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名《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顾名思义，就是凭笔者的所见所闻，讲述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主要是说明他的思想对近现代中国有那些影响，近现代中国人又是如何对待他，以此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
一
王船山，本名夫之，生于1619，殁于1692年。湖南衡阳人。因他晚年居住在今衡阳县曲兰镇的石船山下，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船山先生。
船山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伟大爱国者和伟大哲学家。我这样说，是有文献根据的。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1983年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此文献中列举具体名字的人只有13位，其中就有王船山，既将他归于爱国者之列，还特别指出其哲学家身份。
早在此文件发表的前一年，即1982年在衡阳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之前，曾有人以维护民族团结为名，主张对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避讳”，即虽承认但不公开宣传。而这个文件明确指出,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同反对分裂、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败和封建专制的斗争相联系的。”这就为我们理直气壮地宣传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文献依据。因为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是的确存在着民族压迫的。例如，随着满族的大量入关，大规模圈占汉族人民的土地；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制定了严格的禁止奴仆逃亡的“逃亡法”。
我们说船山是伟大的爱国者，首先是表现在抵抗清代民族压迫的行动上：在清兵初入湖南后，他亲身组织过抗清的武装斗争。当清朝统治湖南后，他又拒绝清朝当局的“剃发令”，终身不剃发，并且始终拒绝与清朝当局合作，即使生活十分困难，也不接受清政府的接济。坚持民族主义，坚持民族气节，是贯穿船山一生的一根红线。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上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其一，为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添新彩。船山认为，华夏与夷狄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他说，中国之天下，在轩辕黄帝以前，大概与夷狄差不多；太昊（伏牺氏）以前，大概与禽兽差不多。那时的人不过是能站立走路的禽兽而已（“直立之兽”）。这样，他就从进化论的角度说明了从野蛮的夷狄发展到文明的华夏的历史进程。船山认为从夷狄进化到华夏文明的条件，是“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即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之后，创立仁义礼乐等制度和精神文明。如果不重视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人类就有可能返回到原始的夷狄状态。华夏与夷狄的概念既然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将自已的身份绝对化，以为当了华夏族就永远高贵了；如果不努力前进，发奋图强，就有可能落伍，甚至有倒退到夷狄的可能。
其二，将夷夏之辨提高到古今之通义高度。船山有一个“三义”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所谓“一人之正义”，即对某个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效忠；所谓“一时之大义”，指对一朝一代的君主效忠；所谓“古今之通义”指对整个汉民族效忠。既然夷夏的概念是相对的，那么其内涵和外延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内部的夷夏矛盾是主要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国内民族矛盾的缓和或解决，国际上的夷夏矛盾又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船山的民族主义中反清内容，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解决国内的夷夏矛盾过程中曾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内各民族团结一家，但国外的“夷狄”，即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所以当1914年6月14日船山学社成立时，杨昌济就指出：“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这样，杨氏便将船山的传统民族主义转变成现代爱国主义。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总会遇到“三义”的问题。因此，船山的“三义”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
其三，《黄书》奠定了中华民族尊黄思想的理论基础。《黄书》是王船山的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它名字的由来，既包含有称颂黄帝轩辕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称颂其具有“黄中”美德的意思。由于《黄书》突出地强调黄帝“树屏中区，闲摈殊类”，所以在清代末年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辛亥志士便将《黄书》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并掀起了一股尊黄的高潮。这次思潮的特点是：一、尊黄帝为始祖；二、以黄帝为国魂；三、使用黄帝纪年；四、鲜明的汉民族主义和排满的倾向。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人们清除了尊黄思潮中汉民族主义和排满倾向，而将黄帝与炎帝推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将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都视为炎黄子孙。直至今日，“炎黄子孙”仍是联系海峡两岸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民族感情的强有力精神纽带。
其四，极力强调提高民族自信心。船山在《黄书·宰制》中说：“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这段话的前面“三自”是讲客观条件，中华大国从财力、兵力、智力三个方面来看，条件都是很好的。后面一段，则是强调统治者要善于领导和管理国家，所谓“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就是要有公天下的思想，避免孤秦、陋宋的历史覆辙。因为自秦以来，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建立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政体，疑同宗，疑天下，与同宗族人为仇，与天下人为敌，最终丧失天下。要复兴中华，就要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公天下，任天下之贤，以仁义之心待天下贤士和民众以诚，分权分治。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的江山千秋永固。
王船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宋明理学是在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它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吸收佛道两家的哲学思想，论证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元代至清代的600多年中被采纳为官方哲学。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湖南人，即周敦颐和王船山，成了理学的开山祖和总结者，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湖南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周敦颐（1017—1072）之所以是理学的开山祖，是因为他的著作《太极图》和《通书》，为理学奠定了以太极为最高理念的范畴体系，他又培养了程颢与程颐这两个著名弟子，这样就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为理学的创立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船山之所以被称为理学总结者，是因为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造精神，对宋明理学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了总结性的结论。正如郭嵩焘所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明确地揭示了周敦颐和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观点得到当代学术界的公认。例如侯外庐等人所著的《宋明理学史》第二章标题即为《理学开山周敦颐》，而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之《中国哲学史》的第五编第四章的标题则为《总结和终结宋明道学的王夫之哲学》。
其二，船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的先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个方向出发。”梁启超的这一论断与恩格斯有相通之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这里的讲的“近代”是指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史。王船山生活的时段，也正是这个时期。他能够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把握到这样一个时代性问题，充分说明他的哲学思想的超前性。
必须指出，宋明理学家喜谈心性而多忽视人的认识问题。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有将知识、特别是道德知识视为内心固有的倾向，他们虽然也讲格物致知，但是将它视为启发内心固有之知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们无法解决思维和存在何者第一性的问题。船山不同，他很重视认识问题的研究。他明确指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三个条件。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对己物、能所等问题的研究，分清了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从而为科学地或接近科学地解决宋明理学长期争辩的有无、虚实、理气、道器、知行之辨等问题，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他不仅对认识的辩证过程进行过深入研究，而且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辩证法进行过研究，得出“天下无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的结论，从而为解决天人合一，体用合一，常变合一，动静合一、义利合一、理欲合一、理势合一等等问题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他的思辨能力是最慎密的，虽朱熹也“不逮（及）其精详”，因而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取得了最高成就。
其三，船山哲学思想为其对各个具体领域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萧萐父和许苏民在《王夫之评传》中说：“哲学是王夫之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全部学术成就中的活的灵魂。夫之的哲学理性，是要为人类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活动提供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合理性依据。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理性是体，而各个具体领域的理论探索则是哲学理性之用。因体以发用，由用以显体，正是王夫之建构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方法论神髓。” 船山在伦理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中，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的取得，无不闪耀着其哲学思辨的光芒。例如，其历史观中包括的依人建极、道随器变、理势相成、即民见天、变通可久等思想，就是他哲学思想的显明体现。
其四，船山的一些哲学观点，为近代许多先进人士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如船山的道器观和日新思想，为谭嗣同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保守思想，宣传维新变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船山的体用观为郭嵩焘、谭嗣同等人批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提供了锐利武器。船山的理欲统一思想，为谭嗣同、杨昌济等人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提供有力的武器。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船山思想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向现代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王船山著作及其思想的传播，在近现代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842—1895年，主要是其著作刊布、流传时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湘潭王氏(世佺)守遗经书屋所刻之《船山遗书》问世，收船山著作18种，150卷（后来在欧阳兆熊鼓吹下，又出版了30卷的《读通鉴论》）。此书由邹汉勋编校，邓显鹤审阅，是为船山著作系统整理出版之始。在此过程中，邓显鹤编了《船山著述目录》，这是船山逝世以来最具规模之著述总目，它为金陵本《船山遗书》的编辑奠定了基础。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之刊印，虽缺点颇多（如任意删改原著），但其功不可没：它引起了社会、特别是一些达官贵人和学者对船山著作的重视。如贺长龄和罗绕典就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宋论》等书（郭嵩焘说，贺长龄在贵阳刻船山书二种，见《船山祠碑记》）。魏源也研究过船山部分著作，并将其《诗广传》的主要内容以《诗外传演》的形式，作为《诗古微》附录的一部分。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1862—1865年以金陵刻书局名义所刊之《船山遗书》则最为著名。该书收船山著作56种，288卷，不仅内容比守遗经书屋本全，且校勘也较前者认真。参与其事者除湘潭人欧阳兆熊外，还有刘毓崧任校雠。刘于1865年编撰了《王船山先生年谱》（1886年由江南书局出版），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船山生平及其著作提供了较系统的资料。
如果说，船山著作刊布和流传的首功要归于曾氏兄弟（许冠山在《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中说:“盖以当时正值湘军初复金陵，曾氏兄弟权倾一时，此书一出，天下书院，学署与书香世家，莫不争相购备”）；那么推崇和宣传船山之功则要归之于郭嵩焘和彭玉麟。据郭嵩焘在《船山祠碑记》中说，邓显鹤曾谋建祠于衡阳船山故居，“不果行”，于是他在同治庚午（1870）掌教城南书院时，“始言之中丞刘公（崐），为建祠南轩祠之旁。”同治十二年（1873），郭氏拟创思贤讲舍，以聚徙受业，并专祀王船山木主于其中（实际上思贤讲舍于光绪七年，即1881年才开馆，见《郭嵩焘日记》光绪七年九月初一：“今岁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即日开馆”）。在思贤讲舍讲学者，除郭嵩焘外，还有王闿运、王先谦等。1882年彭玉麟在今衡阳市创建船山书院，院址先设于王衙坪，1885年迁至东洲。1891年以后，王闿运曾长期在此讲学。彭玉麟在《改建船山书院片》中曾明确规定，船山书院要“讲明夫之之学”，这样就使船山思想逐步深入士子之心。还必须指出，郭嵩焘曾于光绪二年(1876)“奏请王船山先生从祀两庑”，“事寝不行”。郭嵩焘和彭玉麟的这些措施，显然都是为了推崇和宣传王船山。在此期间，王之春于1892年撰成《船山公年谱》，又出版过几种船山著作，在宣传船山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
1895—1919年前后，为船山思想复活时期。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觉醒。在民族危难之际，为了救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不仅热烈地向西方追求真理，同时也力图从中国古代思想武库中寻找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而生当明末清初又与清朝势不两立的王船山，自然成了他们大力推崇的偶象。他们把船山思想当作改良或革命的理论武器，赋之以活泼泼的生命力。其中，推崇最力者为谭嗣同。谭氏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接受王船山影响是通过欧阳中鹄和刘人熙；而谭氏又影响了梁启超等人。他们将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相提并论，大大提高了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这个时期，不仅改良派大力宣传王船山，革命派也极力宣传王船山。其最著名者为章太炎、章士钊、杨毓麟。章太炎曾自述其学习船山著作情况:“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所以早在1897年，章氏就以“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杨毓麟1902年发表之《新湖南》一文，十分推崇船山“特别独立之根性”。他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魏源），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章士钊于1903年支持黄藻所编之《黄帝魂》，不仅收有他自己的《王船山史说申义》、章太炎的《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杨毓麟的《新湖南》，而且收入了谭嗣同的《仁学》之论“君祸”的一部分，极力宣传王船山的民族思想。
1908年清廷同意将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这一作法虽被章太炎痛斥“为收拾人心计”，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船山影响的扩大。1914年刘人熙在思贤讲舍的基础上，成立船山学社，次年出版《船山学报》。学社和学报在搜集整理船山著作、宣传船山思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期间，罗正钧和皮锡瑞于1907年分别出版《船山师友记》、《经学历史》，前者全面介绍了船山师友关系，后者则称船山“为举世不为之学”。
值得提出的是，杨昌济不仅从戊戌变法开始，便认真研读船山著作，而且在1913年至1918年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时，在课堂内外积极宣传王船山思想，因而使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船山思想的影响。
1919—1949年，为船山研究学术化时期。如果说戊戌、辛亥时期，船山思想的复活，完全是为当时政治斗争服务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政治化的倾向虽仍存在，如1920年之后的船山学社，就颇受当时政治局势所左右。但是从这一个时期总的趋向来看，人们是用不同的学术观点，对船山思想进行较客观的研究，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1934年重刊《船山遗书》（太平洋本），收船山著作70种，358卷，为当时船山著作最完全的版本，对普及船山著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②1934年王孝鱼辑成《船山学谱》六卷， 1937年张西堂写《王船山学谱》，同年张岱年写《中国哲学大纲》，他们或分专题对船山学术进行排比和研究，或将船山有关论述置于哲学范畴发展的长河中，评价其贡献，使人们比较全面地看出船山学术的成就。③不少学者还就船山思想分分学科、专题，如道德、政治、哲学、历史观等等进行过研究。自1922年至1949年，这方面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近30篇。④1935年嵇文甫出版《船山哲学》，1942年侯外庐出版《船山学案》，两者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船山的开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船山学研究基本上沿着学术的方向前进的。特别是1962年，在船山逝世270周年之际，湖南省社联和湖北省社联联合发起，在长沙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王船山学术研讨会，把船山研究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会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判，而船山则被冠以“法家”之名而被宣传，船山研究被引入邪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40年，船山学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恢复船山学社，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船山学术思想的活动。船山学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停止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备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南省学术界人士倡议恢复船山学社。学社于1982年5月8日正式恢复，吴立民、王兴国先后任社长。学社恢复后与省内外一些单位合作，先后召开了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300周年、310周年、320周年以及诞辰390周年等大型学术讨论会，还举办过多次小型专题讨论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船山的家世、生平、著作以及哲学思想、经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宗教思想、易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心理思想、文学思想、文字学思想乃至注释学思想、编纂学思想、环保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研究成果出现，有的发表了论文，有的则出版了一种以至数种研究专著。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船生平及思想研究的著作，超过一百种；论文则数以千计。
其次，恢复出版《船山学报》和《船山学刊》。《船山学报》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1915年至1917年出版《船山学报》8期；1930年出版《船山杂志》7期；1932年至1937年出版《船山学报》15期。改革开放后，《船山学报》于1984年3月30日复刊，每年出版两期，至1989年共出版14期。1989年下半年，在整顿报刊时被停刊。经过多方努力，1991年改名《船山学刊》继续出版。初期仍为半年刊，每年出版2期。到2000年改为季刊，每年出版4期。近两年又改为每年出版6期。至2019年1月已出至119期。
第三，是出版《船山全书》。近代以来，先后出过三种不同版本的《船山遗书》，但都存在种种缺点。《船山全书》自 1982 年底着手整理、编辑，至 1996 年 12 月 16 册全部出齐，整整经历了 14 年的时间。纵观新版的《船山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收录船山著作较全。以新版《船山全书》与太平洋本《船山遗书》相较，多收佚稿逾 20 万字。其二，还船山著作面目之真。金陵本《船山全书》由于政治避讳，有相当部分被刊落或隐去，太平洋本仍而未改。新版全书据可信之旧钞、旧刻以至船山手稿，订正两本之白匡、墨格、窜改、删削，以还船山面目之真。其三，校勘比较精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充分收集和利用了前人已有校勘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广泛搜集船山著作的不同版本。仅以《读通鉴论》而言，编校者就收集了 1 个钞本，15 个印本。其四，是加以标点、分段和标题。船山著作，民国时始有句读本，解放后始有标点之单行本，而对全集作标点，这是第一次。
船山著作向称难懂，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二十多种船山著作被注释出版。这对于船山思想的普及，是很有好处的。
三
本书共分两篇，上篇论船山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船山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限于资料和篇幅，本书主要从政治、哲学、史学三个方面作一些分析和介绍。
船山政治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最大的。谭嗣同说过：“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笔者在过去的有关论文中，曾经认为此论“缺乏论证，也不很符合船山的实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这个论断不够准确和慎重。所以专门用谭氏这句话为题写了一章《惟船山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文章首先指出，谭嗣同认为孔子之学绝而不传的原因，是由于荀子用尊君权取代兴民权，扰乱了孔子的正统思想。其次，详细介绍了谭嗣同论述王船山“兴民权”思想的内涵。第三，还从谭嗣同著作中所援引的一些船山的正面言论中，看出其兴民权之微旨。船山思想对近代政治的影响最深刻的表现在民族主义方面。在《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影响》一章中，分析了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改良派和革命派广泛影响的情况，革命派是如何揭露满洲贵族朝廷民族压迫和对外妥协投降的，还分析了船山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在对外开放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复杂的情况。而《王船山〈黄书〉与近代尊黄思潮的兴起》一章，则具体探讨了探讨《黄书》与近代尊黄思潮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以及近代中国尊黄思潮的来龙去脉。洪门将王船山等几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奉为始祖，在过去船山研究中是被忽略了。经黄勇（守愚）先生的提示，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章《洪门为什么推崇王船山等人为始祖》，指出这是由于他们都具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但这个故事的真正定型，应该是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会党组织被广泛利用，船山等思想家的民族主义也被广泛利用之后。
船山哲学思想为近代进步的人们观察国家命运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船山的道器观、体用观、动静观、知行观、理势观、心性观和理欲观，对近代许多思想家影响很深。本书这一部分，侧重分析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期间，船山哲学对一些湘籍思想家的影响。例如在《船山道器观的影响》一章中，详细地分析和介绍了谭嗣同是如何运用船山道器观宣传其变法思想的。“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谭嗣同还认为，“道”并不是中国一家所独有的东西，外国也同样有。他说：“以归诸圣人，犹之可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在《船山体用观的影响》一章中，分析了船山体用观如何帮助郭嵩焘和谭嗣同批判“中体西用”论。指出，郭氏的本末观，随着他在出使英法过程中对西方的深入考察而不断深化。他认识到，本末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有不同的本末。谭嗣同则指责洋务派是“沾沾于洋务之枝叶，而遗其至精”；而所谓“至精”，就是“西人之体国经野、法度政事”。在《船山动静观在近代的影响》一章中指出，谭嗣同在《仁学》中热烈歌颂“日新”，从哲学上为变法制造舆论。何键则认为，船山日新之说，足包泰西文化。在《船山理势观的影响》一章中指出，郭嵩焘在理势关系上更加注重的还是理，他认为只有在把握理的基础上，才能因时度势去争取主动，克服各种困难。所以他说：“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他总是以理、势、情三者统一来观察洋务事宜。在《船山心性观的影响》一章指出，杨昌济把船山的“造命”思想与“人能弘道”联系起来，这是对船山思想的准确把握。在《船山理欲观的影响》一章指出，罗泽南关于“人之私欲原傍这天理上生出”的说法，是合理的。它与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能受王船山的影响。谭嗣同继承了王夫之的理欲统一思想，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禁欲主义。“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非如紫阳(朱熹)人欲净尽之误于离，姚江(王守仁)满街圣人之误于混也。”从而把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宋明理学。杨昌济则将传统的理欲之辨转化成现代心理学理性和感情关系的理论。青年毛泽东对理欲之辨的解决，也基本上是沿着杨昌济的思路进行的。正是由于船山的这些哲学观点在近代的深远影响，所以到了五四以后对船山思想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时，它们也就成为了船山哲学思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因此在以上各章，我们了除了介绍船山这些哲学观点对近代进步人士的影响外，还分别介绍了1949年以前中国哲学界对船山上述观点研究的情况。
船山历史观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近代人士对船山史论的评价》一章中指出，《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自清末以来，版本甚多，评论也多。肯定者不少，辩护者不少，批评者亦不少。郭嵩焘说：“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梁启超说：“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有的则对船山史论之偏激处给予同情的理解。例如欧阳兆雄他在《榾柮谈屑》中说：“船山先生经学外有《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其中称公、称子、称官、称字者不过十数人，余皆直书其名，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不稍假借。虽曾文正亦疑其诋毁古人，持论过刻。不知先生借他人酒杯，浇自已块垒，亦如《南华》之寓言十九耳。”一些对船山史论持批评态度者大都是就某个具体论点或具体人物的评价，发表不同意见。例如，李元度对王船山的李纲论是完全持反对意见的。又如，姚永概指出，汲黯对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船山认为是“直以唐虞为不必效，而废礼乐文章，苟且与民相安而已。”姚氏认为，船山“是不味黯之言，漫以责之耳。黯盖以为唐虞之治非多欲之人所可效也，仁义非多欲之人所可假也。岂谓唐虞不必效哉？”在这部分，还具体介绍和分析了章士钊的《王船山史说申义》、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胡思敬的《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以及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
本书的下篇为《近现代中国对船山学发展最有贡献者选介》。总共十六章，介绍了二十人。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赵烈文、曾国藩、曾国荃、刘毓崧、张文虎，这八人，除曾氏兄弟之外，对他们在出版《船山遗书》的介绍过去是比较少的。邓显鹤的《王夫之》传，是继潘宗洛、余廷灿之后，第3个以私人名义撰写的王夫之传记，它第一次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相比较，第一次明确提出搜集和刊刻船山全部著作，其《船山著作目录》所收船山著作的目录是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邹汉勋在编校船山著作的过程中，某些校勘也是有贡献的。其编校工作最受指摘的是对船山五种《稗疏》的增删改易。欧阳兆熊是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屋首次刊刻《船山遗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后来他又和赵烈文密切配合，促成了曾氏兄弟同意并出资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欧阳兆熊作为这次重刊《船山遗书》的总负责人，写了《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为编辑新版遗书规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刘毓崧在《船山遗书》编辑刊刻过程中的作用，是对拟收入遗书的船山著作的稿本进行校勘，即对原著中所用引文及所涉及的人物典故是否准确进行核对。他在编完《船山遗书》之后，又于同治四年（1865）利用他掌握的船山著作及有关资料，编了《王船山先生年谱》上下两卷。《张文虎日记》记录了张氏参加金陵本《船山遗书》编辑的全过程。关于曾国藩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原因，过去人们作过各种推测和分析，但是往往只及其一而不及其二。笔者认为，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是为了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郭嵩焘、彭玉麟、刘人熙、赵启霖都是在推崇宣传王船山方面最有贡献的人物。郭嵩焘是最早全面评价王船山历史地位的人，1870年郭氏在城南书院修建船山祠，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中，宣称“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1876年郭嵩焘又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朝廷不批准船山从祀文庙，郭氏便于1881年创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彭玉麟于1884年在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内，创办船山书院。1885年改建船山书院于东洲，并聘请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王氏在船山书院20多年辛勤耕耘，培养了一批人材。刘人熙对船山学最大的贡献，是在清代末年培养了三个学习和宣传王船山的著名弟子，即谭嗣同和王芝祥；中华民国成立后，又积极倡办船山学社，并为此而竭尽了他晚年的全部心力。赵启霖对船山学的贡献，主要是在晚清向朝廷奏请王船山等人从祀孔庙，并获得批准；进入民国后，他又曾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
杨昌济、嵇文甫、冯友兰、王孝鱼、侯外庐、张岱年、萧萐父、陈远宁等，是民国以来，在不同时期对船山学研究做出比较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各自有其特点。杨昌济不是把船山思想当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仅以之教导学生，而且自已也力图照着做。嵇文甫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包括王船山思想的学者之一。冯友兰对船山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他赞成侯外庐划分启蒙的标准，但不赞成将王船山归入启蒙思想家之列。王孝鱼于1934年出版《船山学谱》，是最早系统研究船山哲学思想的一本书。他还写作出版了《庄子通疏证》、《老子衍疏证》和《周易外传选要译解》。侯外庐是最早系统论述船山启蒙思想的学者。他始终注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开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先河。张岱年最善于把握船山哲学思想的精要。自从侯外庐明确地将船山界定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以后，萧萐父是坚定地维护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但是他决不是简单地重复侯先生的观点，而是在坚持的过程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加以深化了。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和《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是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但他对船山启蒙思想持保守态度的。他说，从主导方面说，王船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和一部份自耕农要求的改革派，而不是早期启蒙思想家。
如前所述，此书既然是笔者根据个人的见闻所及而撰写的，所以也就可能孤陋寡闻，或见闻不确有误，因此诚恳地希望广大学术界同仁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本书出版，得到湖南省船山学基地的资助，得到岳麓书社领导马美著和编辑李伏媛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对他们的努力谨表衷心的感谢！
《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作者：王兴国。 出版社：岳麓书社。出版时间：2019年09月。王兴国：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前船山学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