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少华写的这个《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报告》，是上报给中革军委的，大约成文于1936年八月的中、上旬，用其内中他自己的话讲：“这一报告是凭我的记忆力得到的而写的，很明显，有许多可能是被遗忘的，因为没有详细地图和日记凭借，又隔了足两年，不过一般的还是大部分都写了。”（注1）

对于这次“政治委员会议”得出的结论，乐少华在这个报告中是这样强调的：“在检阅中，我们认为七军团没有完成中央所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由于政治领导的机会主义这一倾向，特别在福州战争以后，表现得更明显。……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是洪易，我们有些同志虽同他做过斗争，不但没有克服这一倾向，反而本身也染上了机会主义。……而主张快一些去皖南，实际上就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这一意见，除洪易同志外（他会后就很气的独自去葛源）都是一致的同意了，我们把这个意见，当时连同检阅经过，曾发了一个电报告中区［央］。后经中央复电指出，不仅仅是机会主义错误，而是形成了严重的洪易的退却逃跑路线。并且指出我们都是执行了洪易路线。”（注2）

奇怪的是，乐少华在回忆随后召开的有关会议时却多少有些遮掩，没有将“我们有些同志”与他的争执归结到“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我们过后又详细检查了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在检查中指出了干部的团结问题，在艰苦奋斗中更须要有同志的一致团结，但我们有个别主要干部有时竟形成我怪你你怪我的推诿现象，致形成相骂式的吵架，缺乏理智的互相交换意见来克服困难，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是不应该的。”（注3）

虽然在报告中没有指名道姓，但乐少华口中所说的“个别主要干部”及“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无疑指的是时任军团长的寻淮洲。这在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的回忆中亦可得到佐证：“除检讨了先遣队有瑞金出发至闽浙赣苏区时的党政军及居民工作外，则以全力整顿补充与训练自己的部署，及解决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的纠纷，……同样的指出了军团首长对中央及军委命令的执行表现不重视之态度与失去自己战斗信心之表现，是极端错误的。”（注4）

对于“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的纠纷”，刘英的描述直言不讳：“……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下命令撤退。”（注5）

明眼人不难看出，刘英的基本观念还是倾向于乐少华的——同样也是比较“左”的，认为“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是完成党与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的进展与完成的主要前提。”（注6）同样也是“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注7）

11月4日，中革军委发来了“关于组建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的决定”的火急电：“A、……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十军团长由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人政委，刘、乐并兼廿师师长、政委。”；“B、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为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C、七军团的改编整理与补充，应由军区及新的军团与十九师的首长负责进行，并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注8）

通过上述电文可以确知，乐少华报告中所说的机会主义“主要代表”曾洪易未受到任何组织处分——只是转任闽浙赣省的一把手而已，唯一受到组织处理的是寻淮洲——被降为红十九师师长！熟悉红军历史的都清楚，军团比军高一个层次——其时的军仅相当于主力部队的一个师而已。寻淮洲就是接任刘畴西红二十一军军长之后方升任军团长的。

曾洪易（图片系网上查到的：www.wattsn.com）

这段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博古洛夫等极左中央领导人的心目中，同样的错误犯在曾洪易身上可以得到宽恕，但犯在寻淮洲身上却难以容忍！粟裕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注9）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对于自己一路上的“对头”寻淮洲的任命，乐少华在其1936年8月20日上报的“十军团出动经过报告”中隐晦地表示：“当时我的意见我任军团政委是不合适的，最好由志敏兼，……我主张仍以寻淮洲为军团长，刘畴西不一定要出去（他自己也不愿去），……”（注10）乐少华说这番话时，红十军团早已在怀玉山败亡——严格地讲，是败在刘畴西手里。

乐少华为何要在报告中说其时他“主张仍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这可从其回忆的一件往事中或许能觅得些许端倪：“当我们渡河到镇上后，便向常［山］江山方向去看地形。这时只有寻淮洲和我带了两个特务员和一班传令员，因传令员未到，我们便在镇的墙角处等。忽见从树林里来了四五个穿蓑衣的人，淮州同志就说，第三师一定没有向这边警戒，你看这不是敌探。这时敌探仅离我们我们十余部［步］。我便大声的说，你们是那里来的，并叫他们停止，他们听到了我们浙江口音，便将两手往左右一分，一手是手枪，一手是炸弹，……他们就不动，我们特务员就把他们手枪炸弹缴下，这时我们传令班上来了。他们一看势头不好，拔腿就跑，……当时被我们击毙两名，……这时只听到村子外一阵脚步声奔向四处和汽车发动声，轻机枪无目的的乱射，等我们率传令班到村子外，敌人已遗弃了三辆汽车，一辆最后的转身快，已驶得很远了，其余的一窝蜂跑向江山离清湖二里路的黟县高山守着。”（注11）

毋庸置疑，乐少华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在报告里描述了这段经历，显然是因为寻淮洲较高的军事素养及快速多变的临机处置的能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些文章将这段回忆简单地理解为乐少华的应变能力，但仔细阅读其前面有关寻淮洲的描述就会明白，乐少华显然省略了中间的过程——就是这个决断是谁做出的！

依据乐少华的回忆可以大致推断：发现这四五个敌探时“仅离我们我们十余部［步］”，而寻淮洲等只有四个人！那为什么要乐少华上前搭话？原因只有一个，乐少华是浙江宁波人，只有他的浙江口音才能迷惑敌探。当敌探站住不动并将手中的枪和炸弹向左右两边分开时，“我们特务员就把他们手枪炸弹缴下”！乐少华甫一参加红军就是“大官”——1932年3月任军委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同年5月改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其后任红七军政委及整编后的红三军团五师政治委员，接着由于33年11月升任红七军团政委。他显然缺乏战场血腥残酷的历练，也很难具备瞬间应变的能力！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寻淮洲让他上前搭话迷惑敌人，并指示特务员趁机上去缴下敌探武器的。不难想见，如果不是寻淮洲的随机应变，乐少华大可不必如此表述。

笔者推测，乐少华之所以在其回忆里强调其时他“主张仍以寻淮洲为军团长”，大概是经历了谭家桥战斗和怀玉山失败等惨痛教训后，才体会到如果仍由寻淮洲担任军团长，红十军团当不至于节节败退并最终失败。从另一个角度讲，乐少华上述回忆似乎说明，将寻淮州降为师长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尽管两人一路争斗不断。

根据时任军团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抵达闽浙赣苏区后，“红七军团补充了几百名新兵，机关的运输队和其他工作人员精简，充实连队，总人数有4000多人。”（注12）经过十多天的休整后，新改编的红十九师依照中革军委11月4日的电令——“……仍应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注13）

18日夜，红十九师东出怀玉山，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19日进抵玉山县的东坑一带，随后经贲口、继出屏风关，再次进入浙江的常山县境内。出发之前，粟裕被调往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从有关史料记载推断，这是闽浙赣省委做出的决定。

摆脱了曾洪易与乐少华干扰的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如同出闸的猛虎，先是于11月24日在白马的余村、里湖一带，伏击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浙江保安总队副总指挥蒋志英率领的两个保安团。经数小时激战，红十九师以伤亡十余人的代价，歼灭该敌一百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其余敌军与被击伤的蒋志英败退常山。鉴于此战已引起常山守敌的警觉，寻淮洲指挥部队渡过新安江，于27日穿越杭（州）淳（安）公路抵达桐庐。

29日下午三时左右，红十九师先头团在离分水约四十华里处的坞口附近，遭遇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的先头部队——该部是于28日通过车载船运刚刚抵达分水城的。由于地形不利，红五十五团将王耀武的先头部队击退后，乘夜幕迅速后撤至百岁坊与师主力会合。鉴于国民党军主力已抵达分水，寻淮洲等决定放弃攻占分水县城的计划，立刻向西转移。可王耀武的补充一旅却紧追不舍，30日晚在金子山附近遭遇红十九师的警戒部队后，立刻占据就近的山头构筑火力点，迅猛向红十九师发起进攻。

天亮后寻淮洲观察了战场形势，决定以部分兵力在金子山对面的凤凰山进行牵制，另派一部迂回到金子山侧后背进行突袭。当晚王耀武部在金子山上部队猝不及防，很快被前后夹击的红十九师击溃，全旅只好撤到后面设立防守阵地。由于红十九师兵力有限，击败王耀武的补充一旅后没有恋战，而是连夜撤出战斗。天大亮之后，王耀武才发现红军已撤离，于是立刻指挥所部搜索前进。大约下午四时许在里仁、白果附近，再次追上已休息大半天的红十九师。由于在同红军抢占侯头西北面的制高点马头山战斗中失利，王耀武只好指挥所部越过溪流，占据马头山对（北）面洲头村附近的蝴蝶山，与红军进行远距离对射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亮后，王耀武再次发现红军不知何时已撤离。

之前王耀武的补充一旅所部曾数度与红十九师（前红七军团）交手，除送驾岭一战外没吃什么大亏。但这三次战斗补充一旅都吃了亏，尤其第二次金子山战斗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遭夜袭伤亡了近二百人。大概是打了败仗羞于诉说，故而王耀武在其回忆里只是含糊地提到：“十二月间，我在绩溪的一个村庄里召集参谋主任及各团长讲话，在分析当前的情况时我说：‘据指挥部通知，第十及第七两军团已合并为第十军团，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长和师长的革命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注14）。

甩开王耀武部的追击后，红十九师在浙基田休整一天。12月1日，红十九师突然出现在昌化的湍口地区！时任浙赣皖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的俞济时，督促左近的补充一旅及浙皖两省的保安部队加紧堵截。“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会合。”（注15）。其时红十九师临时驻地距离（西）南面的汤口只有百十里路，可寻淮洲却指挥红十九师一路向北，急行军一百二十余里抵达泾县城下。然后又马不停蹄，从泾县城东面绕到城北面再转到城西后突然返身南下，沿山中小路经青弋江、章家渡、茂林，行进一百二十余里抵达洪川一带山中宿营。第二天（9日）翻过鹊岭山，于傍晚时分抵达汤口。

10日，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原红十军的两个师及军部于傍晚十分，进抵汤口镇与红十九师会合。根据赵春和回忆：“两路红军会合后，首长宣布部队整编情况：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原七军团编为十九师，原十军编为二十师。十九师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三个团。乐少华、粟裕、刘英到军团任职。另调寻淮洲、聂洪钧、王如痴分别担任十九师的师长、政委和参谋长。”（16）

聂洪钧（图片取自网上）

两部会合后，刘畴西与乐少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进行了军团直属部队的调整。”（注17）对于这次调整，乐少华轻描淡写地说道：“后我们决定调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二十一师（应为二十师，笔者注）主任。并要调卫生部长和几个医生来军团，因军团根本没有医生。……我们当面说了，写了信去。然后又写了信和命令去调，十九师首长不但不从，并且叫王如痴（为参谋长）来军团部大发脾气，说什么‘要保存七军团基础，否则寻淮洲就不高兴，这不成命令而是屁令，事实不能执行，等等’。”（注18）

令人诧异的是，如果仅仅因为调走刘英和几个医生至于动摇红七军团的基础吗？就这么点儿事，寻淮洲等犯得上让王如痴跑到军团部大发脾气吗？

我们来阅读一下，涂振农对这件事是如何报告（回忆）的：“会合后，为了加强军团部的工作，把十九师干部，多数调到军团部，军团部即以十九师（即七军团）政治部为基础改为军团政治部，并调了一些轻机关到二十师，加强二十师火力。但是这时，十九师负责同志，对军团部的领导，是表示了不尊重。王如痴此时便是十九师参谋长，他更是表现气愤，……”（注19）涂振农上述这段话，源自其1936年8月21日的《闽浙赣苏区反抗五次“围剿”情况的报告》，他与乐少华谁的表述更接近事实，想必不难分辨。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王如痴，以便理解为何王如痴为何敢到军团部“吵闹”。从资历上讲，王如痴比寻淮洲要老得多，1926年8月加入中共，随即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冬回国后，历任红五军八大队党代表，红六军第二纵队和红三军第八师政治委员，红十三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红军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如痴与刘畴西在红八师时就在一起共事，而且前后脚调到闽浙赣苏区，王任红十军军长、刘任军区司令，且两人都曾赴莫斯科留过学。所以不难想象，王如痴敢于去军团部吵闹，恐怕不是寻淮洲指使的，而是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当然，王如痴此举，更主要的是为保全红十九师的的战斗力。从谭家桥战斗的结果看，王如痴的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

王如痴（图片取自网上。王如痴：与方志敏一同就义的红军名将 - 衡阳 - 新湖南 http://hunan.voc.com.cn/xhn/article/201610/201610131558017893.html）

其实涂振农也未完全说实话，红七军团是主力红军的野战部队，其武器装备远强于（地方部队）红十军。依据相关史料记载，红七军团出发时有（六门）迫击炮连，加上其后明确记载的战斗缴获，至少有八门迫击炮。另据赵春和的回忆，军团部有警卫、侦查、工兵、通讯等四个直属连和一个教导队，下属各师（团）都有一个直属重机枪（六挺）连，每个连有轻机枪一至三挺（出发时）。对于红七军团的家底，身为政委的乐少华当然清楚，到底从红十九师调走多少武器装备只有天晓得了！

刘畴西与乐少华假公济私，硬从红十九师抽调轻机枪等武器装备接济红二十师的行为，必然会削弱红十九师的战斗力，怎能不引起红十九师上上下下的气愤！？依照乐少华的描述，不仅是师长寻淮洲，就连刚调到红十九师不久的政委聂洪钧等都气愤不已——“后来我很严格的批评他（指王如痴，笔者注），并一面打电话给聂洪钧，他也不理，……”（注20）

对于王如痴和聂洪钧的“牢骚”，号称真正布尔什维克的乐少华毫不留情——“在会议上我很严格地责斥了洪钧同志，我认为王如痴不应再在十九师工作，因他职能发展许多坏观点。但志敏、洪钧同志不同意，只将参谋长名义改成作战科长作为撤职，会议上都批评洪钧身为政治委员不能保障命令执行而违抗命令的错误。”（注21）乐少华大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段自以为非常革命的描述，恰好暴露了其本人横蛮霸道为所欲为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留下了不那么光彩的人生轨迹。

红十军团抵达汤口的第二天，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频繁飞来侦察。随后，“俞济时带其指挥人员及浙江保安团的一个加强营(以下简称加强营)和补充第一旅，由歙县向汤口方向追击前进，13日午后到达汤口宿营。”（注22）。这股国民党追击部队之所以如此积极，盖因为 “俞济时曾因对红军作战不力，先后受到记大过及撤职留任的处分。因而他总想在作战中取得战绩，撤消其处分，恢复其的人的所谓名誉。”（注23）。这里所说的“对红军作战不力”，主要指的就是与此前与红七军团一系列的作战。其时红七军团已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如果此次再抓不住，俞济时恐怕就不是“记大过及撤职留任”的问题了，撤职查办是轻的，搞不好脑袋都有可能保不住。

按照乐少华的回忆，红十军团最初的作战目标并非王耀武：“当时在汤口得到敌情，李文彬旅由秋浦向太平进，我们决计转至黄山以西以求得消灭敌人机会，但到了那面，侦悉敌四十九师、王耀武旅、七十八师两个李旅向我们‘会剿’，我们决计先求得消灭王耀武旅以实现各个击破敌人，于是有转至黄山以东麓谭家之桥附近而消灭之。”（注24）

红十军团之所以改变作战计划，是因为获悉王耀武的补充一旅于当晚进抵汤口，从距离上讲要比李文宾旅要近不少。当晚红十军团政委会召开会议，认为“……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注25）所以决定利用他家桥周边的地形，伏击国民党军王耀武部。

政委会结束后，红十军团立刻做出战斗部署——“二十师的两个团和十九师一个团从谭家桥东南低地石门岗北端一线展开，从东面向开进之敌侧击；十九师两个团待战斗打响后，跨越麻川河，从石门岗东侧向乌泥关穿插，腰斩和拦住后部敌人，……军团指挥所设钟鼓山后侧的山坡，……14日凌晨1时，各部进入阵地。”（注26）

对于刘畴西做出的这个乏善可陈的战斗部署，有不少著者（张雄文也是其中之一）不问青红皂白硬往粟裕头上套，他们唯一凭籍的只不过是粟裕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而已。更为可笑的是，既然这个作战部署是他们心目中的“战神”粟裕制定的那就一定错不了——必定是神奇而正确的！因此，谭家桥战斗失利当然得另有原因。

我们先来阅读一下，粟裕在其回忆中对此战具体部署的记叙：“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除以一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注27）

那么，粟裕回忆录中这段作战部署的记叙是正确的吗？换言之，与历史的真实相符吗？我们来比对一下时为军委会成员乐少华和刘英的有关回忆。

乐少华在《红十军团出动经过报告》中的记叙是：“当时兵力布置是以二十一师两个团（只有两个团）合十九师第二团在高地一带埋伏，以突击敌人，其余十九师两个团则绕向汤口方面截敌归路。以期不放一名敌人逃走。军团指挥阵地则在离前面高地后600米达的高地处。当二十一师一打响，十九师就出动，……”（注28）

刘英在《北上抗日与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的记叙是：“十九师埋伏于左侧翼的第一线，主要的任务是：正面或二十师或二十一师打响后，十九师应以全力截断敌人归路；……二十师、二十一师则集结于十九师的右翼，他的任务是：如敌向正面前进而未发现我主力时，直到我正面部队接触与沿马路之地雷挨丝炮爆发后，二十师、二十一师即同时出击消灭敌人于黄山脚附近。”（注29）

尽管乐少华与刘英的回忆有所不同，但在关键问题上基本可以相互印证，且与笔者引述的作战部署没有根本性的冲突。而粟裕回忆中的那段记叙，非但与乐、刘的回忆有很大不同及冲突之处，而且在具体设伏地点等问题上存在致命错误！为清晰起见，我们先来参照一下《谭家桥战斗态势图》。

图片剪取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_安徽文明网_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网址：http://ah.wenming.cn/agzyjyjd/201501/t20150106_2386782.shtml”。

虽然上面这张图绘制的并不十分准确，但基本还是能够如实反映谭家桥战斗的全貌及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张手绘的图，与谭家桥战斗实际发生地的地理地貌等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比如图中“谭家桥”的标识位于八甲的上边（北），“谭家桥镇”实际位于小河口的左下方，隔着麻川河弯曲的河道与八甲遥遥相对。

结合史料记载及图示可以确认，红十军团谭家桥之战的设伏地点，北（东）起图中表示的“谭家桥”处，南（西）至石门峡口（即图中表示的515高地）这一地段。作为偏师的红十九师主力，并未如粟裕回忆录中所言的那样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而是被部署在临时指挥所南侧的山下，担负战斗打响后穿插至乌泥关断敌后路的任务。可以想见，如果谭家桥战斗的作战部署出自粟裕之手，又怎会在其回忆中出现如此大的差错！？更何况谭家桥之战的所有战斗，均发生在石门峡口附近之谭家桥一带！

在笔者看来，硬将作战部署说成是粟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出于拔高粟裕的特殊需要，例如有篇较为典型且到处被引用的文章称：“这是王耀武和粟裕的第一次交手，结果王耀武大获全胜。不过，当时的粟裕只是参谋长，没有真正的军事决策权，左右不了战局，但其在此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引起了王耀武的注意，此后，王耀武开始研究粟裕，竟形成了一大摞研究资料。”（注30）

不言而喻，上述这段引文的最后那一句，才是重中之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文著者始终未给出“王耀武开始研究粟裕，竟形成了一大摞研究资料”的证据及出处。笔者虽几经查找却遍寻不获，而王耀武在其“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一文中，既无片言只语提及粟裕也未见有“其在此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谋略”的任何描述。

那么，红十军团谭家桥之战的作战部署到底是出自何人之手？谈得上是高明的“军事谋略”吗？我们可以依据谭家桥战斗的整个过程，通过简要的分析研究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察看寻淮洲与粟裕在此战中所起的作用及表现。

注释：

注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0页。

注2、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9页。

注4：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0页。

注5、6：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0、261页。

注7：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1页。

注8、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39页。

注9：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注1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4页。

注1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4页。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9页。

注14：见《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2页。

注15：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1页。

注1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9页。

注1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91页。

注1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5、206页。

注1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31页。

注20、21、28：均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6页。

注22：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3、194页。

注23：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2页。

注2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46页。

注25：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2、253页。

注2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87页。

注27：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8页。

注29：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页。

注30：见华小勇“粟裕与王耀武的三次军事对决”，《文史天地》2013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