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比文言简洁，这是胡适亲自从白话身上开发出来的一大优点。胡适仅仅使用了一个例证，就使这一说法几成定评，并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胡适的例证来自胡适的一个经历。大概是在三十年代，胡适当时在上海。其时清华正闹学潮，就有人想把胡适请出来做清华校长，胡适拒绝的态度是明确的，因而拍发了一个白话电报：“干不了，谢谢。”

胡适认为这五个字的电报简洁而又明白，而这又是文言无法比拟的。直到晚年，胡适还对自己的这个电报还叹置不已（见《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有一部知名电影就把此事变成了电影情节，似乎白话优越于文言，根本就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

历史上的事情总会在不经意间重复出现。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给赵元任发电，要其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就采用了胡适的回电：“干不了。谢谢！”本来已经辞掉哈佛教职准备到中央大学任教的赵元任，面对不断催促其出任校长的电报，索性就不再回国了。

白话真的就比文言简洁吗？对这个问题，其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有没有人向胡适叫板的？有，此人就是汪懋祖。他曾留学美国，一度当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他，“白话文方盛行，而典存有意保存传统古文”。所说“典存”，即是汪懋祖。

汪认为文言能“一字传神”，而白话是“粗笨之工具”，文言当然会比白话“省便”。时间当在一九三四年，汪所提供文言优于白话例子是这样的，“以‘如之何’与‘怎么样’为例，以较其难易，今请以此二词付之默写测验。予即自试，草写‘如之何’三字，时间一秒半，草写‘怎么样’三字需七秒半，时间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哓哓”。

在汪看来，“如之何”为文言，“怎么样”为白话，若书写两者，后者要比前者多费六秒，因此而证明完毕，文言比白话“省便”。这实在是一个很笨的比较，让人难以置评。胡适评价此说为“武断”。

关于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洁的问题，有两个人在无意间，都曾触及这一问题。

其一便是刘半农。他是五四时期能为文言说些好话的新文学阵营中的极少人物之一。

刘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有这样的观点，“但就平日译述之经验言之，往往同一词语，用文言一语即明，用白话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这其实是说，文言在表情达意上更能简明而显豁。

再有便是朱自清。其《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应用这种文言的，报纸是大宗，其次是公文，其次电报和书信。但报纸用白话，胡适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办报的人总怕篇幅太多，印刷太贵，不愿马上全改成白话”。

朱自清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社会上是有一部分人，是真真实实地认为文言要比白话“省篇幅”，要简洁。虽然，在所持观点上，朱的认识与胡适的主张并不矛盾。刘半农与朱自清在无意间，就都成了胡适的反对派。

其实，文言不仅能比白话简洁，而且能简到白话难以想象的程度。

就以林纾所译《茶花女》为例来说明吧。针对林译，胡适曾有这样客观的评说，“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成绩”。

林译小说文言之简捷，可能更在胡适想象之外。

就说为胡适所误解的那句，是写茶花女的，“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句话若是用白话叙述，就要有茶花女是如何接客、如何意外发现有孕、其母如何帮助她堕胎、而其又是如何因此而患病的，这总要一小篇，据钱钟书统计，哪怕是小仲马原书，这一段也用了211字，而林纾用12字就全部完成。不仅如此，这12字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个字便是“媰”，绝不可草草看过。

“媰”在《说文》所谓的《尚书》中，本就有要求为政治民者对弱势群体要有“合由以容”的体恤之意。

林纾在这里使用这个古色斑斓、古雅不俗之“媰”，一是陈述茶花女有孕之事实；二是说茶花女非是一般的风尘女子；三是说茶花女虽是婉娈依门之女子，但作者的同情与尊重是没有离场的。

司马迁曾用“有身”或“孕”，班固曾用“饮药伤堕”，但这些只能表达“媰”一个方面的语意，若说一字三义，内涵有这么丰富的意思，恐怕在全部汉字中挑不出第二个。当胡适轻蔑地误“媰”（人文意义上的）成“珠”（世俗意义上的）后，致使林纾所有良苦用心便一齐全失。把“媰”之用说成是文言所能达到简捷的极致，恐怕是不过分的。

就再看看当代作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吧。当代作家中带有书卷气的，孙犁算是一个。当代作家差不多都是被白话征服的一代，而有书卷气的当代作家，可能就没那么容易被征服。

孙犁有一篇《读〈沈下贤集〉》的文章，就触到了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捷的问题。孙犁重点谈到沈下贤的《冯燕传》。这篇人物传记全文共四百五十五字，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这样写道：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段只有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紧急状态中的举动、心理、感情。孙犁认为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最为灵动，“人物情状，如在目前”。这是一个具有三角关系的故事，最后形成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

孙犁对唐代作家沈下贤的体物传情之妙叹赏不已，他最后评论道，“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一边是四百五十五字，一边是十万字，谁更简捷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孙犁亦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表达了对于文言的真诚敬意。

如果只说文言比白话简捷，这完全是把文言说小了。简捷以外，文言白话之别，有时更是一种境界的不同。

据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为一新建的苏州园林命名，乾隆挥笔定下“真有趣”三个大字。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因为这三个字不只是大白话，而且有口语意味，以此当作人文荟萃之地苏州园林的名字，这不是有点儿戏吗？

纪晓岚不愧为大才子，有应变之才，他求乾隆把中间的“有”赏赐给他。这样，这座苏州园林的名字就变成了“真趣”，不只境界上了几个台阶，简直都有哲理意味了。

唐浩明小说《杨度》把这一段写进了小说，并借王闿运之口评论道，“把三个字合在一起，便是一句最浅最俗的话；把它分成两处，一则涵盖宇宙，包罗万象，一则趣味蕴藉，古朴典雅”。这是中国文字之妙，这也是文言与白话之别。

小说《杨度》另外还写到一则袁世凯靠文言命名露脸的小故事。

那时袁还在山东当巡抚。费县有一年轻女子，过门不久丈夫便得了重病，只剩奄奄一息了。这女子就决定与其夫一起去死，就吞下了金块。

第二天女子死了，而其夫病情从此开始大为好转并趋于痊愈。年轻女子的事迹在社会上大为传扬，袁世凯得知后亦颇为感慨，就想为女子挂匾，题辞表彰。

幕僚们所拟题多陈腐套语，袁世凯一概不用，最后亲自题上“一死回天”。

对于女子来说是“一死”，对于男人来说不就是“回天”吗？

这类凝缩性的文言，不只是简捷，重要的是简捷之外还有余韵与余味。在这种状态下，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了。

这种带有人文性的简捷，既是一种简括，同时又是种德性的表彰，至此境界，就是白话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的了。而带有人文性的表述，这恰恰就是“文言”的题中应有之意。

再回到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捷的问题。其实就是胡适对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是游移的、前后矛盾的。众所周知的“干不了，谢谢”，胡适似乎表明了明确坚决的态度；但此事还有续集。

1945年8月24日，胡适从纽约给毛泽东发一电函，中心意思是要为民族大局着想，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这封电函长有220字左右，是用文言文写的。

那么，胡适为什么要用他所鄙视的文言呢？当时从纽约往中国发电报是很费钱的，胡适后来的解释是，之所以用文言，“是可以省字，节省电报费”。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胡适用自己的矛攻破了自己的盾，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顾炎武曾对古代文章中的繁简之辩至为厌烦，顾亭林云：“辞主乎达，繁简之论兴，则文亡矣”。他指出繁简讨论的无意义性，这确是一种极通达的见解。

至于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捷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20世纪理所当然是一个白话的世纪，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这也是任谁难以阻挡的事情。

文言有文言的擅长与特性，白话有白话的擅长与特性，但看到文言的没落，墙倒众人推，就采用打死老虎的办法，把白话并不擅长或没有的长项硬加到白话身上，这于汉语的长远发展与建设，没有丝毫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