纪之前，国内遗址展示中的公众参与部分，主要采用的方式是复原古人类居址，并定时进行仿古模拟真人歌舞音乐表演。 还有部分遗址设立模拟考古发掘现场，提倡公众参与模拟考古，但从效果看，有的并不是很好，参与人数很少，模拟考古场地处于闲置状态的情况很常见。 目前比较常规的做法是在遗址博物馆内放映纪录片，或者建设专用的3D电影院或球幕电影院，通过放映相关背景知识或模拟3D场景来让公众参与了解遗址的历史。
近些年，在一些重要景区兴起“印象”表演系列和水幕电影，也有扩散到考古遗址的倾向。 或者直接利用遗址作为大型表演的舞台，这种表演采用声光电的形式，在遗址本体进行，与考古遗址本身的气氛不太协调。 部分遗址公园在展示和阐释方面 “用力过度”。 一些遗存或区域并不需要过多的展示，特别是通过添加大型硬件设备或建设工程的展示； 一些本体脆弱并不适合露明展示的遗址，却要通过不同手段加以展示，花费过多还威胁了遗址的安全，并给未来公园运营中的本体维护造成压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实际上，很多遗址并不需要过多的阐释和展示也能既对大遗址保护有利，又对促进民生有利。 在现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城址类最多，这些城址基本都是“古今叠压型” 的。 中国古代的城市本就缺乏供市民休闲的城市空间，近代以来很多遗址周边甚至遗址上又居住了大量的人口，遗址所在区域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欠佳。 通过遗址公园建设做好遗址本体保护，整治环境，开辟绿色公共空间，并对市民免费开放，就是对城市发展和民生改进的一大贡献。 并不需要在遗址本体上附加过多、过度的展示设施，简单的说明牌就能提供基本信息，更深入的阐释可以通过博物馆、说明手册、数字化信息发布等方式实现。
4、探索考古遗址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协调考古、管理和当地民众的关系
理解和尊重当地社区，应该理解和尊重当地人对土地的倚赖，理解由于贫困而造成的他们对遗产的破坏行为。 为此，政府应该承担起其应尽的责任，社会力量也应该成为遗产保护的主力。
在沟通中建立信任，充分发挥社会志愿者的力量，在信任的基础上开展文化活动。 在保护管理过程中，最终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当地社区的手中，专业人士扮演了正面但又不过度干预的角色，而这一系列过程则是建立在一种超越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之上。
考古遗址类公园的建设应当是民生工程，在居民搬迁、种植种类调整等方面，要顾及遗址上原住民的利益，争取通过遗址公园建设带动周边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新农村’模式来解决遗址区内居民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存的关系”。 位于较偏远地区的考古遗址，应充分与当地社区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当地居民为遗址展示的主体，建立本土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性。 位于城市周边的考古遗址，则可充分发挥有关公益志愿者和基金会的作用，或与部分学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尽量减少国家对遗址展示的投入，争取达到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