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大转折时期，封建化进程的加速造成了诸侯间持续长达百年的战争，在愈发残酷无情的战争环境中，不管是出于进攻还是自保，各国都纷纷开始大量筑城并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都，因此这一时期也成为了我国早期城市发展的高速时期。

虽然七雄之中并没有真正的弱者，七家诸侯国都是经过不断的筛选淘汰后得以最后存活的强大力量。

但韩国在七雄之中无疑是最弱小的一支，虽然“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但地理位置的劣势和独特的政治意义让韩国注定成为四战之地，再加上韩国的土地面积狭小，尽管装备精良但却难以自保。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开始大量筑城防御并屡次迁都，迁往更适合发展的中原腹地，韩国的城市发展也因此在战国七雄中走在前列。

韩国都城的迁徙进程

战国是不断兼并的过程，在这过程之中列强此起彼伏不断更换主角，国际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作为天下中心的韩国不管是在任何时期都不具备大规模向外扩张称霸的实力，所以韩国的政治方针有很明显的摇摆性，这也是自身实力所决定的的。

魏国崛起时，晋国三大家族携手并进共同抗敌，韩国也在积极对外扩张。

魏国衰落后，韩国就开始了摇摆不定的政治路线，秦强则附秦，齐强则附齐。

韩国通过审时度势在不同时期对都城进行迁徙，以此适应外部的政治军事形式变化。

韩国历史上迁都主要有三次：立国后初都定在宜阳，后为进军中原腹地迁往阳翟，获得对郑国战争的胜利后，韩国最终将首都定在了新郑。

早期都城宜阳

公元前424年，韩国统治者韩武子将都城迁往宜阳，这时的韩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虽然没被册封，但是已经被承认。

宜阳，也是韩国立国之初的第一个首都，仅韩武子一代，韩国定都宜阳16年，在这期间韩国开始了作为国家的原始累积和茁壮成长。

在这个时期战国七雄并列的国际形式初见雏形，宜阳有着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东可窥周室，西可出函谷关，宜阳实际上也是一个处于交通要道的战略重地。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韩国统治者是有争霸野心的，将首都选在军事重地具有很明显的对外扩张性。

但是受制于自身实力的影响，韩国扩张称雄之路并不现实，而西部的强秦日益崛起，宜阳作为首都实在是太靠近秦国了。

将首都置于战场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宜阳作为韩国首都仅仅存在了16年，宜阳在韩国的战略中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性的首都。

迁往阳翟

在魏国崛起时期，晋国三大家族韩赵魏在魏国的带领下属于一种军事同盟的性质。

在对外部的军事行动中，三方保持步调一致，在内部的斗争中，三国也在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早期的韩国在复杂的斗争形式中得以逐步发展，不断向东南方向进行扩张，吞并郑国是韩国一直以来的主要战略重点。

为了更好的延伸中原腹地，公元前409年，韩国发动了对郑国的战争，取得了郑国的雍丘，韩国也得以进一步向郑国腹地发展。

为了实现向郑国扩张的政治意图，韩国在这一时期又继续迁都阳翟。

阳翟作为韩国首都共存在了33年，期间历经景侯、列侯、文侯三代人。

这一阶段中，韩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魏国依旧是三大家族中最强势的力量，在对秦国的战争中屡次获胜。

公元前413年打败秦军，次年，太子围秦国繁庞。公元409年，吴起连续两年出击秦国，攻占了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郃阳。

秦国的河西之地彻底沦陷为魏国的土地，魏国也因此在三晋中奠定了领导者的地位。

《资治通鉴》：“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赵国这一时期战争较少，国家的生产得以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比较稳定。

而韩国在这一时期迁都阳翟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彻底消灭郑国，实现自己进军中原的战略。

事实也证明了这次迁都的正确性，在后来韩国灭郑国的过程中，阳翟作为桥头堡，为韩灭郑提供了积极的影响。

新都新郑

在韩国终于实现自己的野心吞并郑国后，韩国也得以占据中原腹地。

也是在这一时期韩国的战略方针将进行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的首都迁徙，这一次将首都定在了新郑。

定都新郑时是韩国历史上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韩国的主要方针是配合魏国进行军事行动，时而和魏赵联合对外征战获取利益，在时机不错时也经常独立作战进行扩张。

公元前403年，三晋家族逼迫周王对他们进行册封，韩国也因此成为了得到官方认证的诸侯王。

三晋家族联合则昌盛，分开则弱小，在定都新郑后，韩国所处的三晋联盟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383年，赵国向卫国扩张，为了防止赵国做大，齐、魏一直在帮助卫国压制魏国。

魏国也因此和赵国矛盾日深，三大家族的联盟关系也随之出现裂痕。

公元前375年，赵国公子朝反叛，魏武侯支持了公子朝也因此彻底得罪了赵国，三晋家族的联盟至此瓦解。

韩国最为一个小诸侯国，因为同盟之间的相互攻伐而彻底孤立，之后被迫开始了独立发展的方针。

赵魏之间的决裂让韩国也被迫退出联盟，三晋家族的力量由此分散。

与此同时，秦国正在悄然崛起。

秦献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局面，开始励精图治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秦国的力量有所发展，也逐渐走向图强之路，这对韩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在三晋分散后，韩国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韩国统治者也失去了励精图治的雄心，在建都水草丰茂的新郑后，开始了奢靡的享受。

新郑城内高楼林立，高台随处可见，宫廷内夜夜笙歌。

韩国也逐渐从内部开始腐化，内部斗争开始兴起。

在韩哀侯迁都新郑后仅仅六年，就被弑杀，之后继位的韩懿侯参与了和赵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共同进攻了当时处在内乱之中的魏国。

韩国也因此参与了三晋之间的内斗，魏国虽然内乱但是基础依然雄厚，韩国此举无疑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公元前369年，韩国遭到了魏国的报复，“魏败我马陵”。

公元前362年，“魏败我洽”。

韩昭侯期间韩国更是面对秦、魏的重重夹击，难以突围。

公元前358年，“秦败我西山”。公元前357年，“魏取朱，宋取我黄池”。

虽然在韩昭侯时期任用了申不害为相进行了政治改革，政治经济也得以发展。

但是韩国无疑已经脱离了三晋联盟，开始了独立发展之路，处于四战之地的韩国也因此处处受限。

随着东方大国齐国的兴起和西部的强秦卷土重来，韩国成为了大国之间战略交锋的缓冲地带，韩国也从此走上了摇摆不定的战略方针，在整个大的战略格局中失去了主动。

总结

自三家分晋后，韩国一度迎来了不错的发展，在魏国的带领下三晋家族共同进退，成为中国大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韩国自身也得以对外获得扩张，比如吞并郑国占据中原。

但是同属四战之地韩赵魏却没能一直将友谊持续，因为各种原因，三家纷纷退出联盟开始各自为战。

赵国因为位置偏北所以经常能避免战争爆发，魏国因为魏文侯时期的强盛基础依然能够称霸一时，只有韩国处在诸侯之间成为了各国战略的缓冲地，时刻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这让本就弱小的韩国更无法去进行发展，只能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去进行摇摆的政治决策，这在整个战国七雄中是最为不利的一种情况。

韩国也不出意料成为战国中第一个倒下的巨人，韩国的三次迁都也都是跟随着国际形式变化而来的，在整个战国历史中，韩国的战略都扮演着这样一个被动的角色。

这是统治者能力的缺失，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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