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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洪涛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副教授）
为什么说肺炎疫情更严重了？
根据最新的报道（截至1月20日18时），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的肺炎，疫情已经不再局限于源头武汉了，境内累计报告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境外累计报告病例4例（日本确诊1例，泰国确诊病例2例，韩国确诊病例1例）。目前疫情已在中国扩散，并蔓延至另外3个亚洲国家。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专家钟南山院士公开表示，目前的武汉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钟院士所举出的依据是，广东发生的病例中，有两人没有去过武汉，但去过武汉的家人先染病，再传染给这两个患者。
这其中有珠海一名49岁的女性，父母从武汉坐高铁回来，结果父亲于1月15日到医院就诊，母亲和该女性随后都出现发热等症状，最后一家三口都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不仅如此，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肺炎患者中有14个医务人员，他们应该都是在护理过程中感染的病毒，也就是通过“人传人”获得。
之前，对于病毒“人传人”的能力还不是很确定，所报道的病例还都基本局限于武汉，但是随着病例在其他城市的出现，如果不尽快控制传播，能够“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将给中国甚至国际社会带来公共卫生的灾难。就在中国将再有数天即将迎来农历春节，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旅游季节之际，这一披露显示了政府控制疫情的决心与力量。
假设病毒只是从野生动物传染到人，那只要把销售野生动物的海鲜市场封闭，就可以切断传染源，疾病就“可控”。但如今“人传人”确认之后，意味每个被感染的患者，都可能是一个行走的传染源，“可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目标。
所以，目前的形式是严峻的。
图为香港机场监测到达香港的游客体温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它将在1月22日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以确定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应提出哪些建议进行管理。”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公共卫生专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说：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效率如何？”
习近平主席批示：“必须认真对待最近在武汉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
为什么说目前是爆发“人传人”传染病最糟糕的时间？ 能否限制春运人流？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春节，而春节前后都是春运的高峰期。据统计，在春运期间，预计有30亿人次需要出行，出行方式包括陆、空、水，其中不管是高铁、飞机、轮船，还是长途大巴，旅客都聚集在密闭的空间里，正好给病毒提供传播的沃土。此外，在春节期间的串门和聚会，也给病毒带来了传播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病毒有“人传人”的能力，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当然，这其实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怕引起民众恐慌，封闭相关的消息，甚至假装天下太平，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家张玉蛟教授数日前公开呼吁：“控制传染病，在医学上，必须防患于未然。医院里出现血迹，必须先当HIV 阳性来处理。既然武汉病毒感染‘不能够排除人传人’，处理上必须先当做‘人传人’，否则就晚了。这是全世界的医学常识。”
显然，其他城市出现的跨城际感染者与新增的受感染的人的出现，支持了专家对于”人传人”的认同。武汉疫情一夜升级，国家层面的应急准备迅速启动。
“人传人”之间的传播已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中得到证实，这种发展增加了它可以更快，更广泛地传播的可能性，并可能导致区域性流行病。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是限制病毒感染者的流动。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目前尚无针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殊疗法，我们正在对动物进行一些测试，”钟说，“我们预计在农历新年旅行期间受感染的病例数将增加，我们需要防止这种病毒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
他指的是应当迅速建立机制，阻止“传播病毒的感染患者”，尤其是在医务人员中的患者，四处走动。钟认为，现在应该把武汉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武汉要遏制这种疾病的蔓延，原则上要禁止有症状的人离开该城市，以免不受控制的活动。
图为医务人员将患者转移到金银潭医院
这对于30亿人次的流动人口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理论上说，既然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病毒的基因已经知道，因此完全可以查出一个人是否携带病毒。 但是，目前的检测技术有限，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病毒基因检测，也无法应对高铁站、机场的人口流动量。这好比一个互联网的网站，如果点击访问量超过服务器的应对能力，就会导致网站宕机。
如今可以做到的，就是对旅客的体温进行检测，限制有发烧症状的旅客旅行，并在隔离后进一步确定是否有病毒感染。
在肺炎的源头城市，武汉天河机场从1月15日开始，就已经对进入航站楼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查。在武汉高铁站，也开始了对旅客的体温筛查。
广东是目前除武汉之外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地方，已经有14例确诊病例。在深圳宝安机场，从19日开始，也对旅客开始进行体温检查，但仅限于进出深圳的航班。在此之前，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泰国的四个国际机场，也开始对来自武汉的乘客进行体温筛查。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病例在各地的出现，更多的高铁和机场将开始体温检查，而且也不会仅仅是针对来自武汉的乘客。
体温检查是目前可做的最快的筛查，但并不能区分旅客到底是一般的感冒发烧？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这不可避免会给旅行带来不便，哪怕是万分之一的人因为发烧而隔离，从30亿的春运流量人口来推算，就意味会有3万人因此滞留旅途。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但是相比起这个“人传人”的肺炎可能对十几亿人带来的危险，这个代价应该是可以承担的，也不得不承担。
有消息说，武汉将于1月21日开始实行非典时期的甲级防控，除了在机场、铁路公交和高速实施体温检测之外，还要取消一切大型活动，关闭归元寺等公共聚集场所。
因为对于“人传人”的传染病，目标就是不要让它变得流行。限制病毒携带者的流动，减少出现高密度人群出现的情况，都是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为什么民众总会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2003年的SARS相比？
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与导致 “非典”的SARS病毒都是一个家族的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
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直接就把这两种病毒划等号了。“非典”已经过去17年了，但很多人还是生活在“非典”的阴影之中。为了避免“非典”给社会再次带来恐慌，官方一再强调：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SARS病毒。
理论上这确实是对的。这个冠状病毒家族，其实包括了很多种存在于动物、人体中的病毒。在这些众多的病毒之中，只有7种会导致人类的疾病，其中包括“非典”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都可以导致严重的疾病。
有人说，虽然很多冠状病毒都不会让人致病，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的同源性很高，说明它非常危险。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病毒来说，基因的同源性高，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体现了危险性，但是有时候病毒能做到跨物种传染，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突变。这就像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只有量的积累是不够的，关键要看有没有发生质变。
怎样看一个病毒有没有获得质变？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人传人”的传染性、传染性的厉害程度、以及患者出现病症后的严重程度，以及疾病的死亡率。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传人”已经确认，但是从目前的数据上看，传染性和致死率远没有SARS那么严重。
当年的SARS病毒，如果飞机航班上出现了一个患者，就可以很容易把病毒传染给从同一排至前面三排的乘客。而在泰国发现第一个武汉肺炎患者之后，对同机的乘客都进行了检查，都没有发现病症。
从致死率上看，当年公布的全球SARS确认感染人数是8069例，死亡人数774人，死亡率约10%。鉴于后来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发现的非典患者都没有出现死亡，这意味着在国内及香港的患者死亡率要更高。相比之下，武汉肺炎目前有228例，死亡4例，死亡率约2%。
但是，病毒的危险在于其可变性。有专家指出，武汉肺炎的疾病流行轨迹，跟当年的SARS很像，一开始也是一个不太致命的病毒，但是在两个月之后，出现了“超级病毒”，导致了非典的大爆发。
这个说法并非是危言耸听，但是正如病毒具有可变性一样，疾病流行的轨迹也是可以改变的。当年的“非典”并非完全都归为天灾，由于一开始对病情的隐瞒，也就给非典增加了“人祸”的因素。
图为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已经消毒并关闭。
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才需要正视新冠状病毒的“人传人”，也希望在采取积极的筛查、隔离措施以后，能够改变传染病流行的轨迹，尽快控制住武汉肺炎。
而客观地说，即便与17年前有很多不同，至少武汉在第一时间就开始隔离出现肺炎的患者以及亲密接触者。这要归功于在肺炎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就发现患者体内有类似SARS的病毒，意识到了病毒的危险性。而且如今的疾病防控意识，也比17年前有很大进步，更具有科学性。在武汉肺炎出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经完全破解，并与全世界分享，这对病毒感染者的迅速甄别至关重要。
虽然目前不敢说新冠状病毒完全可控，但是有关部门到目前的努力都应该点赞，未来的努力也不晚。
怎样看待一线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事件？医护人员如何自保？
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在早些时候回复《南华早报》的提问时称“医护人员中有任何感染，这是用于确定疾病的传染性（或疾病传染程度）的指标，因为医护人员属于较易感染人群。
14个医护人员被感染，是1月20日突然出现的消息。突然之间爆出这样一个情况，更说明这种传染病不可能还有一个“可控”的标签。
当年在“非典”中倒下的医护人员也不少。根据一份2003年５月１１日的数据，我国内地累计非典病例４９４８例，其中医务人员９３５例，占比为19％。在天津，确诊的非典患者有149例，其中医护人员67人，比例竟高达46％。
如果说医护是抗病的第一线，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中出现那么高感染率，说明了SARS病毒的高传染性，也同时说明了医护人员的防护并不到位。
一篇SARS幸存者的自述文章，特别表述了一个现象：非典在2002年11月就开始出现，但是在2003年4月，北京人民医院里的医生，在问诊发烧患者的时候，仍然都没有戴口罩。
如果有必要的防护措施，当年是否会少一些倒在SARS下的医护人员？作为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救己也等于救人！不但可以给患者提供更多的护理，同时也可以减少把病毒传递给医院里非感染者的机会。
不管是当年的非典和如今的武汉肺炎，都没有特效药，一般的抗生素对于SARS病毒并没有治疗效果，对于已经染病的患者，只能靠激素来缓解肺部的症状，这更加凸显了防护的重要性。
在1月20日的媒体上，流传出不少武汉医护人员穿得严严实实的问诊图片。有人觉得很恐怖。
恰恰相反，大家应该觉得很安全才对。如果医护都没有准备，都不懂得保护自己，怎么可能很好地救治患者？ 希望这14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医护人员，都是因为最开始没有准备，被病毒突然偷袭才中招。也希望如今对病毒严正以待之后，没有更多的医护倒在病毒之下。 虽然不可控，但是千万别失控。希望一切努力，让情况在变得更糟之后，回到可控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