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义博大精深，覆盖地域非常广，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对过去以及当今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佛教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拥有着很高的起点，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诸法无我等思想在创立之时就被确立。在佛陀时代，佛教就受到摩揭陀国以及憍萨罗国的支持，在公元前3世纪，佛教在印度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因为阿育王不但信奉佛教，而且在全国推行以佛治国，迎来佛教的黄金发展期。

佛教是如何诞生的

公元前6世纪，南亚次大陆的部落逐渐形成了国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十六国，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十六国时代。这一时期国家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与兼并，而且给出的理由往往令人匪夷所思，比如萨罗国王指责释迎族没有把他们的女奴嫁给他，因此发动了战争，而且将释迎族全歼。

其中最大的摩揭陀国通过不断征服附近国家，使自己下达“八万个村庄”，正当这些王国正在混战的时候，广大百姓却遭到了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而且贵族与民众的矛盾也日渐尖锐，比如在迦尸国首都，当国王乘坐大象路过街头的时候，被群众用石头、棍棒杀死，国王的尸体被人们扔进了沟里。这种动乱的局面，使各阶层都深感不安，他们都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由于紧邻印度洋贸易区，印度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在《佛本生经》中提及有18种之多的手工业，比如木工、织工、陶工、雕刻工、铁工等。这些手工业者也集中在城市当中，形成了繁荣的商贸区，这里出售的不仅有肉类蔬菜，还有花木家具等各类商品，逐渐繁荣的商品经济也需要商业信仰的支持。

社会动荡，旧式的祭祀仪式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婆罗门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而且面对婆罗门特权，各阶层都发表了自己的述求，比如当时盛行的“六十二见”、“九十六外道”等，都对婆罗门教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佛教都是由吠陀教和它的支派决裂出来的宗教。耆那教的创始者是吠舍城增益，佛教是迎毗罗卫净饭王的儿子乔达摩·悉达多，他们同是公元前六世纪人，出身于刹帝利。耆那教与佛教都猛烈抨击婆罗门神创四种姓之说和婆罗门自命不凡，至高无上的地位，热烈支持王权，宣称“一切臣民皆依赖于国王。”

佛教也满足群众宗教的需要。反对已为大众所不理解了的《吠陀》经典；提倡用大众语言传教，据说释伽牟尼所用的语言就是他曾住过地方的普通话；佛教反对繁琐、奢华的仪式，废除杀生和耗费钱财的祭祀；强调众生在灵性本体上都是一样的，任何人都能通过修行而成阿罗汉；释伽牟尼生前还为寺院僧众制定规则和应遵循的程序；释伽牟尼本人表现了高尚品质，充沛精力，他接受一切人的殷勤款待，不论是女妓，卑微种姓的人，国王和婆罗门。他为众生超脱轮回提供了新的道路。

佛教强烈吸引着广大群众，使它在婆罗门教影响比较薄弱的恒河流域下游诸国发展起来，并迅速向西方和北方扩展。在释伽牟尼涅槃后不久，他的弟子通过结集，形成了文字经典。在南亚次大陆取得了绝对优势，揭开了佛教历史繁荣的新篇章。

阿育王对佛教的贡献

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笈出身贫苦，属于吠舍种族，在印度社会有四个等级，依次是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婆罗门主管祭祀，是当时贵族的精神导师，而刹帝利属于实权派，拥有着国家的军政大权，最低阶层的首陀罗则主要从事手工业活动。

阿育王家族的吠舍阶层则主要是农民和商人，他们没有祭祀，以及社会经济上的特权。而吠舍则通过捐赠的方式供养着婆罗门阶层，以土地税的形式供养着刹帝利阶层。印度阶层界限严明，禁止僭越，否则将受到严重的惩罚，而阿育王作为吠舍阶层，在无法获得神权的前提下，只能依靠崇尚自由平等的佛教。

公元前5世纪，印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种姓制度带来了改变的契机，刹帝利通过四处征战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地位逐渐上升，因此不愿意受制于婆罗门的控制。吠舍从事商业活动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拥有的宗教地位却不能与之相匹配。同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首陀罗在不断被歧视，与剥削下，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对现有的种姓制度最为不满。

正是基于各等级迫切需要改变，打破婆罗门的宗教垄断地位，寻求解禁各种经济发展的限制，古印度涌现了一股反对种姓制度的思潮，这一思潮也促进了佛教的兴起。

佛教提倡“缘起性空”，否定万物主宰的存在，认为万物皆因缘生法，提倡“四圣谛”，主张只要遵循“八正道”即可修行，不论社会出身，都可以得到解脱，修得正果。所以佛教认为，四种种姓都是平等的，这一主张赢得了下层百姓的欢迎，尤其在首陀罗阶层当中影响最为广泛。

佛教所主张的众生平等，仁爱善行，俭朴自律等和婆罗门的奢靡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些教义也符合了刹帝利和吠舍的期望，他们也想摆脱神权的垄断。

阿育王大力主张弘扬佛法，派遣僧侣广建佛塔，佛教也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佛教所主张的向善的道德观念，也有利于国家的治理。

手工业发展对佛教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印度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佛教所提倡的真诚守信、积福行善等思想，为商品贸易中的秩序提供了基础，底层人民逐渐相信，佛教徒所拥有的诚信，是贸易可持续的基础。

在商业活动中，彼此的信任非常关键，随着信众的增多，佛教的寺院也成为人们彼此之间信任的中介。此时的商人在信仰当中获益，又通过不断的捐献，让寺院不断扩大。一些现存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佛教圣迹都是在这个时期由商人们捐建的。佛教受益于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同时这些市民阶层追求真实生活，需要种姓通婚，以及灵活的社交，都在佛教当中找到相应宗旨，从而得到广发人民的欢迎。

早期的印度，城市既是商贸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国家从商业、手工业以及其他城市活动中获得大量的税收。因此商业的发展也得到王室的支持，阿育王时期，众多的商队跟随佛法使团一起进行海外贸易，在印度洋地区形成了重要的商贸网络。

与之相反的是，婆罗门认为城市是邪恶之地，因此也不允许教徒们生活在城市当中。这也为这些商人们在城市当中，打破原有的法典规章制度，给予新兴的手工业者更多的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神权，这也是佛教在城市当中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佛教在城市当中得到商人们的拥护，而阿育王则主要通过农业税以及商业税来支撑国家统治，所以佛教也得到了阿育王的支持。而且即使众多奴隶首陀罗也是佛教的虔诚信众，他们希望本世的修行，能获得来世的解脱。

阿育王把佛教当中的正法的思想，刻在了铭文之上：每个人都应在行动、语言与内心思想认识等层面上尊崇宗教，时刻按照宗教之要求净化自己的心灵。另外还提出了实践“达摩”正法思想的步骤：笃守戒律、高尚生活、戒慎恐惧、诵羽士之歌、听隐者论道，研究佛陀对罗喉罗所训有关虚妄之事等。

可见阿育王这一时期，不但用佛法淡化婆罗门教给政治统治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希望佛教能够给他的政治统治带来安定，有利于国家管理，力图创建一个超越宗教的世俗政权。

阿育王任命了很多法官，他们身穿黄袍，他们不仅仅调和宗教矛盾，而且还保障社会安定。这些官员在百姓中间弘扬正法，处理世俗事务，而且还可以随时面见国王。这些法官还起到类似于中国检察院的工作，权力非常大，可以监督从地方到中央各阶层。

阿育王将佛教作为主要信仰，其在于抗拒暴力，劝人向善，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相辅相成。而婆罗门教在这一时期已经相对僵化，对王权很难实现控制。

阿育王后期笃信佛教既有理念相应契合的原因，也有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从婆罗门教中夺取宗教特权，以及巩固其国家统治的需要。当时，佛教作为还未站稳脚跟的新兴宗教，其思想更具活力。而阿育王也希望用正法思想来规范人们的世俗伦理和社会生活，弘扬佛法来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支持商人阶层来巩固国家的税收来源。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是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可是随着人们逐渐渡过蒙昧期，宗教的力量也越来越薄弱，成为世俗统治的一种工具。佛教因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在对抗婆罗门神权统治时期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后期的发展，还是要借助于阿育王的世俗政权，方得以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