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尤其紧缺外语能力强的高素质干部。此时，上海的一所由美国人始创的大学，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为国家的外交队伍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外交人才养成所”：圣约翰大学
上海，作为中国外交人才的“蓄水池”，无疑为新中国输送了重要而优秀的对外人才。其中，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北平的燕京大学一道，赢得了“新中国外交官摇篮”的盛名。
圣约翰大学
诞生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享有“东方哈佛”“外交人才养成所”等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学价不菲的贵族学校，就读者多为上海及周边家境丰足、家教优良的中上层子弟，内中有不少富有理想、品性纯良、追求公义、同情中共的有为青年。再加抗战时同济、交大等国立一流大学迁往内地，地下党活动多转由教会大学唱主角，因此上海解放时，圣约翰大学党的力量很强，有100多名党员。
上海解放第二天，5月28日，市军管会就宣布接管国立和市立学校，但圣约翰大学等洋办教会大中学校基本未动，校内中共党组织也是直到1951年初才正式公开。当时的中央各部都紧缺高素质干部，而约大无论哪个学院和专业，学生的学业及英语水平都很高。因此，上海解放后，约大的师生除了被派往上海市委、各区委及南下服务团，还有许多党员直接被派到了北京。外语系的党员则多去了外交部、外贸部等外事单位。到这年暑假，全校只剩下30多个党员。
其中，约大第一届中共支部4名成员之一、曾任学校支部书记的李肇基，上海解放后即赴外交部新闻司就职。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和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前，针对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政治谋杀事件中不幸遇难。
陈依弥大学毕业照
新中国首批女外交官之一，美丽温婉的陈依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0至70年代，她先后两次在驻斯里兰卡使馆工作，为中斯关系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却不幸于46岁时病逝于外交岗位。
圣约翰大学培养的优秀学生，更多则长期活跃于中国的外事岗位，如参与过香港回归中英谈判的著名国际法学家、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院长、外交部法律顾问史久镛，改革开放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及驻埃及、朝鲜和加拿大等国大使的温业湛，驻丹麦兼冰岛大使陈鲁直、成幼殊夫妇，驻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大使顾家骥，驻土耳其、埃及大使詹世亮，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黄嘉华，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纪立德，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胡洪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八届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外交部美大司出色的翻译家梁于华，等等。
约大才子多奇志，筚路蓝缕为和平
尽管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宣传体制，这些闪耀的外交之星并不为国内民众所熟知，但他们始终以其学识和智慧，在困顿的外部环境下，艰难支撑着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积极搭建各类桥梁、助力民族腾飞。
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谢曜，作为新中国外交领域的资深一员，是一位只喜读书、听音乐、吃美食，学问、诗歌、天文、政治无所不通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解放前，乔冠华的父亲和妹妹曾在他们夫妇家——上海Mayfield公寓里躲避国民党搜捕，故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的乔冠华就将谢曜调往外交部工作。除了外事工作，他还致力学术研究，在美国经济问题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1943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冯锡良，则倾力于国际新闻局，先后参与创办People’s China （《人民中国》）Beijing Review（《北京周报》） China Daily（《中国日报》）等英文报刊，也曾就职于《香港之窗》和《南华早报》，并多次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国家重要文献的外文翻译和定稿工作。
1986年，《中国日报》总编辑冯锡良（右）、副总编辑陈砾（左）与英国《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中）在《中国日报》欧洲代印点印刷厂
1947年取得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理学士学位的黄金祺，家中4个兄弟、3位连襟都毕业于约大。本该毕业从医的黄金祺，按组织要求，继续以学生身份留校做地下党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先后在上海外事处和外交部工作，曾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语、法语口译。
上海解放前夕考入圣约翰大学的杨冠群，因解放而没能完成学业，于1949年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培训，后被派往开城，并驻守板门店近3年，全程参与和见证了对美谈判、战俘问题谈判、停战协定等重大历史事件。其后他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并参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众多外事接待和礼宾工作，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事务工作。
同样参与过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田进，也自圣约翰大学肄业。不过他早在上海解放前就投奔了解放区，任新华社记者、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再进入外交领域，辗转于驻阿富汗大使馆，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国际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并任驻瑞士大使。
上海这座在西方列强铁蹄下被迫开埠、兴起的城市，同时见证了弱国的悲哀，强权的任性和开放的益处，便也自然地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成熟的爱国者——不甘民族之贫弱、追寻强国之途径、深晓开放之价值。也只有在上海这块饱含市场化基因的土壤中，才能诞生如此众多的、具备爱国素养和能力的外交官——既重传统礼仪，又具有开放胸襟；既循平等理念，又顾义利平衡；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