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义》被收进了双雪涛的新小说集《猎人》

双雪涛小说中的消失，从《杨广义》说起

作者：周郎顾曲

改革开放后，文学日益呈现出一股潮流，那就是虚构叙事中产化。在步入中产的作者大批接受创意写作训练，对写作的理解愈发学院化后，他们创作的作品变得克制、洁净、规整，遵循基本的掌控人心的套路的同时，刻意展现出一种高级感，这种高级感就像毕肖普的诗歌或者爱丽丝·门罗的短篇，他们总体来说代表了中产对世界的理解。这类写作本来是为了对抗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扰、商业写作套路对纯文学的腐蚀，为了回应那些刻意的文学、套路的文学或者诉诸于虚情假意的宏大主题的文学，但现在，它成了另一种套路，同一层审美辩识自我的方式。这是一种写作班文学。

天下苦写作班文学久矣，读者渴望看到新的叙事。在这个背景下，东北作家群脱颖而出，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他们风格各异，但都试图摆脱迎合中产想象的文学。共和国之子东北，作为地缘上的“关外之地”，埋藏着一代人的苦涩记忆，成为一片得天独厚的异质性经验土壤，恰好为作家的视野拓宽提供可能。

双雪涛是其中很好的观察对象，他的艳粉街故事深入人心。《杨广义》是艳粉街世界里的又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有几个值得琢磨的地方。首先是它的叙述者“我”——1983年出生的人，和双雪涛同年，但不等同于作者。从叙述者的年龄开始，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就开始模糊。

其次是它的叙事时间，有几处转换，不仔细琢磨会干扰判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用顺序的方式整理故事如下：

1982年，杨广义在沈阳铁西区某工厂里做工；

1982年夏天，杨广义出了一趟差，下到村子里给农民修理拖拉机，回来之后拥有一把短刀，大概一扎长，两边开刃，柄是木头的，有动物花纹。杨广义对掌柜说，自己学了一套刀。第二天一早，他失踪了；

1982年夏天，杨广义离开十天之后，厂子后身艳粉街街口的一颗老杨树被人劈开。又过了五天，厂门口扔了五只死鸟，都是麻雀，也是被人当中劈开。很快，派出所和厂里保卫科联合开了会，认定杨广义公然触摸治安底线，要抓他；

1983年初，“我”的父亲陈皮寻找杨广义，无果；

1983年夏天，沈阳出了一个纵火犯，连烧六把火，警方怀疑是杨广义，把“我”的父亲叫去问话，父亲最后签字，在材料上写：不认识杨广义，若他是纵火犯，跟他势不两立，若是有缘相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抓捕。五天后，工厂附近发现一具死尸，人被切成两半。警方确认死者为纵火犯，民间怀疑杀人者为杨广义；

1983年冬天，叙述者“我”出生；

1984到1995年，杨广义处于失踪状态；

1996年冬天年底，杨广义被人偷袭；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的叙述和母亲的叙述出现了差异。“我”断定杨广义被扎的那阵，母亲和父亲去看爷爷，没带上“我”。母亲却说，这是没有的事。同一天夜里，“我”自称见到了杨广义。

从顺序时间可以看出，1982、83年是小说里的重要年份，这并非闲笔，而是双雪涛唤起目标读者的记忆的细节。

1982、83年正是全国严打的时候，为了整治“十年内乱”滋生的打砸抢分子、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公安部开展了严打行动，东北是其中的重点。当年2月，东北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案“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当事人王宗坊和王宗玮被警方通缉，但他们五次逃脱警察的追捕，到9月18日才被警方击毙，这七个月里，“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打死打伤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18人（打死9人伤9人）。正是因为严打，沈阳警方才格外注意杨广义这样的“闲杂人员”，尤其是在“共和国的长孙”铁西区，这里住满了工人，也潜伏着暴力，是警察防范的重中之重。双雪涛将故事地点设置在铁西区艳粉街，将文本顺序开始时间放在1982年，令人物的逻辑变得合理，也勾起了东北读者的记忆。

东北，下岗，严打等，是小说背景的关键词。在双雪涛的故事里，下岗潮深刻影响着人物。《杨广义》中，“我”、陈皮、赵静、她妈、她爸等，都是厂里的人。杨广义原本也是厂里的工人，后来才成了刀客。当他被民间神话成为民除害的当代侠客，有人找到“我”父亲说：“陈师父，我下岗了，厂长把厂子搞黄了，此人还有个情妇，我们的钱都让这烂货花了，你跟杨师父说一声，把他杀了吧。”

《杨广义》的语言有个性。双雪涛将方言、口语熔炼其中（东北腔，也有山东味），串联起东北的地理坐标、公共记忆，使得文本具有东北的日常感、历史感。这些沉重的故事，被“我”用日常化的口语复述，反而有了戏谑的意味。双雪涛没有把小说写成纪实报道，也无意居高临下地怜悯下岗的工人，而是试图在民间性和传奇性之中做个联结——语言和生活都是民间的，但聚焦的对象却有传奇的意味，杨广义和小说内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成为有趣的地方，而揭晓围绕在杨广义身上的谜团，成为小说的魅力之一。

但《杨广义》和类型悬疑小说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按照一般悬疑小说的套路，满足读者步步解密的欲望，小说不设置所谓的高潮，也没有在结尾完成叙事的闭合，相反，当读者读到结尾后，很多事仍是一头雾水的，杨广义这个人物也依然在迷雾中。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现实主义叙事，双雪涛在时空转换中，加入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元素，在小说后半段将现实与梦境混合，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暗示叙述的不可靠。到最后，读者并不能确定杨广义是个真实的人物，还是“我”的幻想，杨广义与“我”和父亲的联系，也成为一个广阔的联想空间。双雪涛对此不多做解释，他的叙事就像是飘落在艳粉街的大雪。

“消失”的处理，出现在双雪涛多部小说。

比如《平原上的摩西》的结尾，“我”站在湖边，对她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随后，“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飘着，上面那层塑料膜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

又例如《武术家》的结尾，“话音刚落，女人化作一缕飞烟，被人群的热浪一鼓，到了戏台上盘旋了一圈，然后踪迹不见。”

在《杨广义》的结尾，“消失”不被明说，但可以察觉。杨广义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我，就拿一个苹果，放在北陵公园东门的石狮子爪子底下。”我却在结尾说：“这么多年我吃了不少苹果，实话说，苹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个也没有浪费过。”

我没能和杨广义再见，他就这么消失在历史的废墟中。那个杨广义，已经不是具体的人，它指向某种失落。许多读者在读到这些“消失”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东北的往事，将“消失”与下岗潮中那些失去话语权的群体联系。这么联想有其道理，但笔者认为双雪涛近年来的创作，其实在有意摆脱过于“实”的处理，而是回归到《翅鬼》、《天吾手记》的创作姿态中，他仍然会把东北作为背景，但在叙述上又试图摆脱一些对他的刻板印象。

《飞行家》、《刺杀小说家》、《武术家》和《杨广义》等，他们有的是俗世奇人般的作品，有的延续《平原上的摩西》的腔调，不能被一个总的叙述概括。

《武术家》发表后，复旦大学的望道现当代文学班就曾对双雪涛的小说进行讨论。陆羽琴在评论时说：“双雪涛只是想把很多外在的东西都‘洗’到很淡，从而有意识地回避某种戏剧化的冲突和爆发点。”这和《平原上的摩西》时期的写法已然不同，在《杨广义》里，冲突也不是特别明显的，杨广义的遭遇，和那个时期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他的突然消失、他的行侠仗义，都具有神秘色彩。或许，这是双雪涛对抗日趋猎奇、煽情的东北故事的一种表现，当局外人看东北日益陷入苦难、凋零的印象，双雪涛在力求走出《平原上的摩西》的阴影。

但仍可以看出：从《平原上的摩西》到《冬泳》，从《仙症》到这一篇《杨广义》，底层暴力已经是东北作家关注的重点，他们试图书写与时代剧变紧密结合的人物，让小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他们的小说里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那是“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李陀语）。

作者: 班宇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文学圈，它的表象是作家对中产阶级叙事的不满，背后是一代写作者呼吁叙事革新、眼光放开的诉求。在一个新旧变革的关口，作者们深刻感受到了各个阶层的矛盾，意识到规范的中产阶级叙事对他者的忽略。

文学界的《冬泳》、《逍遥游》、《仙症》、《杨广义》和《巨猿》等，电影界的《血观音》、《风雨云》、《暴雪将至》、《白日焰火》、《大象席地而坐》，那些勇敢的创作者，都选择了直面现实，践行着新的叙事语言尝试。他们不再回避撕裂，也不再粉饰伤痕，而是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摊给读者（观众）看，在最彻底的拒绝中，回应这一代人的创伤。

《杨广义》不是一部情节跌单起伏的小说，第一次读完，甚至有些戛然而止的感觉，但过后回想，仍有一些细节浮现在我脑海里，如同《白日焰火》中桂纶镁饰演的女人望见的烟花。《杨广义》里，我最反复读的是其中一段看起来和主线无关的文字：

“我爸不说话，刷完碗穿上衣服，跟我妈走了。 我从车间二楼的窗户看着他们俩把自行车推进雪里，逆风，俩人摇摇晃晃，终于骑上去，好像倒退一样往前走，终于骑出了大门，进了一片白雪花里，看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