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

作者：张煦侯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图书简介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目录

推荐序（邓小南）

导读：张煦侯及其《通鉴学》（陈尚君）

出版说明

再版自序

自 序

第一章

编年史之回溯

一、编年史之初貌

二、《春秋》之于史学

三、《左传》之于史学

第二章

《通鉴》编集始末

一、温公著书始末

二、助修之人物

三、编集之程法

四、书成之后事

第三章

《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

一、《通鉴》之史料来源

（一）正史

（二) 编年

（三）别史

（四）杂史

（五）霸史

（六）传记（碑碣附）

（七）奏议（别集附）

（八）地理

（九）小说

（十）诸子

二、《通鉴》之史料鉴别

第四章

《通鉴》史学一斑

一、《春秋》之意

二、《左传》之法

三、儒家之宗旨

四、本朝之背景

五、著者之特见

第五章

《通鉴》之书法

一、关于年者

二、关于人者

三、关于事者

第六章

《通鉴》之枝属与后继

一、《通鉴》之枝属

二、《通鉴》之后继

（一）踵纂派

（二）注释派

（三）订补派

（四）论断派

第七章

《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

一、《通鉴》之得

二、《通鉴》之失

三、编年史之改造

张煦侯《通鉴学》重版附言（辛德勇）

推荐序

邓小南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赡，乃“天地一大文”。司马光纂修之际，研精极虑，抉擿幽隐，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将历史研究引入史学编纂，开辟了编年体史书的新体例。其贡献，其得失，值得深入体味研究。

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通鉴学》一书，开明书店1948年首印，其修订版经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重印后，迄今已逾三十六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视学术，倾注心力，计划整理重版张煦侯先生《通鉴学》，此举必将惠及学林。特予强烈推荐。

导读

张煦侯及其《通鉴学》

陈尚君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准备重版近人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嘱我写一段介绍文字。我在从学之初曾认真读过《通鉴学》，对阅读《通鉴》，启迪治学，颇有助益。那前后曾通读《通鉴·唐纪》，以后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曾仿照司马光《通鉴》先做长编的办法，对五代史料有详尽的排比，对司马光史学更增深刻的服膺。故乐于写点文字纪念司马光，也介绍张煦侯的大著。

一、张煦侯之生平与学术成就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杨柏岭编《张煦侯文史论集》，附有三篇张氏生平事略，可据以了解其生平经历。

张煦侯（1895—1968），名震南，以字行，笔名张须，书室名秋怀室、唐风庐。世出桐城，移居淮阴，至煦侯已为第七世。幼习四书五经，乡里有神童之誉。稍长则科举已废，十五岁入南京中等专业学堂预科，十八岁入江苏法政专科学校。三年卒业，归于淮阴第六师范授法制经济。性不喜之，寻弃而钻研桐城古文。辗转馆于淮阴徐家，为其助理省志征访事，得以遍览群籍。年二十五执教于扬州第八中学，专授国文，历十八年之久。与范耕研、王绳之为友，研读诸子，崇尚朴学。抗战军兴，中学解散，淮阴沦陷，张氏携家避难洪泽湖滩，结草为庐，命曰唐风庐。退居六载，以气节自尚。其间据先前读书笔记，著成《通鉴学》，借表彰温公史学以明志。书自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名重学界，曾多次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重印。

抗战胜利，张氏先后执教于扬州中学、上海震旦大学、徐州江苏学院。1953年起，任教于安徽师范学院，直到1965年退休。1968年逝世，得年七十四岁。

张氏生当清季，经历数度鼎革，长期任教于中学与师范学院，生活地点远离中心城市，与主流文史学圈也殊多隔膜。然学有根柢，兼通文史，于新旧学术尤能细心体会，自成认识。平生勤勉，颇多著述，除《通鉴学》外，已刊有《师范国文述教》、《中等学校适用应用文》（皆商务印书馆，1927）、《国史通略》（中华书局，1930）、《通志总序笺》（商务印书馆，1934）、《王家营志》六卷（1933年铅印本）、《淮阴风土记》（1937年铅印本，台湾曾重印，见尤坚《文史名家张煦侯》），及《秋怀室杂文》（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未刊者尚有《四史读记》《清政十论》《秦典通论》《秋怀室文编》《尊疑室杂文》，诗词集数种，以及1950—1968年日记十一本（据许琦《张煦侯传略》）。

最近出版的《张煦侯文史论集》，收录张氏学术论文28篇，多撰写于1949年前。较突出者有以下几篇。《研究国学之途径》，1935—1936年发表于《国光杂志》，四万余言，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编，表达在新学渐占主流背景下国学之价值，颇多通达之见。《郑樵著作考》，为其著《通志总序笺》一节，所列达九类五十七种，堪称大备。《万季野与明史》，1936年刊于《东方杂志》，补订梁任公说之未详，为那时的学界热点。《北音南渐论证》，1947年刊《国文月刊》，以己所居淮阴为基点，以入声在北音中的变化，谈其南渐之痕迹，篇幅不大，意义重要。《〈唐语林〉中的口语成分》，1958年撰，次年刊出，篇幅逾两万，详尽讨论唐代新词的渊源及多音节倾向，重点探讨口语虚词，在那时实属难得。凡此皆可见张氏以旧学积累，涉及当代学术，尤得益于长期任教之积蓄，信笔所至，皆能不同凡响。

二、《通鉴学》之成书与内容

张煦侯就《通鉴学》之成书与写作缘起，在初版自序中有说明，盖以《史记》之作，太史公颇为自负，班固《汉书》，亦谓“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而温公书成，毫无尊异之心，其言卑谨，且陈“其间抵牾，不敢自保”。张氏认为“以不世出之巨编而㧑谦若此，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乎”。同时，更有慨于后世史家“或毛举其抵牾”，而于温公“用力之勤，网罗之富，抉择之密，叙事之有条不紊”，常缺乏必要之认识，因成此通论《通鉴》之著。

张氏自述，早年因循世俗，仅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通鉴纲目》，对温公之学缺乏认识。三十以后，买得《通鉴》本书，积十多年之阅读，方有体会，更认为自己“性刚才拙”，与温公助手刘恕性格颇同，世乱蜩螗，避地乡间更类温公之退而著书。据他自述，因避地乡间，不仅无书可查，连《通鉴》本书都没有带出来，手边仅有历年阅读《通鉴》所摘资料和阅读心得之札记。如此困顿之中，大约更便于脱离《通鉴》所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各种史事是非，从闳通的立场揭示《通鉴》之史例与价值。

《通鉴学》分七章，总约十一万言。各章要旨，可以根据张氏本人1948年为《图书季刊》所拟介绍来稍做说明。

第一章《编年史之回溯》。述《通鉴》前编年体史书之沿革与分野，以明司马光著书之渊源有自，并非创格。唐刘知几著《史通》，有《二体》一目，分论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不同，于编年体溯始于《春秋》。张氏则认为“《竹书纪年》、殷墟卜辞、诸侯史记，则为三代之编年史体。左丘明出，乃集大成”。《通鉴》主要是承续《左传》而成书。

第二章《〈通鉴〉编集始末》，此章述《通鉴》编纂之缘起，引温公嘉祐间之书信议论，见其早年之认识，述其受诏后所得之支持，三位助手之分工协力，全书陆续奏进至最终之完成。脉络清楚，要言不烦。

第三章《〈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此章以《通鉴考异》引书为主要依据，“探索司马氏取材之书，得三百零二种”。此一工作，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高似孙《史略》都有论列，张氏当然了解，他的工作较前人有很大推进。相信他曾就全部引书做过周密统计，将其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附别集）、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各书之存佚，间亦有所述及。《考异》所见司马光鉴别史料之方法，张书区别为六类：参取众书而取其长，即同一史事在不同史书中之记录，必求兼备参酌，比较分析后，取记载相对可信者，或稍备之一说，此其一；两存，即一事在两书有歧互，难以做出明确判断时，不妨互存兼采，避免主观武断，此其二；两弃，遇到前述歧互情况，似皆无确定的理由，或各自有显然的传误，故一概不取，此其三；两疑而节取其要，史料有分歧，各自有疑，各有所长，故虽两疑，但仍摘存要点，足见慎重，此其四；存疑，在史事不明时，史家不要强做判断，适度存疑，把握分寸，最见掌控史笔之能力，此其五；兼存或说于《考异》，与前各款又有所不同，许多枝末小事，如时间、地点、人物，《考异》常以繁复的篇幅给以考证，原因在此，此其六。张氏说，“宋人不以考证鸣，而司马氏在在用考证方法，又不流于猥琐，卓然成一家之言”，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实已开清代朴学先河。张氏此节，我以往读得最熟，不仅熟背各引书书名，且对各书引录有所索引。“汉学重考据，宋学尚议论”，是一般而言，宋学也有考据精密者在，其方法更沾溉于后学，此张氏论温公文献而具之特见。

第四章《〈通鉴〉史学一斑》。此章揭出五端，一曰《春秋》之意，二曰《左传》之法，三曰儒家之宗旨，四曰本朝之背景，五曰著者之特见。

张氏自述“秉《春秋》之意”，是指“发挥名分之义”。引章炳麟说，认可温公修史不为“褒贬笔削之说”，张氏既表赞同，另据温公《进通鉴表》，谓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其删削之四项标准，且贯彻全书。张氏特说明《通鉴》全书自三家分晋始，见王政之衰与七国之立，其后一大段议论，在于“发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为全书纲维所在，最不可滑过者。

而《左传》之法，张氏列举时间本位、作者意识本位、人物附载、重要文字附载、政制附载、杂事附载诸项，兼及史事隐相衔接、诸国事平均纂述，看似平常，实非对二书透彻理解而难以臻此。

张氏自述温公守儒家宗旨，指“是非不谬于圣人”。张氏引程颐论温公之纯粹不杂，引《宋史》本传见温公“持身之慎，检己之严”，可称醇儒。复引其史论中对子臣之道、君相之职、立身行己之要的议论，见到温公对“刑赏、仁暴、义利、信诈、名实、才德、奢俭诸端”，“辨之最严，持之最力”。

张氏谓《通鉴》“寓北宋当时之背景，不独案论处而然”。“案论”指司马光引前代史家论断六十多则，又以“臣光曰”之议论有一百十九则，多寄当世之慨，如胡三省曾揭出“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几乎就是他对新法廷争之继续，读者较易明白。张氏更引《续通鉴》所载温公进读迩英时之议论，以明一般史事叙述皆寓时论，可谓善于读史者。

著者特见部分，张氏罗列四项，一曰不别正闰，二曰不信虚诞，三曰不书奇节，四曰不载文人。在此仅说一、四两项。

正闰之说，肇萌于五德、五行之说，汉以后论述至多，因关涉政权继承之合法性，以及历史上多个政权并存时期之谁主谁次，分歧尤多。宋初对此并不重视，如《册府元龟》为诏编之书，南北朝以北为正，以南朝为闰，五代以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后梁为闰，与宋廷承续有唐与五季之正统有关。在司马光以前，欧阳修斤斤致论于正统之说，认为后梁虽属僭夺，而事实已拥有中原大部，应列为正统。司马光对此立说更属通达而有勇气，即承认曹魏承汉为正统。其说见于黄初二年刘备即位下之“臣光曰”，自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而认可的原则是“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反对以仁暴、强弱、居地、承授来区别正闰。他认为如刘备称汉中山靖王后，本已族属疏远，与刘裕称楚元王后、李昪称吴王恪后之类真假难辨一样，不能成为绍续汉唐正统之依据。张氏赞许温公“如斯史识，可谓空前”，且全录前述一节议论，认为：“此一篇者，态度坦白，旗帜鲜明，实为有革命意味之重要文字，冬烘先生之所疑，而研究温公史学者之所必读也。”后来朱熹修《通鉴纲目》，严辨正闰，对温公此论期期以为不可，即此所斥“冬烘先生”者。不纠缠正闰，温公可以不带好恶地客观叙述历代史事。

至于不载文人，在温公致范梦得书中，已有说明。张书承历代之说，赞同《通鉴》以致治为撰述宗旨，故于“动人欣赏之美术文字，未尝附见”，“苟可以反映一时之民众心理”，如汉之《长安谣》，后秦之赵整作歌，天宝间为杨贵妃歌，亦有所披载。张氏对此有所理解，然书末仍感慨其“文化史料之太略”，终不免文人论史家之本色立场。

第五章《〈通鉴〉之书法》。历代修史，皆秉《春秋》褒贬及太史公实录之说，寓作者对史事与人物之态度。张氏认为《通鉴》自有其特定书法，是不能为《春秋》及史公所笼罩。前人论此者，温公孙伋著《通鉴释例》揭为三十六例，刘恕子羲仲也有论列，但多不为胡三省所采信。张氏所述，参酌前人而有所变通，就年、人、事三端展开分析。

年是指时间，编年体史书的基本特征是以时间为序。司马光要考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所见文献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如唐代以实录为基础，叙事可以详尽到每年的具体月、日，他朝未必能及此。编年的基础则是务明历代所用之历法，以明朔闰。司马光有幸得到已故律历学者刘羲叟之《长历》，存汉元帝到五代末之年历，以之为工作依凭，并节存于《通鉴目录》。张氏归纳温公的编年之法，一为隔年首事与终言之，二为岁阳岁阴纪年，三曰不同时期书岁不同，四曰天文现象不备书，五曰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

与人相关者，张氏也归纳为五条。其一，帝王曾混一海内者，与其子孙皆用天子法；一时代各政权实力相敌，本非君臣，用列国法。其二，国名人名有同者，增文以示区别。其三，书人必以名，即犯宋讳亦不改；以字行者书其字；胡人后改汉姓者，从其后姓。张氏举例说如崔胤、马殷，皆直书，惟“臣光曰”称崔胤为崔昌遐，对天子言不得犯讳故。其四则人之初见者多冠其邑里，或插注世系；将卒者有谥必书，弥补了编年体不以人为本位的不足。其五为书人虽无褒贬，但有变文见意者。

叙事方法也有五条，即叙事或先提其纲，后述其详；长篇叙事，多先溯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书一事而同时谋议莫不备载；一事初见者，述谨始之意。此章所述，看似多为细节，然旧史所讲义例谨严，多从细节考量。张氏梳理揭示，足见读史之细心得要。

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张氏述此章“所举书三十余种，各评其得失”。自述甚简，而所占篇幅甚多，盖欲建立一门学术，自当明晰其相关著作及后世影响。

此章以温公在《通鉴》同时完成之著作为“枝属”，后世接续之著作为“后继”。

温公修《通鉴》前，已有《通志》八卷奏进。修《通鉴》期间，同时完成而为世所习知者，有《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二书。张氏网罗文献，知存者有《稽古录》二十卷、《涑水记闻》十六卷，虽逸原编而存于《稽古录》者则有《历年图》及《百官公卿表》二书，以及《通鉴释例》，虽编在温公曾孙伋，然多存温公著书时旧说，为存者七种。亡者则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及《通鉴节文》六十卷，亦援据文献明其内容及佚失原委。

后继部分之论列，用力尤深，细分为踵纂、注释、订补、论断四目。如踵纂，又包含协助温公著书者刘恕先于《通鉴》完成之二书，宋人胡安国、龚颐正、蔡幼学接续温公相关书之著作，李焘、李心传、刘时举据《通鉴》体例述本朝史诸书，金履祥补《通鉴》前史之著，以及明清诸家循例撰宋以后各代编年之著；至袁枢改编《通鉴》，以事为中心作《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责温公不讲正统、不明褒贬，删节其书为《通鉴纲目》，二书又各有所枝衍。注释一派，宋有多家，仅存史炤《释文》，张氏斥为“浅陋粗疏”，而独重胡注，此自是明清以来通论，张氏于胡注得失各有叙述，态度也较客观。订补一派，张氏特别推重的，一为刘恕子羲仲著《通鉴问疑》，赞其能读父书，虽未及见温公，而与参修学士范祖禹讨论独多，范之解答，也颇得其要；二为严衍《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赞为“胡身之以后所仅见也”。论断一派，指借《通鉴》以讨论兴亡、褒贬人物者，代有其书，张氏对此仅述李焘、张溥、王夫之数家，点到为止，因此派与温公学术关系最远，不必深究。

第七章《〈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张氏谓其论《通鉴》之得有三，“合纪、传、表、志为一编，合独断、考索为一手，合史学、文学为一家”；失亦有三，“系年方式之过整，文化史料之太略，作者感情之或偏”。书末更提出改造编年史之建议十九则，可见其研究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之用意。

以上略述《通鉴学》之全书宗旨与各章大义。张氏自云以四、五两章最为重要，我于三、六两章亦深致意焉，故分述如上。

三、《通鉴学》的学术地位

张煦侯先生成长与为学的时代，旧学未断，新学竞萌，新旧交战，也互为参取，各成气象。张氏幼习经子，学出塾师，虽进新学堂，仍眷情文史，自拓疆域。著述皆存旧学根基，参新学因子，足成一家言。《通鉴学》之内容既如前述，其成就前人讲之已多，局限亦显而易见。

《通鉴学》初版出版至今已七十一年，张煦侯逝世已逾五十年。1957年此书计划再版时，作者曾稍有删改，并撰《再版自序》，表达他对时代改变后认识的相对变化。但也可从中读出，所做删改极其细微。

七十多年间，海内外出版研究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著作，我所见者即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点校本《资治通鉴》的出版，张氏应该见过，但没有留下意见；二是日本发现别本司马光文集，保存大量司马光经筵讲史的记录；三是就司马光生平、《通鉴》之成书过程、三位助手及其史学的研究，以及后世帝王、宰相、学人阅读评点《通鉴》著作之出版，乃至《通鉴》与宋元讲史话本之关联，都有很好的论列。香港黎启文曾编《通鉴胡注引佚书考》（自印本，将《考异》视同胡注），将《通鉴》引书做了逐条梳理。《通鉴》史学思想与成就之研究，成绩更多，新见迭出。七十年前的《通鉴学》，确实有些“过时”了。

然而若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看，则该书是奠定“通鉴学”的开辟著作，《通鉴》一书的大端问题，该书都提出来了。同时，该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有新学术的理念，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对《通鉴》创新与史法的揭示，对司马光在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通鉴》，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揭示《通鉴》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就此数端言，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出版说明

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一书，初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作者署名“张须”），此后台湾、香港曾多次据以重印。1957年，作者计划再版，修改了部分内容，并撰写《再版自序》，然此事未行。198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根据作者修订稿再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此次重版，即以1982年版为底本，并对全书又进行了一些整理改订，包括：

一、本书每章之下原无分级标题，且部分段落过长，或有至两千余字而不分段者。今依文意添加标题、划分段落，力图使其眉目清晰、层次分明。

二、查核原典，为书中误失添加编者注。

三、改正错别字、异体字、笔误、病句及标点不当处，使之符合现代出版规范。（此类径改，不出注）

又本书引文，不知所据版本，且旧时学者引书多有省改，故与当下通行之本颇有异同。除明显错讹外，我们多仍其旧，不做改动，俾读者识之。

自序

《资治通鉴》博大精深，嗣左氏而超荀、袁，其足为史家专门之学，无异辞矣。乃吾观温公表上是书，其言抑何俨恪祗畏，而无一毫稍自尊异之心也。《史记》之作也，太史公以为孔子卒后五百岁乃有是书，又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鉴》无之，则谦于《史记》也。《汉书》之成也，班掾自赞其书，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之语，彼虽约指十《志》之所包，自负颇亦不浅。《通鉴》无之，则谦于《汉书》也。乃至欧公《五代史》，其言亦复沾沾自喜，既已自拟《春秋》矣，又使门人作注以寄其笔削之传；为例远谢乎《史》《汉》，而抗心乃过乎马、班。反观温公所以自道，不过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而已；又惧好之者忽而不察也，则又坦然以自陈曰“其间抵牾，不敢自保”。其言卑谨，若将辟门以待后贤之纠其阙者，是非惟欧公无是言，盖班亦无是言，马亦无是言也。夫以不世出之巨编而㧑谦若此，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乎！

曰：诸家之自尊异，是皆文人浮夸之余习，欲以自张其军，而不顾议者之在后者也。文人侈于心，赡于辞，果于掇拾，而疏于考订。马、班、欧阳，虽自不可一概而相量，要其假史文以肆其挥写也则同；特不似范《书》自序，直自鸣其矜赏之实而已。今夫旷百世而得一文豪，乃韫其匮而善其刀，不获一试其才于可为之地，涂之人固知其不可也。既才与事能相值矣，乃曰：吾之为此，有所托也，将以通吾郁结而舒吾情也。一人倡之，其言中于无数才士之心，则谁不欲操刀以试其利钝乎！于是有托为本，而纪事为末，高者尚严部伍，下者徒工文辞。其于事也，亦但以多闻广载为功，疏略抵牾，不如其旧。传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今乃作法于夸而过自旌异，文士习之，其心亦但知作史之可以骋吾夸耳。而求其传信，不亦难乎？

若司马温公者，其著书为良史之书，其用心尤非君子不能有也。何则？良史通而能密，君子之心，敬而多畏。史迁手创宏纲，可谓通矣；而书事或疏，若用吾言，才得良史之半。其汲汲自见于文辞者，票姚之气，又足以胜其敬畏之心。史才不世出，而史德日益衰，后之作者，益不肯用其功力于求真传信之途，宜也。于此而有温公其人焉，见夫史籍猥多，惧士或厌烦而不观也，则矍然自奋于编年。其为通也，匪独自创义例，成一家言已也，即一事之书，一言之援引，而作者之闳识孤怀必寓焉。其为密也，又能于异闻丛互之中，汰其不可信者，而存其可信者以成定本。夫著书易事耳，而粹白为难。温公外无驱迫，内无愤矜，独本其利益学人之念，假帝王之力，官属之贤，以大官而躬下士点校之勤，十九年中，固已迁、固所不能骄，族史所不能玩。进而察其言，则又平谨恭逊，欿然不足以自发其独有千古之奇。噫！是人也，殆合良史与君子为一人。夫合良史君子为一人，则史之负人也常少，而其作《鉴》也，乃果足为天下平，是则温公之所以诏万世也。

若煦侯者，盖尝辟咡而受机仲改纂之书，牵于傅训，不能卒诵； 《纲鉴》俗学，又乱之。三十教于乡，始买得涑水本书，退则诵之。公书既巨，人所畏治，赖有文采梯接后生，洒然不知教之困也。性刚才拙，颇同道原；避地窖书，又类身之。林居六载，风雨其晦。沉吟放歌之外，独于此书，若有会心。二贤已遥，徒歌无侣，聊以点治扪索所得，写为七章，以《通鉴学》署其耑。

呜呼！《通鉴》之学，温公自辟之家学耳。先温公而编年者，项背相望，公既有以改造之而超胜之矣。后温公而编年者，短长相覆，差曰无咎无誉而已。若乃处丕变之运，而昧日新之功，虽日夕爱叹诵写，而改造无闻。则是温公不负后世，而后世负良史才者，乃重有负于温公也。夫欲于今世求良史才，则诚不可以旦暮遇之矣。乃观庠序承学之子，其真能爱叹诵写，知《通鉴》之所以为《通鉴》者，复不可便得。公诚不自尊异，而后贤亦遂无尊异之者，是使先正之心思才力，长委榛莽，虽有改造者出，亦将见井堙木刊，而无复樵汲之可因。吾滋惧焉，所以《通鉴》之学，虽固知为公之陈迹，而终亦不能已于述也。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淮阴张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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