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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肺炎“人传人”:我们能对30亿春运人口流动限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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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洪涛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副教授)

为什么说肺炎疫情更严重了?

根据最新的报道(截至1月20日18时),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的肺炎,疫情已经不再局限于源头武汉了,境内累计报告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境外累计报告病例4例(日本确诊1例,泰国确诊病例2例,韩国确诊病例1例)。目前疫情已在中国扩散,并蔓延至另外3个亚洲国家。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专家钟南山院士公开表示,目前的武汉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钟院士所举出的依据是,广东发生的病例中,有两人没有去过武汉,但去过武汉的家人先染病,再传染给这两个患者。

这其中有珠海一名49岁的女性,父母从武汉坐高铁回来,结果父亲于1月15日到医院就诊,母亲和该女性随后都出现发热等症状,最后一家三口都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不仅如此,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肺炎患者中有14个医务人员,他们应该都是在护理过程中感染的病毒,也就是通过“人传人”获得。

之前,对于病毒“人传人”的能力还不是很确定,所报道的病例还都基本局限于武汉,但是随着病例在其他城市的出现,如果不尽快控制传播,能够“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将给中国甚至国际社会带来公共卫生的灾难。就在中国将再有数天即将迎来农历春节,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旅游季节之际,这一披露显示了政府控制疫情的决心与力量。

假设病毒只是从野生动物传染到人,那只要把销售野生动物的海鲜市场封闭,就可以切断传染源,疾病就“可控”。但如今“人传人”确认之后,意味每个被感染的患者,都可能是一个行走的传染源,“可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目标。

所以,目前的形式是严峻的

图为香港机场监测到达香港的游客体温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它将在1月22日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以确定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应提出哪些建议进行管理。”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公共卫生专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说: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效率如何?”

习近平主席批示:“必须认真对待最近在武汉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

为什么说目前是爆发“人传人”传染病最糟糕的时间? 能否限制春运人流?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春节,而春节前后都是春运的高峰期。据统计,在春运期间,预计有30亿人次需要出行,出行方式包括陆、空、水,其中不管是高铁、飞机、轮船,还是长途大巴,旅客都聚集在密闭的空间里,正好给病毒提供传播的沃土。此外,在春节期间的串门和聚会,也给病毒带来了传播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现病毒有“人传人”的能力,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当然,这其实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怕引起民众恐慌,封闭相关的消息,甚至假装天下太平,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家张玉蛟教授数日前公开呼吁:“控制传染病,在医学上,必须防患于未然。医院里出现血迹,必须先当HIV 阳性来处理。既然武汉病毒感染‘不能够排除人传人’,处理上必须先当做‘人传人’,否则就晚了。这是全世界的医学常识。”

显然,其他城市出现的跨城际感染者与新增的受感染的人的出现,支持了专家对于”人传人”的认同。武汉疫情一夜升级,国家层面的应急准备迅速启动。

“人传人”之间的传播已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中得到证实,这种发展增加了它可以更快,更广泛地传播的可能性,并可能导致区域性流行病。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是限制病毒感染者的流动。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目前尚无针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殊疗法,我们正在对动物进行一些测试,”钟说,“我们预计在农历新年旅行期间受感染的病例数将增加,我们需要防止这种病毒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

他指的是应当迅速建立机制,阻止“传播病毒的感染患者”,尤其是在医务人员中的患者,四处走动。钟认为,现在应该把武汉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武汉要遏制这种疾病的蔓延,原则上要禁止有症状的人离开该城市,以免不受控制的活动。

图为医务人员将患者转移到金银潭医院 

这对于30亿人次的流动人口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理论上说,既然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病毒的基因已经知道,因此完全可以查出一个人是否携带病毒。 但是,目前的检测技术有限,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病毒基因检测,也无法应对高铁站、机场的人口流动量。这好比一个互联网的网站,如果点击访问量超过服务器的应对能力,就会导致网站宕机。

如今可以做到的,就是对旅客的体温进行检测,限制有发烧症状的旅客旅行,并在隔离后进一步确定是否有病毒感染。

在肺炎的源头城市,武汉天河机场从1月15日开始,就已经对进入航站楼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查。在武汉高铁站,也开始了对旅客的体温筛查。

广东是目前除武汉之外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地方,已经有14例确诊病例。在深圳宝安机场,从19日开始,也对旅客开始进行体温检查,但仅限于进出深圳的航班。在此之前,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泰国的四个国际机场,也开始对来自武汉的乘客进行体温筛查。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病例在各地的出现,更多的高铁和机场将开始体温检查,而且也不会仅仅是针对来自武汉的乘客。

体温检查是目前可做的最快的筛查,但并不能区分旅客到底是一般的感冒发烧?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这不可避免会给旅行带来不便,哪怕是万分之一的人因为发烧而隔离,从30亿的春运流量人口来推算,就意味会有3万人因此滞留旅途。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但是相比起这个“人传人”的肺炎可能对十几亿人带来的危险,这个代价应该是可以承担的,也不得不承担。

有消息说,武汉将于1月21日开始实行非典时期的甲级防控,除了在机场、铁路公交和高速实施体温检测之外,还要取消一切大型活动,关闭归元寺等公共聚集场所。

因为对于“人传人”的传染病,目标就是不要让它变得流行。限制病毒携带者的流动,减少出现高密度人群出现的情况,都是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为什么民众总会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2003年的SARS相比?

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与导致 “非典”的SARS病毒都是一个家族的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

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直接就把这两种病毒划等号了。“非典”已经过去17年了,但很多人还是生活在“非典”的阴影之中。为了避免“非典”给社会再次带来恐慌,官方一再强调: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SARS病毒。

理论上这确实是对的。这个冠状病毒家族,其实包括了很多种存在于动物、人体中的病毒。在这些众多的病毒之中,只有7种会导致人类的疾病,其中包括“非典”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都可以导致严重的疾病。

有人说,虽然很多冠状病毒都不会让人致病,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的同源性很高,说明它非常危险。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病毒来说,基因的同源性高,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体现了危险性,但是有时候病毒能做到跨物种传染,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突变。这就像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只有量的积累是不够的,关键要看有没有发生质变。

怎样看一个病毒有没有获得质变?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人传人”的传染性、传染性的厉害程度、以及患者出现病症后的严重程度,以及疾病的死亡率。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传人”已经确认,但是从目前的数据上看,传染性和致死率远没有SARS那么严重。

当年的SARS病毒,如果飞机航班上出现了一个患者,就可以很容易把病毒传染给从同一排至前面三排的乘客。而在泰国发现第一个武汉肺炎患者之后,对同机的乘客都进行了检查,都没有发现病症。

从致死率上看,当年公布的全球SARS确认感染人数是8069例,死亡人数774人,死亡率约10%。鉴于后来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发现的非典患者都没有出现死亡,这意味着在国内及香港的患者死亡率要更高。相比之下,武汉肺炎目前有228例,死亡4例,死亡率约2%

但是,病毒的危险在于其可变性。有专家指出,武汉肺炎的疾病流行轨迹,跟当年的SARS很像,一开始也是一个不太致命的病毒,但是在两个月之后,出现了“超级病毒”,导致了非典的大爆发。

这个说法并非是危言耸听,但是正如病毒具有可变性一样,疾病流行的轨迹也是可以改变的。当年的“非典”并非完全都归为天灾,由于一开始对病情的隐瞒,也就给非典增加了“人祸”的因素。

图为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已经消毒并关闭。

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才需要正视新冠状病毒的“人传人”,也希望在采取积极的筛查、隔离措施以后,能够改变传染病流行的轨迹,尽快控制住武汉肺炎。

而客观地说,即便与17年前有很多不同,至少武汉在第一时间就开始隔离出现肺炎的患者以及亲密接触者。这要归功于在肺炎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就发现患者体内有类似SARS的病毒,意识到了病毒的危险性。而且如今的疾病防控意识,也比17年前有很大进步,更具有科学性。在武汉肺炎出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经完全破解,并与全世界分享,这对病毒感染者的迅速甄别至关重要。

虽然目前不敢说新冠状病毒完全可控,但是有关部门到目前的努力都应该点赞,未来的努力也不晚。

怎样看待一线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事件?医护人员如何自保?

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在早些时候回复《南华早报》的提问时称“医护人员中有任何感染,这是用于确定疾病的传染性(或疾病传染程度)的指标,因为医护人员属于较易感染人群。

14个医护人员被感染,是1月20日突然出现的消息。突然之间爆出这样一个情况,更说明这种传染病不可能还有一个“可控”的标签。

当年在“非典”中倒下的医护人员也不少。根据一份2003年5月11日的数据,我国内地累计非典病例4948例,其中医务人员935例,占比为19%。在天津,确诊的非典患者有149例,其中医护人员67人,比例竟高达46%。

如果说医护是抗病的第一线,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中出现那么高感染率,说明了SARS病毒的高传染性,也同时说明了医护人员的防护并不到位。

一篇SARS幸存者的自述文章,特别表述了一个现象:非典在2002年11月就开始出现,但是在2003年4月,北京人民医院里的医生,在问诊发烧患者的时候,仍然都没有戴口罩。

如果有必要的防护措施,当年是否会少一些倒在SARS下的医护人员?作为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救己也等于救人!不但可以给患者提供更多的护理,同时也可以减少把病毒传递给医院里非感染者的机会。

不管是当年的非典和如今的武汉肺炎,都没有特效药,一般的抗生素对于SARS病毒并没有治疗效果,对于已经染病的患者,只能靠激素来缓解肺部的症状,这更加凸显了防护的重要性。

在1月20日的媒体上,流传出不少武汉医护人员穿得严严实实的问诊图片。有人觉得很恐怖。

恰恰相反,大家应该觉得很安全才对。如果医护都没有准备,都不懂得保护自己,怎么可能很好地救治患者? 希望这14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医护人员,都是因为最开始没有准备,被病毒突然偷袭才中招。也希望如今对病毒严正以待之后,没有更多的医护倒在病毒之下。 虽然不可控,但是千万别失控。希望一切努力,让情况在变得更糟之后,回到可控的轨迹。

责任编辑:王宁 P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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