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尤其紧缺外语能力强的高素质干部。此时,上海的一所由美国人始创的大学,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为国家的外交队伍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外交人才养成所”:圣约翰大学
上海,作为中国外交人才的“蓄水池”,无疑为新中国输送了重要而优秀的对外人才。其中,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北平的燕京大学一道,赢得了“新中国外交官摇篮”的盛名。
圣约翰大学
诞生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享有“东方哈佛”“外交人才养成所”等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学价不菲的贵族学校,就读者多为上海及周边家境丰足、家教优良的中上层子弟,内中有不少富有理想、品性纯良、追求公义、同情中共的有为青年。再加抗战时同济、交大等国立一流大学迁往内地,地下党活动多转由教会大学唱主角,因此上海解放时,圣约翰大学党的力量很强,有100多名党员。
上海解放第二天,5月28日,市军管会就宣布接管国立和市立学校,但圣约翰大学等洋办教会大中学校基本未动,校内中共党组织也是直到1951年初才正式公开。当时的中央各部都紧缺高素质干部,而约大无论哪个学院和专业,学生的学业及英语水平都很高。因此,上海解放后,约大的师生除了被派往上海市委、各区委及南下服务团,还有许多党员直接被派到了北京。外语系的党员则多去了外交部、外贸部等外事单位。到这年暑假,全校只剩下30多个党员。
其中,约大第一届中共支部4名成员之一、曾任学校支部书记的李肇基,上海解放后即赴外交部新闻司就职。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和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前,针对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政治谋杀事件中不幸遇难。
陈依弥大学毕业照
新中国首批女外交官之一,美丽温婉的陈依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0至70年代,她先后两次在驻斯里兰卡使馆工作,为中斯关系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却不幸于46岁时病逝于外交岗位。
圣约翰大学培养的优秀学生,更多则长期活跃于中国的外事岗位,如参与过香港回归中英谈判的著名国际法学家、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院长、外交部法律顾问史久镛,改革开放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及驻埃及、朝鲜和加拿大等国大使的温业湛,驻丹麦兼冰岛大使陈鲁直、成幼殊夫妇,驻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大使顾家骥,驻土耳其、埃及大使詹世亮,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黄嘉华,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纪立德,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胡洪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八届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外交部美大司出色的翻译家梁于华,等等。
约大才子多奇志,筚路蓝缕为和平
尽管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宣传体制,这些闪耀的外交之星并不为国内民众所熟知,但他们始终以其学识和智慧,在困顿的外部环境下,艰难支撑着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积极搭建各类桥梁、助力民族腾飞。
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谢曜,作为新中国外交领域的资深一员,是一位只喜读书、听音乐、吃美食,学问、诗歌、天文、政治无所不通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解放前,乔冠华的父亲和妹妹曾在他们夫妇家——上海Mayfield公寓里躲避国民党搜捕,故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的乔冠华就将谢曜调往外交部工作。除了外事工作,他还致力学术研究,在美国经济问题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1943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冯锡良,则倾力于国际新闻局,先后参与创办People’s China (《人民中国》)Beijing Review(《北京周报》) China Daily(《中国日报》)等英文报刊,也曾就职于《香港之窗》和《南华早报》,并多次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国家重要文献的外文翻译和定稿工作。
1986年,《中国日报》总编辑冯锡良(右)、副总编辑陈砾(左)与英国《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中)在《中国日报》欧洲代印点印刷厂
1947年取得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理学士学位的黄金祺,家中4个兄弟、3位连襟都毕业于约大。本该毕业从医的黄金祺,按组织要求,继续以学生身份留校做地下党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先后在上海外事处和外交部工作,曾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语、法语口译。
上海解放前夕考入圣约翰大学的杨冠群,因解放而没能完成学业,于1949年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培训,后被派往开城,并驻守板门店近3年,全程参与和见证了对美谈判、战俘问题谈判、停战协定等重大历史事件。其后他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并参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众多外事接待和礼宾工作,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事务工作。
同样参与过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田进,也自圣约翰大学肄业。不过他早在上海解放前就投奔了解放区,任新华社记者、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再进入外交领域,辗转于驻阿富汗大使馆,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国际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并任驻瑞士大使。
上海这座在西方列强铁蹄下被迫开埠、兴起的城市,同时见证了弱国的悲哀,强权的任性和开放的益处,便也自然地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成熟的爱国者——不甘民族之贫弱、追寻强国之途径、深晓开放之价值。也只有在上海这块饱含市场化基因的土壤中,才能诞生如此众多的、具备爱国素养和能力的外交官——既重传统礼仪,又具有开放胸襟;既循平等理念,又顾义利平衡;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