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维新的人物群体中，一般都把目光聚焦在康梁身上，其实朝中大员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没有朝中重臣的策动，戊戌变法连起步都没有可能。在当时满朝文武大多见风使舵、畏首畏尾之时，李端棻的直言还是可圈可点的，当时有赞誉说他，“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李端棻，字芯园，贵州贵筑人。幼时很孤苦，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后考中进士。《清史稿》记载他“选庶吉士，授编修，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倭仁是晚清理学大家，被倭仁器重，可看出李在学行和气质上有与倭仁相近的地方。后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等职。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认为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主持将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仪的千金李蕙仙相许配，成就了一桩好姻缘，李梁联姻一时传为佳话。“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李端棻与梁启超感情很深。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 1889年至1898年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李端棻于1896上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建议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又“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从戊戌变法前后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中审视；李端棻支持康、梁，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的认识和倾向上有比较坚实的共同基础，但从政变前后的一些环节来看，将李端棻说成是一个在思想和政治上彻底的康党还有些欠妥。李端棻在戊戌政变前请病假看风向，以至政变初期他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记述了事件经过，并指出“托病”请假以避祸端正是出自陈的策划。

百日维新后，李端棻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值得一提的是李端棻告老还乡后并未叹老嗟悲，而是充满热情地投身贵州的教育文化事业，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亲自主讲新思想，传播新文化；他编著《普通学说》作为教材，列举大量新学科目，以此来扩大贵州士人的眼界。此外，通过选派留学生和兴办实业，为贵州文化事业和社会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径，力图为改变贵州贫瘠落后的面貌有所作为。李端棻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袖、总设计师，有研究者通过系统梳理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普通学说》、《苾园诗存》及其教育教学实践等文献，发现李端棻不仅是京师大学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等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是我国近现代课程论的先行者。在西方现代课程论诞生之前，李端棻的课程论思想及其内容已经比较完善，并已经开始系统实施，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记。

李端棻的教育思想是与时俱进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他不断完善自己对教育的认识。教育目的由“御侮”演变为“救时”和“穷理”；教学内容由以四书五经为主西学为辅演变为以格致、实用之学为本，生动展现了有识知识分子主动融入近代社会，并紧跟时代发展的勇气和智慧。

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