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上说，照相机是1846年引入大清国，耆英是第一位照相的人。
但查有的资料，时间还往前推两年，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查长于勒•埃及尔来到中国，清廷的几位官员负责接待他，于是他提出为这些官员拍照，但当时谁也没见过照相机这种新奇的东西，因此没人敢尝试。
当时中国人不懂这些，还愚昧地流传，如果人照相，能把人的魂勾走，所以无人敢照。
只有耆英，与西方人接触最多，他可以说是最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他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照了像。还分发给大家看，证明自己照完相还健在，还好好的，没有丢魂。而这张耆英照，则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照”，即使认为满洲是异族，应该驱逐鞑虏的人，也认为这是“中国第一照”，这时候可以给耆英以“中国人”身份。
耆英，在我们学历史中，他是负面人物出现，大骂他是卖国贼。那么如果客观地看，耆英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
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多罗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六世孙，虽算皇族里的远支，但家族也是显赫，他老爸是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他担任过盛京将军、杭州将军、两广总督，都是封疆大吏，权势很大。
因是他负责签订《南京条约》，被骂为卖国贼，但细分析，谁去打这战，因为双方差距太大，都要输。开始任用主战派的林则徐等也是打败了。
我们以前讲过，中原历史习俗，一般认为凡是主战就是爱国，凡是主和就是卖国贼。一般不去考虑双方差距，自己是否有打赢的条件。
如果我们冷静看，怎么打也是输的情况下，跟对方谈判解决，尽量达成对自己有利的条约，恐怕是当时较好的选择。看日本，美国军舰一到，日本看到对方军舰，就知道这战没法打，于是主动与美国签订条约，主动开国了。那如果在中原人看来，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了。
英国为战争做了充足准备，，英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来就是要好处的。所以让谁去谈判，英国都会要好处。耆英只能往低了谈。
当时耆英谈的应该比较低了，英国比照澳门要香港，另外就是赔偿，经过谈判赔偿的数额不多，主要是五口通商，还只局限这五口，没全开放。现在看，全面开放才好呢，但全面开放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过去对主和派和签订和约的人都斥为卖国贼。但有的是难以讲通的。比如那个杀了岳飞主张和谈的赵构，他是皇帝，国家都是个人的，说他打算把国家卖了，那他还有安身的地方吗？过去有一词叫卖国求荣，但中原长期是把主和派斥为卖国贼，只有耻辱，那里来的荣？那么他们为何卖国，有的说他们是为升官发财，像耆英已经是封疆大吏，权势很大。他还要求升什么官？签完和约，他能去哪发财？他签订和约后，就被降职处理了。
而且以前也没有人因为签订和约而升官发财的。而且有清一代也是受到中原理论影响，把讲和都说成卖国贼，所以签订和约的都没有好下场。耆英最后就是被赐死的。
说耆英就抱着卖国的目的签订和约，显然说不通。鸦片战争后期，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就是看中他是最了解西方的人，他一开始他就反对刺激英国开战，他主张和谈解决问题。就当时能正确认识大清国军事实力，与英国差距很大，谁去当统帅都难以打赢。而他更了解西方，也与西方人容易相处，就寄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打破僵局。
所以最后失败，不能完全是他的责任，他本来就是主和派。而且签订和约，也是必然，能把损失降低，就已经不错了。
就如当时的人认为恭亲王行为举止像西方人，所以称他鬼子六。当时的人把耆英也看做是类似洋人的人。西方人也把耆英看做是西方绅士的人。
耆英一个重要助手黄恩彤记载称：“盖耆公为人，貌奇伟而多智术，思虑精密，尤愁情伪。璞酋（璞鼎查）在其笼络中易于控驭。”在与英国人的谈判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翻译官的巴夏礼也参与了《南京条约》的谈判。他对耆英的印象是，“我有点喜爱耆英的风度，因为他有着一种雄伟的正派的外貌，和愉快亲切的神色”。在与美国公使顾盛的谈判中，顾盛也对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公道的评论，耆英以及和我交涉过的其他大清国官员，都曾在我脑海里留下良好的高贵、聪明而真挚的印象。”
西方人对耆英评价一致不错，为显示对耆英的好感，英国商人还特意从中国购买一艘平底帆船——其实是清朝的军舰——驶往伦敦，把这艘船命名为“耆英号”（Keying）。
耆英作为大清国钦差大臣受到英国邀请，曾到访问香港。受到英国人隆重接待。看记载，他完全是符合现代西方人标准的外交官，和西方外交人员拥抱，懂得女士优先，谦让照顾女士，还知道西方的吻手礼。
香港的维多利亚城曾因英国当局接待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而成了一个举行盛大庆典的喜庆场所。关于这次访问盛景的具体细节描写，在了香港官方报纸《中国邮报》上有详细报道。说他谈笑风生，有西方绅士风度。宴席中，耆英“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说他“高超的外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耆英受到西方媒体的一致好评。
咸丰帝上台，也是按中原标准，任用主战派，为林则徐平反，应所谓的爱国声音，借机赐耆英自尽，打击主和派。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真正要做的，是找到差距，认为西方文化的先进，抛弃几千年不变的腐朽的儒家思想，实行西方资本主义改革。但其后的咸丰帝等，是按照中原历史思维去处理问题，认为失败在主和派上，任用主战派，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依然惨败。
因为没有任用耆英进行西方改革，我们也无法推测耆英到底是否是主张西方式改革，但就当时情况，他是了解西方文化最多的人，则是无疑问的。可惜没有任命他和被称鬼子六的恭亲王，进行西方式的改革，这可能比与西方再次硬对硬的战争，可能对未来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