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札记

来俊杰　　(浙江大学历史系)

邓广铭先生在其《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中,就专门驳斥了岳珂的说法。并对“拐子马”及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了他的解释。

据邓先生考证,南宋一代有关“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最早记载是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稍后还有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札子》也记载了“拐子马”和“铁浮图”。可见,“铁浮图”和“拐子马”在宋金战争中最早出现,是在绍兴十年五月由刘琦指挥的顺昌之战,并非七月由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

大凡看过演义小说《说岳全传》的人,都会对“岳飞大破拐子马”的这一段故事记忆深刻。在小说的描述中,拐子马又叫铁浮图,三人三骑为一联,人马皆披重铠。马头上佩有利刃,马上人都端着极锋利的长枪。每联马前还配有一个特制的拒马刺,上起阵来宛如一层接一层的铁墙,遇人人死,遇马马伤。这个段子来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 ,金兀术大举南侵,岳飞率军北上反击,在郾城一带与金军展开激战的这段史实。

小说中关于“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描述则大抵是根据岳飞之孙岳珂的著作《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载改编的。其书中这样说道: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 号“拐子马”, 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

然而，现在的一些人却认为岳珂对于岳飞的记载夹杂了不少感情因素,因此不可全信。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恃者,止是两拐子马耳。”以上是《顺昌战胜破贼录》中的记述。

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这是汪若海《札子》的记载。

显然,在他们的记载中“铁浮图”与“拐子马”是两个不相干的名词。

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是在岳飞被害后的62 年,他不仅要补充这一空白,还要描述得有声有色,于是便将上述二人的文章拿来摘抄,并将“拐子马”、“铁浮图”合二为一,杜撰了“岳飞大破拐子马”的故事。

而《宋史》却将岳珂“拐子马”、“铁浮图”的说法照搬照抄,载入史册,以至于以讹传讹了近800年。

在南宋一代的重要史籍中,均没有岳飞在郾城之战中击败“拐子马”或是“铁浮图”的记述。既然“拐子马”、“铁浮图”不是像岳珂所描述的那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

邓广铭的论断是:“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而“铁浮图”则是宋人对金军中所有装备精良,望之如铁塔一般的部队的称呼。至于“三人为联,贯以韦索”,是决不可能的。

邓广铭所考证的那样,“拐子马”真正最早出现是在有关北宋的史料中。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五十六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七月乙未条载：诏北面部署: 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除“东西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行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北宋曾公亮等奉宋仁宗的敕令所撰写的《武经总要》,该书的《提要》曰：“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

这两段史料成为邓广铭论证“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的重要证据。而后, 邓广铭又论证了“拐子”一词,是宋人所常用的,即指左右两边。

根据《顺昌战胜破贼录》, 邓广铭指出所谓金军的“拐子马”实际上来源于河北签军之口,他们说:“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惟两拐子马可杀。”

“河北签军”是指河北地区被金国强制征调参军的汉人民户,所以他们所说的“拐子马”只能是汉语,而非女真语。“我辈元是左护军”表明他们中有的人曾在宋军中服过役。

南宋史籍中,提及金人的“拐子马”,往往总和“两翼”或“左右翼”联系在一起,除了《三朝北盟会编》所收录的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和汪若海《札子》这两篇以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中有“左右翼号‘拐子马’”;卷一三九中有“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可能是先前宋军的排兵布阵给他印象深刻,所以顺口便将金军部署在左右翼的骑兵称作“拐子马”。

总之，“拐子马”是宋人对两翼骑兵的称呼,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邓广铭的解释其实还是停留在字面含义上,而不是如他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对“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的装备”做出正确地解释。

金军的“拐子马”和宋军“拐子马”都是指两翼的骑兵,但两者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从上述《武经总要》的记载来看,宋军的“拐子马”与其说是左右翼的骑兵,不如说是骑兵部署在左右翼的一种阵型。它是从属于大阵步兵的,所以宋军的“拐子马”只能“以为救援”。

而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其给宋高宗的奏疏中说“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围掩”。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

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

邓先生说:“(拐子马) 这一词语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一同沦陷。”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南渡后,宋军的军马严重不足,骑兵无法形成规模,所以这“东西拐子马阵”也只好废除了。吕颐浩在奏疏中也承认:“彼之所长在骑兵,我之所持惟步人。”

至于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其实在史料中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

在南宋张棣所作《金虏图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其中“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一句,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上述史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对所谓金军“拐子马”较为详细的描述,根据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宋时“, 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骑兵的称呼。他们被放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他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

现在回过头来再讨论“铁浮屠”的问题。

南宋最早记载“铁浮屠”的人也是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这“ 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邓广铭先生的论文对此也作了考证,此处不再赘述。

邓广铭认为,“又号‘ 叉千户’”只是承接上文的“自将牙兵”而言,所以“自将牙兵”和“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金军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仅仅是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就是说,是因为他们“重铠全装”,所以得到了“铁浮图”的称号,而且“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

故“铁浮图”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之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

这样,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 叉千户”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

而在汪若海的《札子》中,汪若海将兀术“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邓先生觉得较为可取。

邓先生在最后重复他的论断时,将之修正为:“兀术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术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如果“重铠全装”的金军全都可以被称为“铁浮图”,那“重铠全装”的宋军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为“铁浮图”呢? 何况“铁浮图”既是汉人的语言,那应该是汉人“重铠全装”的士兵先有这类称号才对呀。难道宋军之中没有“重铠全装”的士兵吗?

《宋史》中有关于宋代铠甲的记载； 高宗绍兴四年(1134) ,南宋的军器所曾制造过一种铠甲：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二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

这显然是南宋的一种重型铠甲。

而且宋高宗还下过诏,要求军器所制甲“勿过五十斤”,所以可能此前还有比这更重的铠甲。想必装备这类重铠的南宋武士一定也是“望之如铁塔般”吧。然而,见诸南宋史籍,宋军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号称“铁浮图”之类的部队。

根据前面所引用的《金虏图经》,金军“专尚骑”,所以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其实,杨汝翼所谓“重铠全装”中的“全装”,就是指战马的马铠,又称“具装”。在北宋有“大全装”,南宋有“小全装”,即两种不同的马铠。

因此可以断定“铁浮图”也是一种骑兵。

在王曾瑜先生所著《金朝军制》中也认为金军的“铁浮图”是一种重甲骑兵,至于“拐子马”,王曾瑜先生趋向于认为只是金军骑兵的一种战术。

首先,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弓骑兵。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是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故杨汝翼将“铁浮图”与“ 叉千户”相联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其次,人马皆披重铠的“铁浮图”,其机动性可想而知,而要实施两翼大范围的快速迂回穿插,则必须要求骑兵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即便“拐子马”只是一种战术,显然符合这种战术要求的只能是张棣在《金虏图经》中所描绘的金军骑兵。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对于“铁浮图”的描述,除汪若海的《札子》所说的:“被两重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中说到:“金贼兜鍪极坚,止露双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宋史》卷四O 三《孟宗政传》也有提到,金军“披厚铠、毡衫、铁面”。实际上这种重装骑兵并非金军首创,早在东汉,重铠全装的骑兵就已经出现。

重装骑兵更是大行其道了近一千年,直到火炮、枪械被广泛使用后,才逐渐式微。

至于“人为联,贯以韦索”的问题,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汪若海,岳珂就是根据其“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的记载,从而想象出“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这样的情节。

邓先生抨击“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说法“, 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纯粹是无稽之谈。

其主要根据是乾隆皇帝亲写的一条御批,录其文如下: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乌珠等传皆不载,惟见于《宋史》岳飞、刘　传,本不足为确据。况乌珠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

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马被重铠,亦徒束缚而不能骋其腾骧之力,尤理所必无。纪事家或狃于兵车驷介之说,强为附会。不足当有识者一哂,千载传讹耳。食之徒无能究其真伪,皆为史册无稽之说,所讹不得不明辨之。

乾隆皇帝是满人,应该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的御批也确有一些道理。而且汪若海并没有亲身参与顺昌战役,邓先生以此断定“, 三人为联,贯以韦索”是汪若海凭空增加的内容。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

“铁浮图”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说的“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是一个意思,但连环马之说流传颇广,而且并非空穴来风。况且,汪若海没亲身参加顺昌战役,不代表他就没看见过金军人马。当然,即便金军在宋金战争中真使用过连环马,也决不会如岳珂所描述的那般不济。

不仅史籍中有许多关于马铠或“具装”的记载,而且从出土文物来看,也可印证。

实际上,邓广铭先生没有对“拐子马”“铁浮图”等作更深入的探讨，而在有关宋金战争的著作中,对于“拐子马”“铁浮图”也没有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邓广铭先生的这篇论文主要是批驳前人,特别是岳珂对于“拐子马”的诸多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