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重大疫情时，医生的重要性，才会被“真正确认”，成为最可敬的一群人。然而，当“做饭的菜刀”砍向医生时，很多“宏大叙述”就瞬间不再光亮，而是显得有些怪诞。不过，面对武汉的肺炎疫情，“寒心的苦衷”还是要收起。因为，真正的医者，总是“向善而生”。
据悉，1月20日，被砍伤的陶勇医生，已经在康复中。从知情人社交媒体上透露的情况而言，陶勇很虚弱，头发剃光，颅内血肿，头疼手凉。但还是很坚强乐观，并强调“如果以后做不了手术了，他可以去做科学研究”。
坦白讲，这样的话语，可能对我们而言，没什么太多波澜。但是，对于陶勇医生而言，却是极其残忍的。因为，他算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顶级眼科医生之一。具体的个人履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证。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因为，陶勇医生的履历不简单，才觉得“伤医行为”十恶不赦。只是认为，当有“理想情怀”的优秀医者被无辜伤害时，总让人感到愤懑不已。虽然，目前来看，深处疫情舆论中心的是医者。但是，很难保证“伤医事件”，不再发生。
陶勇医生再怎么强大，也会带有伤心的情绪。然而，对于他而言，却只能祝愿“身边的医者”：“保护好自己”。说到底，这是医者最后的心理防线，但却也充满悲悯。陶勇医生肯定会好起来，但是，被伤透的心，却不免隐隐作痛。
然而，一边是受伤的陶勇医生，一边是奋战在疫区的白衣战士。他（她）们都很清楚彼此在做什么，彼此在追寻什么。但是，当“理想主义”和“慈悲情怀”共振时，那些不理解都似乎不那么重要。是的，如果陶勇医生只是把医生看成职业，可能在被砍伤后，就不会说出“退一步”的打算（如果以后做不了手术了，他可以去做科学研究）。毕竟，他深知那意味着什么。
如果，作为旁人都觉得当事者“很惨烈”，那么当事人的“坚强和乐观”，就会化成悲天悯人的泪水。说到底，无论是从功名利禄层面讲，还是从理想主义层面说，陶勇医生的遭遇，都让人感到惋惜。毕竟，他在所属领域的可能性，还很可期。
坦白讲，国内的医者处境，很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大胆的面对现实的残酷和无情，在“徒劳无功”（不被理解）的挣扎中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当然，他（她）们也是幸福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击碎他（她）们所坚持的真理。
“打捞心智”和“救死扶伤”，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精神和肉体从来不可能被剥离，就算“伤医的患者”十恶不赦，他（她）也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因为，所有的不理智，都源于绝望本身。而这背后所涉及的问题，才是最需要被看见的。
当然，回到“如果做不了手术可以做研究”的逻辑里，直观的感受是，陶勇医生在寻找“退路”。可事实上，身为医者都清楚，这是一个对医学有深厚感情者的赤诚独白。直接来讲，就是“我还会燃烧余热，继续为所属医学领域发光发热”。
要知道，一个人进山找神，找了一辈子，最后，才知道山上的神就是他（她）自己。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寻找生命中的神，也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可是，真正找到的人并不多。而世俗意义上的人生，虽然看起来有秩序，可更多的时候，却是焦躁的。
就如砍伤陶勇医生的凶手，他根本性的目的，就不是为解决问题。因为，“砍杀行为”从来都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在解决别人的时候，一同把自己也解决掉。所以，他是愚蠢的，也是可恶的。说到底，利他（她）主义和利己主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两翼，并不是彼此否定的“错号”。
于此，真正的我辈中人，一定是将其平衡得恰到好处的人。是的，正是“我辈中”有钟南山，陶勇这样的优秀医者，才使得普罗大众，在面对绝望时刻，不再那么孤立无助。所以，请多一些理解，尤其在面对重大疫情时和不可控事件时。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纷杂的舆论中，总会有人拿“犯错者”的代价，来消解“奋战者”的付出。是得，有人犯错，难道我们就继续跟着错下去吗？如若那样，我们的处境只会迎来人间地狱。记得，陶勇医生受伤后，他的同事果断接班。
从直接的媒体报道中，觉得医生真是“好说话”。可事实上，这跟“好说话”是两码事儿。因为，不能因为恶人恶行，就让那些排队很久，远道而来的患者（患者家属）失望回家。不得不承认，在更大的善面前，忍辱负重是常态。
所以，无论是面对医生，还是面对疫情，都请多一些“同理心”。陶勇医生的“坚强乐观”，钟南山先生的“逆流而上”，都充满极致的慈悲之心。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胸中有自己，心中有苍生。
一个好的社会，并不是不犯错的社会，而是犯错后，人们能容得下错误，也能扛得起错误。就比如，面对媒介信息，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就如熊培云在《慈悲与玫瑰》中所写：“如果你真想改变自己的国家，希望它朝着宽阔而开放的路上走，就请遵从你内心的是非，从你不再在意那些让你恐惧的事物开始”。
是的，钟南山再度赴前线，肯定不是为世俗的功名在铺路，而陶勇说出那样坚强乐观的话语，肯定也不是出于正确性的表达需要。因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就是在遵从内心的是非。而非因为部分人的错误，就撂挑子，走人。而这些根本性的反思，想必是多数人都需要的。