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贝尔福科技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称，为了对抗日益发展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只依赖执法和情报是不够的，应进一步发展其反暴力极端主义（CVE）政策。

美国反恐机构缺少足够的官员、资金和政治方向来应对日益发展的恐怖主义威胁。为了预防各类恐怖主义，扩大美国的反恐工具箱，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反对暴力极端主义”（CVE），特朗普政府提出了“预防恐怖主义”。但这些举措都面临着资金不足、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窘境。此外，这些行动还被质疑侧重于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激起的恐怖行为，而忽略了“右翼”恐怖分子带来的威胁。

美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为了对抗日益发展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反恐不能只依赖执法和情报。美国的反恐政策需要进一步发展，譬如就应对各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威胁达成两党一致；向美国在海外的CVE项目提供资金；更新反恐相关法律，将具有预防和重建作用的反恐举措纳入其中。

尽管专家们一致同意，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会继续滋长，CVE在政策方面仍旧停滞不前。虽然两党似乎都同意有必要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来防止海外恐怖主义，但两党支持CVE的政治领袖少之又少。虽然，2019年美国国内CVE的某些方面似乎出现了进展，但预防国内和右翼恐怖主义的举措仍然和此前一样充满不确定性。

要推进CVE的发展，最关键的是CVE必须得到两党的政治授权。修复目前的政治需要正视真诚的批评，并确保行动不受政治或种族偏见的驱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CVE的支持者应通过两种方式重塑政策领域。首先，政治领袖们必须明确，CVE的对象是所有类型的暴力极端主义，而不单针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激起的恐怖主义。其次，收紧CVE的范围以预防犯罪。为此，美国政府和国会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美国政府必须扩增并更新其国际反恐授权，将预防和调查国内恐怖主义纳入其范围。国会应该要求总统制定一个针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该战略将清楚地阐明威胁以及政府应对威胁的能力。国会还应该考虑修订2014年《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预防法案》，总统应该更新《第13354号行政命令》，这些法令限制了国家反恐中心（NCTC）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职权。在扩大情报机构国内职责的同时，也应该使反恐和CVE更加透明和负有责任，国会可以扩大隐私和公民自由监督委员会的权力，将CVE和国内反恐工作纳入其中。

第二，美国政府应该调整其应对恐怖主义的方式，更好区分执法和情报部门主导的对已知和可疑恐怖分子的调查与社区主导的预防工作。社区主导的预防工作不应由执法部门牵头。

第三，国会应授权青少年司法与预防犯罪办公室（OJJDP）并为其提供资金，以增加以预防恐怖主义为目的的项目。OJJDP在与社区、州和地方政府合作预防和减轻青少年犯罪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政府应以OJJDP反帮派和反毒品滥用模式为基础，创建针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恢复性司法和预防犯罪项目。

第四，联邦政府必须为从事CVE领域工作的州和地方机构、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提供法律保护。联邦政府需要其他机构的帮助和工作，才能全面应对国内的极端主义。目前，根据《美国法典》第18条第2339A款，因“支持”恐怖主义而受到联邦起诉的威胁，是开展全社会反恐工作的一个重大障碍。理想情况下，国会应该修改第2339A条款，给予恐怖主义预防项目相应的豁免。

本文编译自哈佛大学贝尔福科技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网站文章Beyond CVE: Evolving U.S.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Policy to Prevent the Growing Threat of Domestic Terrorism，作者为Alexander Guitt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