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海滨——《欣悦与彷徨：张治中父女的家国往事》系列

父亲抵达长沙前三天，日本战机在长沙投弹，被人称为：“这是敌机追踪张主席来向他送礼的。”

父亲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湖南长沙履任。那时华东战场的局势已在急剧变化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我和母亲及弟妹们于翌年即1938年初春搬到长沙居住。父亲抵达长沙前三天，日本战机在长沙投弹，被人称为：“这是敌机追踪张主席来向他送礼的。”父亲一到长沙，就接到湖南的老前辈给他发来的电报，要他“奋发有为、为湘民造福”。

从1937年11月到1939年1月，父亲任湖南省主席一年又两个月。当时正处于战乱状况，父亲主持湘政所依循的原则是“军事第一”、“风气为先”。

这两大要务湮没了事实上他并未忽视的文化工作；加之时间已经70多年，历事繁多纷杂，我在这方面留下的清晰记忆就少之又少了。

当时父亲常常提及的有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伯伯；时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和驻湘代表的教育家徐特立，他也是长沙人；此外，黄任之、叶剑英、江渭清、社会活动家罗叔章、经济学家薛暮桥、名记者范长江等父亲也常常说起。父亲与他们的公私情谊都较深。

在这里我讲件小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在全国妇联和全国政协开会时，常常见到薛暮桥夫人罗琼。有次她告诉我，薛暮桥在长沙那段时间经济十分拮据，父亲知道后接济过他，他俩对此一直心存感激。

父亲刚离开战场不久就到湖南担任省主席，从前线转到了大后方，责任也从军事转到政

治，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开始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政生活，他感到有些惶然惊惧。

但他抱着为湖南服务的宗旨，抱着“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的目标和愿望，与原任的另外八位省府委员和衷共济，并请来了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他的同事瞿菊农等人，共订治湘方案。

治湘方案中有一条就是要办一所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结果动员了5万名知识分子轮流加以培训，毕业后分别派下去任县长、县佐治委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乡镇保长、政治训练员、妇女训练员，以推进并完善基层建设。

父亲把这项工作称为“文化动员”，认为它的意义“不仅在加强抗敌自卫力量”，“而且是对于旧社会旧农村的一个改革运动”，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一个大规模的”战斗。而这个预计要训练5万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巨大工程，正是在爱国学生们的主动要求下付诸实施的。对此，父亲曾有一段记述：“（1937年12月）一天下午，有几十个高中男女学生要求见我。我会见了这些穿着青布制服的湖南青年。一位代表首先向我在淞沪战役中的劳绩深致慰劳，接着申诉他们对于我来到湖南的愿望，请示关于今后学生运动的方针，而后提出‘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服务’的要求。他说：‘这就是今天代表多数同学的意见，要向主席请愿的。’继而有好几位代表对于这一要求的意义，加以补充。我看出了他们不甘放弃他们应负的责任，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掀起的热情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经过几小时的谈话后，我送走了他们，我说：‘你们回去对各同学说：现在赶快预备。只要你们能够吃苦，能够耐劳，能够努力，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天夜里，我把我正在考虑的问题加以确定。”[1]

父亲主湘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推动湖南“走上现代化政治的道路”，实现他的“民主政治理想”。按他的话讲，就是要改革当时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改变种种不民主的现象，诸如“只有政府说话，而没有人民说话；只有政府的主张，而没有人民的意见”等等。

1938年5月10日，湖南省政府举行军事参议会成立典礼时，父亲以《我们愿多听人民说话》为题作了一次长篇演讲，一再恳切地向参议员们表示他的私衷与热望：“希望各位先生尽量代表人民说话”；“如果我们哪一种设施是离开人民利益的立场，或是不合乎人民的需要，人民当然可以出来说话；如果人民不出来说话，那负有沟通三千万人民情感责任的各位先生，当然更可以说话，更应该说话。”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父亲是十分注意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他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经常出巡，有时甚至微服私访。主湘时他曾两度到下面巡视，一次去湘东南，一次去湘西偏远地区的县份；二是高度重视传播媒体的作用。

父亲常招待新闻界，通报省府的施政情况，并嘱编辑出版《湘政与舆情》月刊，将有价值的报道、社论、文章汇集选编，供研究之参考。他每天都要浏览各种报纸，不论是大报小报，只要是涉及湖南的事他都看得极为认真。他在回忆录中曾痛彻地写道：“每一次读到报纸上记载着各种无奇不有的罪恶情形，心里常常发战。这种现象实在是‘国无常道，民闾倒悬’！”记得他在处理省公路局汽车出险和肇祸案时，就引证了《大公报》记者长诚所写通讯中揭露的湖南公路管理废弛情状。

由于父亲能够公开支持进步公正的社会舆论，当时省会长沙以至湖南全省的新闻界相当活跃，各种新办的报刊纷陈，我记得他还亲笔为《抗战日报》创刊题词“勇往迈进，抗战到底”，也为《力报》所刊的“长沙联合播音大会特刊”题词“慷慨悲歌”。

1939年1月20日，父亲在湖南去任《告别辞》中提到：“去年出版的《湘政与舆情》，就是将各方对省政的意见，无论批判好坏，都搜集进去，将各界对省政的是非、批评，甚至是责骂，我们都搜集起来并将它印刷出来，这就是治中平常所说的：‘愿多听人民说话’，这真是使我们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