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纸相传尽贺冬。
在所有关于冬至的诗词里，这首马臻《至日即事》的画面最是教人心折。全文如下：
天街晓色瑞烟浓，名纸相传尽贺冬。
绣幕家家浑不卷，呼卢笑语自从容。
马臻是元朝人。而过冬至的旧俗，其实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冬至大如年”，名头由来有自，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的一个，据说先秦是先确定了冬至的时间，才逐次往后推演，不过直到汉武时期《太初历》颁布后，才终于与相隔时间很近的农历元旦区分开来，成了一个独立的节日，唐代更排在二十二常规祭祀之首。通常至日的前三天后四天，朝廷是要给文武百官放假的，相当于古代的黄金周。不过到了正日子，有些朝代又有朝会，《晋书》上就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正好卡在中间，官员妄图利用小长假远游，恐怕不大方便了。
这种百官咸集万国来朝，其实也就是找个名头陪皇帝老儿玩乐，比较有意思的，其实还是民间自发的庆祝活动，比如拜冬宴饮，走亲访友。古人访客，是要先投名刺的，这就是所谓的“名纸相传尽贺冬”了——而暂时还没开筵的白天呢，家家门帘不卷，户户笑语相唤，杀猪烹羊，采买蔬果，好一副教人向往的清平乐图卷。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彼此走动，知道有人可访，或者有人将来，大概也会平添几分暖意吧。或者也和现代人每到年关的聚会差不多，到了岁末，总会生出休息念头，和友人闲谈一年之进益，展望一下来年大计。
我和研究生时期的好友当当就是如此。
毕业这么多年了，我们年年圣诞或元旦还总是一起度过，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聊着聊着，便说起明年的计划来，又回望一下今年所得。前几年计划定得太满，几乎年年都完不成，徒增沮丧；后来就有经验了，计划稍有可操作性，到年底再复盘就愉快得多，几乎相当于彼此自发的“年终总结”。——当然我们也不全是励志朋友，她在大学学报工作，和其他高校老师一样有寒暑假，因此每到假期，就极力引诱我和她一同旅行。比如明年一月，就安排了美国东海岸的博物馆之旅，每天催我去办签证。我以前曾和她还去过越南，记得有一晚从大叻乘夜班巴士回胡志明，不料计算有误，清晨五点多就到达了，只能背着大包漫无目的地在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漫游，那时刚工作不久，积蓄不多，一心想找一家早上入住不会算两天房费的酒店。到现在我还仿佛能看到从晨光熹微慢慢明亮起来的热带天光里，两个背着大包的女生在异国街巷里穿行的身影。很怀念。
说回冬至。事实上，这是我给凤凰网读书写的最后一期节气专栏了。
正因为是告别，所以竟格外艰难，开了好几次头都没有写下去，很多话想说，最后又还是删去，不想显得太丧，好比分手，总希望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既如此，那么不如不要分开——那也是做不到的。像我这样任何事都过分认真的人，实际上是不大适合写专栏的……这样逼迫自己写上大半年，好像已经到了极限。
写散文对我来说其实也相当于访友，不可能一年到头“名纸相传”“呼卢笑语”下去。人总归需要一点沉默独处的时间。但很奇怪的，虽然每次决定也都是自己下的，但临别时也还是忍不住惆怅。也好像同时告别了旧日的自己。
而我原本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小说相对于散文来说，也许更接近于秘密的艺术，像冬天。藏一点，收一点，就算有情，也如河水冰封后暗流涌动。而散文则更像给世界的情书，字字句句间都是情感的破绽。这两件事我好像一直不太能同时一起做。
就像近日散文写得多了，总有一些字眼在脑海里涌动。奇怪的。美的。疯狂的。懊丧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去年天气旧池台。古典诗词。当代小说。世界。个人。非虚构。表演姿态。
而我害怕这一切表达最后成了惯性。我不喜欢人设这个词。
有时候也根本不想对着任何人说话。
据说小说不能有太多形容词；这样会影响内置指南针的磁场。微微颤动着，指向作者所不能预料的另一个极端——
既然提到小说，不妨多胡说几句。
我想大多数小说都像一个表面上看不太出来的陷阱。处心积虑的，自以为布局精巧的，你在夜里一无所知地走过去，就突然堕入了牢笼里。有时候陷阱很浅，挣扎片刻就可以逃出来，最多扭伤脚踝；有时候则无法可想地陷入了小说人物或绝望或狂喜的情境中。陷阱常另有通道，可躬身去往异度空间。仍然可以拒绝——断然合上书页。这时小说的魔法就完结了。你成功地从彼在的世界逃回了此在：怎么会任由自己被这样拙劣的叙事陷阱困住呢？
这当然是遇到坏小说。那么好小说呢？
好小说大概也是一种邀请。只是这邀请经常由不起眼的指示性路标开始，比如包法利夫人随包法利先生搬到小镇，又或者《1Q84》里青豆走下高速公路的避难阶梯——村上春树的小说里就时常有这样迷人的装置，近年来《刺杀骑士团长》里女孩夜晚迷路的大山也是。但教人遗憾的，则是怀着期待踏上小路后，最后却发现应许之地仍乏善可陈。没办法，读者总如此难以取悦，而作者永远需要更多自省。
然而一个接一个的诱惑总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我是说，对于那些爱读小说的人来说，故事永远是良莠不齐的避难所。
散文不一样。
散文并非进入美丽新世界的通行证，更多的却是作者关于过去的回望，是相对闭合的空间。即便写于当下的文字，也很难说就直接通往未来：最多像非虚构现场实录，却相对少了一点时间沉淀的余味。总而言之，过去和当下随时都可以交织起来，里面总有一个隐含的主角，就是散文里的自己。写作者偶尔客串演员粉墨登场，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但最动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这种笨拙和真实。我总觉得那些太公正华丽的美文，是会像古代的赋一样教人打起瞌睡来的。
或者读散文，也像隔着小区马路，看过去另一栋楼里的某个真实他者的生活。想象夜晚亮灯的窗户里一个不断走动着的，面目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人。那个人有时靠在阳台上发一会呆。有时又自顾自在房间里做事。偶尔你发现他在和家人或者伴侣交谈。有时你看到他在打电话，喜忧形之于色，很长时间后才挂断——至于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倘若不安装窃听器或读心仪的话，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也是提供可窥伺空间的边界。
散文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主动的展示，在我的理解里。
但我其实也不是要讲这两种文体的区别——老这么一本正经，太学究气了。而且一时想到的譬喻也总似是而非，挂一漏万，随时可以反驳的。既然这世界上原本有散文化的小说，或者叙述性的散文。
那么，谈谈诗歌？
说到诗就更分裂了。我一直喜欢读诗，也写了很多年，却从来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个诗人，最近却机缘巧合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鲸鱼破冰》。就在冬至前一晚，还要去一个书店读诗。会混杂在众人之间，羞涩地读一两首……但更期待的，大概还是听陌生读者读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句子，像做梦。而当时写诗的心情，却早已迷茫至于不可解。
在自序《鱼的骨骼与流光度火》里我说，“如果每首诗至少需要一个晚上完成——加上修改其实不止——那么这十来年，大概有几百个夜晚都献给了这些长短句。想起高中时第一次写诗，忐忑地递给同桌看，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时至今日这怯懦也并没有长进多少，即便写诗早于写小说许多年，我仍羞于当一名公开的诗人。……但不论如何，小说和诗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事，共同安放了许多有幸的光阴；甚至诗歌比小说所能容纳的，还要更多一些。“
无论如何，关于自己的诗就说到这里吧，想看的朋友总会自己设法找到的。想起最初用豆瓣写日志的时候，在上面用的是假名，关注我的也很少，不过文章还有人转发，诗歌却经常显示只有七八个人读过。我偶尔会想那七八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会不会总是固定的那么几个，看后又作何感想。但他们对于我而言是最神秘的一群人，从不留言，不点赞，更不转发，因此始终都没有暴露。我有时候会把这七八个人想象成宇宙中另一些孤独的彗星，偶尔经过我所在的地方，略点一点头，又各自顺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下去，直至彼此都化为星尘。
接着说回冬至。
我是夏天出生的人。因此对北国的冬天总有一种迷茫的心情。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北方，冬至应该吃什么？
以前只听说过“冬至饺子夏至面”，但立冬也要吃，说怕“冻耳朵”，腊八则饺子就腊八粥，破五、春节当然更要吃，甚至元宵节吃什么，也有人不假思索地答说“饺子”的，简直像有地图炮嫌疑的笑话，嘲笑东北人“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更可能是自嘲。
那么，像我这样不爱吃饺子的南方人怎么办呢？
稍微查了一下不免大喜过望，古书里有载的，冬至竟然多数都是吃馄饨，且不分南北。有种说法是汉朝时，北方有浑氏和屯氏二匈奴首领，为害甚烈，汉地百姓故包“馄饨”以泄愤。而《燕京岁时记》则载，“夫馄饨之形犹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
两种说法都取自谐音，听来也很像旅游景点导游的说辞，其实不必深究，知道至日吃馄饨的习俗比吃饺子更早，也颇足慰矣——可好吃的馄饨究竟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小时候在湖南一座小城长大。南方冬天既阴且冷，多雨夹雪。而小孩子的鞋好像特别亲水，鞋底很容易就在雪地里湿透了，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冻得发抖地回家，家里也总是如同冰窖的。只有一次开门发现妈妈把炉子升得很旺，连客厅日光灯都没顾上开，正全神贯注往炉面炕桌上摆一块块腊肉，房间充满肉香，加上妈妈炉火映照间的笑颜——想来那时她委实十分年轻，最多三十出头——就此构成了我记忆中最美的冬日情景。
也许那就是冬至前后。因为还没有期末考试。
小时候吃到的馄饨也最美味。好像有一年冬至祖母家真的就包了馄饨。后来在北方吃到的馄饨多数被视作汤食，馄饨味道本身却不受重视，不是馅儿太笨，就是皮儿太蠢，总归吃到嘴里木木然没滋少味。我一向不大亲近严厉的祖母，但回想起来也不得不承认她的馄饨包得最好，无他，就因为老人节俭惯了，只肯用筷子尖沾一点儿肉末放在薄如蝉翼的馄饨皮中央。等煮熟了，半透明的馄饨皮微微透出一点绯色来，正是那微妙到几乎可以约等于没有的馅儿。一口咬下去，丝滑鲜香，荡魂消魄，汤头也鲜美无比。后来随父母去了深圳，又到北京求学，每每看到馄饨店也不禁驻足，却再没吃到过那么精妙绝伦的小馄饨，不是味精太足，就是馅肉太多。好比美人上妆，宜少不宜多：而且说到底，谁吃馄饨是为了肉的呢？当然还是为了皮薄——为肉还不如去吃灌汤包子，猪肉白菜大水饺。前年在浙江嘉兴吃过一次绉纱馄饨，听名字就觉得应该是对的，端上来了，皮薄是薄，肉却仍然太多了。
一说起馄饨就忍不住说了一大篇，这篇冬至落笔艰难。一旦说开了又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再不说也来不及了。
再如题中之义的冬至三候，第一候是“蚯蚓结”。古人多情，数九寒天还想着蚯蚓地底过冬艰难，但我疑心其实是因为蚯蚓就是地龙，能入中药，所以古人格外留意其动态和何时可挖……无聊百度了一下地龙到底能治什么，发现解热、镇定、抗惊厥、扩充血管和利尿的同时，居然还能杀精……百度吧里还有人专门招人挖地龙的，下面一群回帖讨论一斤干地龙多少钱，得挖多少条，发帖人回复道：这个其实比电鱼好多了，只要肯吃苦……感觉无意间又闯入了全新的致富领域，教人想起年初大片《流浪地球》里，各种蚯蚓制品也很悲惨地成为了地底居民的终极口粮。
第二候鹿角解。
因鹿角向后，故代表阴气，到冬至阳生之际，鹿角则自动脱落，是为“解”。但其实我也怀疑，难道古代一到冬天，丛林里到处都是脱落的美丽的鹿角不成？
第三候，水泉动。这个好理解，大冷天也总有不结冰的水啊——比如温泉。
中国旧文人是真喜欢游山玩水作文，一直到民国以降也还是如此，关于温泉，老舍就写过《济南的冬天》：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就因为这篇文章，我一直很想冬天去一次济南，但至今未能成行。我猜以前人因为没有相机，写游记就是状物，也是试图以文字挽留旧日的时光。而这类游记作者最出名的当然是朱自清。《背影》中“我去买几个橘子，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早成当代网络流行语，而《荷塘月色》更成了清华的软文。但俞平伯《陶然亭的雪》其实也很生动：
那天是雪后的下午。我其时住在东华门一条曲折的小胡同里，而G君所居更偏东些。我们雇了两辆“胶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车只雇到前门外大外郎营，（从东城至陶然亭路很远，冒雪雇车很不便，）车轮咯咯吱吱的切碾着白雪，留下凹纹的平行线，我们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门东，渐逼近车马纷填，兀然在目的前门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儿泥泞，一半儿雪了。幸而北风还时时吹下一阵雪珠，蒙络那一切，正如疏朗冥蒙的银雾。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面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春初春时，人家庭院里还堆着与土同色的雪，结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檐漏的滴搭，不终朝而消尽了。
……
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华，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悄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桠桠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
我前几日才去过陶然亭，雪是真有雪的，但早不是旧时风貌了，就是寻常公园模样，有东南西北好几个门。湖也被铁栅栏圈起来围作冰场，看上去比什刹海的冰场还要大。和我一起去的朋友疑惑地问：为什么这个冰场的积雪这么厚，湖面其他地方都只是结了一层薄冰呢？我就很聪明地指冰场入口两个看上去异常敦实的造雪机给朋友看。这样的造雪机通常只出现在人工滑雪场里，造一次要费许多电、花许多钱的。所以这个冰场的“冰雪嘉年华”推算起来，门票也应该不便宜。
朋友钦佩地说：好厉害。也不知道是说我眼观六路厉害，还是造雪机厉害。
再之前一天我还在北方海滨。再前一个礼拜在海南。整个十二月份差不多都在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跑来跑去，很辛苦地替各地主办方花年底预算……花钱本身没什么高兴的，舟车劳顿差点就病了；但好在这些目的地，竟然都有朋友。最惊喜的当然是在海南见到了大学时代的好友暄暄。她是海口人，但常年在南宁开餐馆。为我专门从南宁飞回海口，又开她爸的车把我一路送到博鳌的酒店，然后就在酒店陪我整整住了两天，除掉开会之外，我们日以继夜地说话，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
大四那年我们整整同居了一年。
那时她刚开始和她的法国男朋友在一起，而我刚决定要考北京的研究生，我们还共同养了一只叫咪咪的三花猫——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事实上，我好几篇小说的原型都是她。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一直是我的缪斯，或者毋宁说，她很像另一个我自己，虽然她看上去远比我酷若干倍，也一直比我瘦，就在我最瘦的本科时代也一样。就像张爱玲笔下的中国式美人，再紧一点的衣服穿在身上、也好比一缕诗魂——瘦归瘦，她的美又完全是现代的，西方的。超过了常见的通俗的，直男审美范畴。
而我呢，我看上去也许要乏味正常得多——可是，依然不妨碍我觉得暄暄是世界上另一个我。这种感觉即便毕业十几年后依然如此明显。她叼着电子烟在酒店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也非常自然地在她面前换衣服，光脚踩在地毯上——但也不是什么百合情——再没有比我们取向更明朗的人了。只是相比起异性，我们偶尔更享受和彼此在一起。
第一天就聊到很晚，差点第二天开会起不来。第二晚和同来开会的伙伴玩过uno牌后，我们又开车去海边酒吧，就在一个荒凉的海滩悬崖边上。并肩坐在最高处，海风阵阵，海浪从遥远幽黯的天边层层叠叠卷过来，真像来到了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我叫了最甜的鸡尾酒，而她喝福佳白。我只是从来不介意在她面前显得幼稚。
因为实在认识太多年了，她的许多朋友我都认识，我的生活圈子她也了解，共同见证过对方许多重要的时刻。但无论知道什么，我从没有尝试安慰过她，她似乎也没有过。只有一次我认真地生了她气，还是张国荣自杀那个春天，我们正好在外面租房，看我哭成泪人。她冷淡道，不就是个明星吗。我把房门在她面前关上，在自己房间里流着泪整整点了一个礼拜蜡烛——非常非常地幼稚，非常非常地原教旨，但也非常真诚。过了两天，她在客厅茶几上默不作声地放了很多张张国荣的DVD，我继续板着脸进进出出装没看到——但随即她出去旅行了，我就开始一边看一边继续流泪。多少情绪宣泄了一点，过一礼拜她再回来，进门就发现碟被动过了，立刻笑着问：你原谅我了？
我想两个敏感的人一整年朝夕相处而不反目，大概当一辈子朋友都没什么问题。有时候我因小事闹点别扭，她还说“你能发脾气我很高兴。我就是不喜欢你忍着什么都不说。”她却从来没有和我发过火。
那年我们除了养猫，还试过养金鱼，各养一条在彼此房间，当然后来结局都不怎么好。有时我有朋友来，进出看到她坐在客厅里，也只是点头打声招呼。她也时常招待外国朋友喝酒，我就自顾自在房间里放很大声的卢巧音。冬去春来，已经知道第一次考研失败了，奇怪地也并没多少挫败之感，反倒开始认真给广州的几家报纸写稿，写小说或者散文。当时的记者说，“你文章太个人化了。情感要收一收”。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收，就是没日没夜地写，与此同时看书，看影碟，听音乐，看《圣经》，临睡前大声读“神啊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半懂不懂，但似乎当真得到了某种慰藉。
四月非典最厉害的时候，暄暄去旅行，而我每天宅居在家做饭，还从菜场买了一盆栀子花。这也是我们租房期间唯一养过的绿植。而那个春天最多的时候它一次性整整开了二十七朵花，我在《色拉酱》里写过的，每天去阳台喷水数次，“进出衣袖都带上了香气”。非常快乐。
也许快乐就在于，那个春天只是在某种对未来人生的等待之中，而任何和现实有关的事都没有做。——除了定期去天河福利院当义工。也是暄暄带我去的。
因此我总是很怀念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春天。我猜想她也一样。但我们这次见面的时候，并没说起往事。
从海南回来后不久又去南京。也在开会空当忙里偷闲地见了两位出版社的朋友。回京后适逢另一个大学好友婵玲过来出差，又到家里聊了一个晚上。比起暄暄，她的人生故事还要更跌宕一点，我经常开玩笑地说要写进小说里——但其实始终没有动笔。不知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很容易就变成故事的原型，另一些朋友，你只但愿她过得越来越好——
猛然间一个问题浮上心头：这个节气专栏里，到底有多少篇是关于朋友的？
我亲爱，亲爱的友人们。或曰友生。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而专栏在新年伊始时终结，仿佛也非常应该：毕竟过了这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日，又是一年即将翻篇儿了。
前两天我和要好的同事涂涂在单位附近散步，看到东四一家咖啡馆里提前贴出“冬至大如年”的招贴，不免哈哈大笑，想象不出咖啡馆如何庆祝冬至——上一盘饺子味道的咖啡？或者反之？正嬉笑间，突然发现路边的迎春花已挺出了无数深红色的新芽。
我指给涂涂看，她有点吃惊地说：春天真的就要来了啊。——她是我在出版社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她还有墨西，组成了一个组合”Tom & Jerry“，我当然是汤姆猫，涂涂是杰瑞老鼠，墨西就只好屈领一个副词”安德“……那天安德不在，而我们仨其实是经常一起在附近胡同遛弯儿的，顺便讨论各种热门话题，比如从金智英雪莉聊到东亚平权，抑或从当当俞李大战聊到职场性别歧视……总而言之，都是些”严肃八卦“，也有时就是我说我的猫，她们聊她们的娃，眉飞色舞，皆大欢喜。
是啊。我轻轻摸了一下迎春花还有点硬的骨朵，有点高兴又不无惆怅地说。
明明冬至未至，春天怎么就要到了……这么一年年的太快了……但只要不曾虚度……突然想起弗罗斯特的诗，那首我最喜欢的《雪夜林边悄立》。
树林真可爱，既深又黑，
但我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
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
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
但我并没有背给涂涂听，只在心底默念了一遍。
也好在此刻是阳光晴好的冬日午后，虽然蓝汪汪的天突然呼呼地刮起了北风。
我们对看一眼，就一起迎风笑着往前走去。就好像可以一直走到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